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清:北魏慧生行记诸种相关文献考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 次 更新时间:2020-10-25 22: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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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清  
沙畹指出“上文显有脱误”;读及“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他认为“《行纪》于此处颇欠联络,后此尤盛”,“余意以为所记檀特山事,应位之于共乾陀罗王问答之后,记述佛沙伏城之前”;读及“至佛沙伏城”,他亦认为“宋云《行纪》所记檀特山之故事, 至此又重言之,故吾人以《行纪》编次错乱,檀特山之记述应紧接于佛沙伏城之前也”;读及“复西行一日渡一深水,三百余步”,他再次指出《行纪》之文“迷离不明”;读及“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他认为“此后《洛阳伽蓝记》所记雀离浮图之文,颇有窜乱”。9之所以造成这种认识, 除了客观的原因,亦有文例层面的因素。事实上, 沙畹针对原书《道荣传》首例之后的文本判断, 显然有待商榷。依据冯承钧译注本标点, 沙畹认为“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以后所有内容, 均属杨衒之节录《道荣传》七种内容而成, 不免失之武断。

   针对沙畹之说,周祖谟不以为然。在读至“王城西南五百里, 有善持山”时, 周氏指出:“沙畹以为此记编次错乱, 檀特山之记述应位于记述佛沙伏城之前。今细绎斯记, 前后文次缜密有序, 实未紊乱。盖宋云惠生居乌场国久, 檀特山亦适在乌场之西南, 若当其居乌场国之时, 往至檀特山, 尔后始入健驮逻国, 未为不可, 则依其游迹所及之先后而述之, 亦未为误。且惠生时,乌场国与健驮逻国之疆域,与玄奘入竺时是否相同,犹未可知。岂可一概而论?与其谓编次有错乱,勿宁谓其记叙稍欠详明耳。”4与沙畹不同,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显然把《洛阳伽蓝记》卷5分为正文和子注,书中《道荣传》属于别陈异说,并非正文内容,而是作为“子注”间或存于文本之中。其依据是:“《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西域志》云:‘西域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云云,文字与《伽蓝记》相同。所引均为本文,而不引《道荣传》云云,是其确证”,至于“吴若准等均未留意及此,乃以宋云求法一节全为注文,大误。”4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对此持同一观点。除《道荣传》七种内容, 周氏还认为杨著“赤岭者, 不生草木……”“案于阗国境,东西不过三千余里”“按嚈国去京师二万余里”“此塔初成, 用真珠为罗网覆于其上……”“衒之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4等五处均为注文。与沙畹《笺注》相比, 周氏《校释》更为慎重。

   事实上,关于《洛阳伽蓝记》卷5之文例及其基本认识,历代学者还存有不同看法。这里,前述周祖谟曾指出清人吴若准撰《洛阳伽蓝记集证》等著作,乃以宋云求法一节全为注文,即为明证。今人杨勇亦踵武前贤,仅把“闻义里有燉煌人宋云宅, 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至正光三年二月,始还天阙”21两节作为正文,其余均视之为注文。针对《洛阳伽蓝记》卷5记叙繁富的雀离浮图, 杨勇认为,“此篇大抵依惠生《行记》《道荣传》及宋云《家记》以成文,章节蔓衍,句法不谨,其为注文无疑。唯间中施以按语,易起误解。其实此正衒之行文之惯例,亦是注疏文体所必尔”,这种文例随处可见,原书“卷一永宁寺永安三年下之‘衒之曰’,卷二明悬尼寺之‘衒之按’,卷四宣忠寺条‘杨衒之云’,此皆注中施以旁语者。此外,卷一末幅建春门内条‘衒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云云,则是文中施以旁语子注,此皆所谓‘并载’之笔,详末幅衒之按语”。21这种观点貌似合理, 其实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究和商榷。

