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1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7: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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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下一节将详细论述。

   《星期评论》同人团体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特殊兴趣的社会主义社群,因而具有某种开放的“柔性的主义”的特征,在1920年夏天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读了不少各种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并没有将这些“信仰化主义”绝对化,也并不认为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柔性的”,依然可以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甚至无政府主义并行不悖,因此,跟着《星期评论》几位大佬近一年的俞秀松到了1920年夏天的时候,还如此困惑地感叹:“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此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应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行。”

   这一切,都随着陈独秀的到来而改变了。1920年3月,这位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因为在北京无法再呆下去,离开北大来到了上海。刚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在激进知识分子那里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后来同为中共发起人的李达就在《觉悟》副刊撰文《陈独秀与新思想》,真情表白:“我们对他应该表示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青年毛泽东更是对陈独秀崇拜得五体投地:“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从事启蒙的思想家从胡适、李大钊到鲁迅、周作人,有社会声望的不下数十位,但陈独秀的风头依然卓冠群伦,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陈独秀虽然学理不深,但他有超众的敏锐,擅长把握知识大众的心理取向和最新的时代脉络。一般的启蒙者只会写理性的文字,但陈独秀的文章如同晚清的梁任公,“笔锋常带情感”,极具激情与感染力,而且比梁启超更为自信而独断,说一不二,他的语言风格不是说理式的,而是宣喻式的,如同一位传教士的布道,很能俘获一般青年大众的心灵。其二,陈独秀不仅是一般的宣传家,而且像阳明学的志人那样,有“致良知”的道德勇气,愿意为自己的“主义”而献身。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烈士般的宗教精神,囚禁在北京看守所的日子里,他无书可读,手边只有一本圣经,按照胡适的说法,“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正是陈独秀传教士般的思想魅力和烈士般的实践人格,使得他在五四时期成为众星拱月的人物、当仁不让的领袖。

   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之时,已经决定不再研究学问,专心从事社会运动,他怀着浪漫社会主义的理想,先是参与工读互助团的事业,失败以后与施存统一样,试图寻找“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与方案。在五四期间,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无论是接受社会主义,还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都比李大钊和戴季陶要晚,陈公博说“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和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这话当是事实。在到上海之前,在陈独秀的言论中很难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踪迹,可以推断,到了1920年春天,正是他与《星期评论》同仁、特别是李汉俊、戴季陶这两位理论功底深厚知识分子的接近,让他迅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不过,即使是《星期评论》的同仁,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是他们感兴趣的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未必将它作为唯一的“信仰化主义”,陈独秀暂时也是如此,这从1920年5月《新青年》杂志与《星期评论》周刊同步刊出“劳动节纪念号”文章中可以看出,对劳工问题的关心、对资本家阶级的批判,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范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多在学理层面,试图以此弥补三民主义的理论不足,因而马克思主义在戴季陶看来只是一种“柔性化主义”,但陈独秀就不同了,他说过:“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他澄清了有人对自己的误会,以为只做事,不谈主义和制度,错了,“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不定方向的话,只是一味努力,是要触礁的。陈独秀是辛亥年间革命党人出身,比较起戴季陶的文人性格,他具有鲜明的党人性格,对理论的所有兴趣,不在于学理本身,而是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指导功能,因而,他要寻找的,就不是什么“柔性化主义”,而是一种唯一正确的“刚性化主义”,而他本人,又具有强烈的宗教感和传教士性格。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当中,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最符合他内心期待的。

   让陈独秀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除了戴季陶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是1920年4月来到上海的维经斯基,这位俄共的特派员来到中国,负有两个重要使命,一是传播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帮助中国知识分子建立共产党和反帝的党派联盟。通过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先找到了陈独秀,然后又通过陈独秀结识了《星期评论》的同仁。在这一外在因素推动下,上海的前述三群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星期评论》杂志停刊前后一段时间,即1920年的春天,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作为一个系列性的座谈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显然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在5—6月期间,在性质上属于探讨和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术团体,参与者包括陈独秀、《星期评论》诸位同仁、《觉悟》副刊主编邵力子和《学灯》副刊主编张东荪。这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因为他们虽然怀有不同动机、但对马克思主义都有强烈的学理兴趣,具有某种“态度的同一性”。

   这种“态度的同一性”,在成立早几个月的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里也是如此。这个研究会由对马克思主义最早有兴趣的李大钊发起,主要从事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探讨和向工人宣讲,成员中多是北大学生,有跟随李大钊的后来的共产党人,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等,思想成分比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更杂乱。