   综上,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虽为夹叙夹注之文本形态, 但究竟何者为正文, 何者为注文, 历来看法并无一致。与原书文例相关, 关于《慧生行传》等三种材料在《洛阳伽蓝记》卷5中的地位, 当代学者亦莫衷一是, 由此形成了两种基本立场:其一, 倾向于以《宋云家记》为主体。前述杨著综合叙述慧生、宋云等取经事迹, 往往被后世学者引作宋云行记, 其根本原因不外乎此。余太山亦强调:“《洛阳伽蓝记》卷五有关宋云等西使的文字主要依据《宋云家纪》”17, 而又含有《道荣传》等其他内容。其二, 倾向于以《慧生行传》为主体。日人长泽和俊根据《魏书·西域志》的书写顺序, 得见志中所言“慧生所经诸国”, 似乎是对以下朱居国、谒槃陁国、钵和国、波知国、赊弥国、乌苌国等国家的说明, 遂而判断“下文估计乃是依据《慧生行记》所写”22。长泽继而得出:“杨衒之显然认为他们二人完全是沿同一条路线入竺的, 因而在惠生简略的记载中凡是有遗漏宋云记录之处, 杨衒之便尽可能将其补入。”22杨勇《校笺》亦指出:“大体此篇以惠生《行记》为主, 其不足处, 则以《道荣传》、宋云《家记》以补之。故其行文如尔, 读者勿以为疑也。”21又曰:“此篇实以惠生《行记》为主要材料, 然其书事多不尽录, 乃依《道荣传》、宋云《家记》并载之, 以备缺文。故篇中有关《道荣传》云云, 实是并载之笔, 非注中之注。”21吴晶亦认为, 《惠生行纪》虽然简略, 却“因其对经行路线和山川地理的框架性叙述, 具备一个完整的结构, 故为杨衒之、李延寿所重视”, 乃至“选为《洛阳伽蓝记》第五卷的底本”, “‘惠生行纪’比‘宋云行纪’更适合作为《宋云惠生行纪》的简称”。23至于《洛阳伽蓝记》卷5乃融汇《慧生行传》等三种材料而成, 则可谓学界不刊之论, 这里笔者不再赘述。

   通过细读文本, 继而分析各家之说, 笔者以为:其一, 《洛阳伽蓝记》卷5确以合本子注、夹叙夹注为基本形态, 其中以叙为主, 以注为补。其二, 卷中《慧生行传》实为主体。毕竟, 杨著首云“神龟元年十一月冬, 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接着简述从京师到于阗的经行路线,后云“惠生初发京师之日, 皇太后勑付五色百尺幡千口, 锦香袋五百枚, 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罗, 所有佛事处, 悉皆流布, 至此顿尽。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 拟奉尸毗王塔”,末云“惠生在乌场国二年, 西胡风俗, 大同小异, 不能具录。至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4, 可谓首尾照应, 秩序井然,《慧生行传》明显构成了《洛阳伽蓝记》综合叙述慧生、宋云行记的骨架。其三,卷中《宋云行记》应为辅助。嚈国王“见大魏使人, 再拜跪受诏书”以及会场描述;乌场国王“见宋云云大魏使来, 膜拜受诏书”以及主客交流;宋云诣军并通诏书, 乾陀罗国王“凶慢无礼, 坐受诏书”4以及主客辩驳等;明显是特记作为外交使者的宋云事迹, 其行文风格虽明显异于卷首诸节, 但是难以扰乱《慧生行传》的主体地位。抑又, 卷中乌场国“宋云于是与惠生出城外, 寻如来教迹”, “宋云惠生见彼比丘戒行精苦, 观其风范, 特加恭敬。遂舍奴婢二人, 以供洒扫”,“宋云与惠生割舍行资,于山顶造浮图一所, 刻石隶书, 铭魏功德”, 卷中乾陀罗城东南“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 永充洒扫。惠生遂减割行资, 妙简良匠, 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 及释迦四塔变”4, 以及针对两地诸多佛迹的追述和描写, 可证《慧生行传》与《宋云家记》曾一度叙及相同内容, 两种相关文献足以互为参证。其四, 卷中《道荣传》应为补证。从行文方式看,《道荣传》七处别陈异说, 明显起着补充《慧生行传》和《宋云家记》作用, 故周祖谟视为子注, 可谓毋庸置疑。相较而言,《慧生行传》侧重于对经行路线和山川地理的框架性叙述,同时兼及风物和佛迹,《宋云家记》侧重于追述外交活动, 同时兼及礼仪、风物以及佛迹,《道荣传》侧重于描述佛迹, 其书写细致入微。而针对上述材料,《洛阳伽蓝记》卷5并非仅节录而已,而是以《慧生行传》为基本结构和文本基础, 抑又在行文过程中, 适当存录《宋云家记》和《道荣传》相关内容, 并且呈现出了某种拼补的痕迹。这里,节录与拼补并存, 其可能性表现为以节录为主, 拼补为辅。因为《慧生行传》等三种文献的叙述视角和行文侧重点不同, 特别是撰者在陈述某种具体事物时详略有别, 难以均衡划一, 加之杨氏惯用合本子注、夹叙夹注, 遂使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读如百衲僧衣, 难尽人意。