   德里克在《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调和主义”的特征:“1920年以前盛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似乎混乱不定,这不仅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了解造成的,也是一种调和主义的表现,即试图缩小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的差别,并由此使马克思主义‘人性化’,使它更接近于‘五四’激进文化的准则。”

   为什么到了五四之后,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拥而入的背景下,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会独独青睐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比较起其他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不仅有一整套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这些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架构,而且还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形而下的具体政治学说,它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思维,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思辨性,同时又以隐匿的方式复制了基督教的末世论、弥赛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思辨的、反思性的哲学,也同时是具有启示传统的世俗化宗教信仰。这种无政府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乃至三民主义所远远不具备的整全性优势,使得参加研究会的各路知识分子从自己的精神需求出发,各取所需,走到了一起,迷上了马克思主义。但不少参与者未必全盘接受,这也是研究会从聚集到迅速分裂的重要原因。而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有后来的共产党人,他们所需要的正是一个能够“根本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整全性“主义”,这个“主义”不仅是值得信仰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毋庸怀疑的。

   施存统后来到日本留学,阅读了各种社会主义文献,最后决定皈依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发现其他“主义”只有高妙的理想,缺乏实现理想的方法和手段,但马克思主义既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迷人魅力,又有非常现实的奋斗途径,他在《觉悟》副刊上发表《为主义信主义》一文,公开宣布:“被主义征服,屈服于主义,这绝不是有丝毫可耻的事。只有主义是值得跪下的。”李大钊是五四知识分子中最早欣赏马克思主义的,他之所以敬佩马克思,乃是发现在众多社会主义理论当中,唯独马克思主义最为完整,“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从过去、现代到将来,这三部分理论,完整严密,“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解释人类发展的历史唯物论、揭示现实生产关系秘密的资本论和通向理想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整全性架构将李大钊等一批有理论素养和体系追求的知识分子,皈依为新信仰的忠实信徒。

   这批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知识分子,聚会了几次以后,立即发生了分歧。分歧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从形而上的唯物史观到现实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是仅仅接受马克思的形而上部分?第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可以与其他“主义”兼容的“柔性化主义”,还是认同它为唯一正确的“刚性化主义”?第三,是否要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学术性研究团体转型为共产主义政治团体?

   维经斯基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但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据周佛海回忆,有一次在新青年社聚会,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等人说:“中国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认定一个“主义”,组建一个政党,这个提议正对上陈独秀的心思。但在研究会里面,还有一批与陈独秀迥然不同的知识分子戴季陶、张东荪、沈仲九等,于是他们就分道扬镳,先后离开了研究会。

   戴季陶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最好,但他只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资本学说,对阶级斗争学说始终有所保留,而对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不满,杨子华本来想去俄国留学,李汉俊介绍她去学俄文,但戴季陶却劝她去德国,显然,戴季陶可以部分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但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刚性化主义”是决然不认同的,他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有感情,如果二者可以兼容,戴季陶愿意参与,但如今二者要选其一,他只有退出,虽然感情上有点痛苦,还为此哭了一场。

   比较起戴季陶,张东荪更是一个书生。他对各种社会主义都有浓厚的学理兴趣,主张一种“浑朴的社会主义”,只确定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致方向,不能也不必认同哪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他欣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但也仅此而已,原来以为研究会只是从学理上研讨马克思主义,听到陈独秀他们要组织俄式的共产党,立即表示反对,因为在他看来,“马氏之集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实有不同”,而“俄国所行之无产者专制大背于马氏之说”。当时研究会的许多年轻人不太分得清楚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更分不清楚俄式布什尔维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但张东荪是敏锐的,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他欣赏的国家社会主义不同,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他拒绝的。在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张东荪所欣赏的,是英国式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组织松散,个人具有绝对的自由,不要说俄国,连德国社会民主党稍微强调一点组织纪律的,也为张东荪所不喜,因此他退出中共的筹备是不奇怪的。

第三位退出的人物是沈仲九。这是一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在浙江一师风潮中对施存统、俞秀松这些学生有过巨大的影响。俞秀松在日记中记载,沈师的“满是安那其主义味道的《我底人生观》,不知唤醒多少梦人,就是我得益于这篇文章也不小”。虽然他也加入了《星期评论》同仁圈,也参与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对马克思的兴趣,始终停留在与无政府主义重合的乌托邦理想层面。他之所以退出了中共的组党活动,一个是因为卷入了三角恋,与沈玄庐共同爱上了同仁圈里的绍兴女师教员丁宝林,作为失败者,一怒之下便离开了上海。自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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