   三、《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之文献依据

   与《慧生行传》直接相关,《大正藏》(No.2086) 史传部收录有《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一卷, 不题撰者, 亦未见校文, 其它佛教藏经均未收该书。据其记载:“魏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大后遣崇立寺比邱惠生与敦煌人宋云,向西域取经,凡得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发京师”,途径赤岭、吐谷浑国、鄯善城、且末城、末城、捍城、于阗国、朱驹波国、渴盤陀国、葱岭山、钵孟城、毒龙池、钵和国、嚈国、波斯国、赊弥国、乌场国、乾陀罗国、新头大河、佛沙伏城、乾陀罗城、那迦逻国等国家、城池以及地理疆域,“凡在乌场国二年, 至正光二年还阙”。24书中粗略记录惠生行程及其佛教见闻,旁及域外地理、民族、交通、风俗等,文字简易可读,条理清晰,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而值得一提的是,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有七处使用这种《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以校补原书卷五所载宋云慧生一行西域巡礼取经之事。问题是,除周祖谟以外,其他学者罕有提及《大正藏》收录之《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那么,此书的文献依据, 此书与《慧生行传》存在着何种关系, 此书在晋唐佛教行传中的学术意义等问题, 就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考察。

   无独有偶, 清人魏源《海国图志》卷29在介绍西南洋五印度沿革之际, 同样附载有《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比对内容, 该材料与《大正藏》收录同名之书几乎完全相同, 除末尾处《大正藏》本所记更为简略以外, 其它多处仅有文字上的细微差异, 二者可视为同源文献。据笔者考察, 《大正藏》“曾蒙已故高楠顺次郎博士及渡边海旭博士两位都监之精心规划, 自大正十一年 (1922) 至昭和九年 (1934) 间, 前后费时十三年余岁月之研究, 其间又承小野玄妙博士之献身相助, 历经万难, 克服障碍而告成”25。《海国图志》乃“道光二十有二载 (1842) , 岁在壬寅嘉平月, 内阁中书邵阳魏源叙于扬州”, “原刻六十卷, 道光二十七载 (1847) 刻于扬州, 咸丰二年 (1852) 重补成一百卷, 刊于高邮州”26, 其刊刻时间远早于《大正藏》。故笔者以为, 《海国图志》《大正藏》存录同名《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缘于《大正藏》抄录《海国图志》并稍作改动。相关证据及其分析如下:

   其一,《海国图志》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相继完成了“五十卷本, 六十卷本, 最后定稿为一百卷本”, 使得“这部煌煌大作成为道咸年代内容最为丰富, 影响最为广泛的域外舆地之作”27, 堪称为“中国看世界第一书”。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海国图志》被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多次带往日本, 虽曾被保守的德川幕府视为禁书, 但有识之士纷纷进行翻译、训解、评论以及刊印。据不完全统计, “仅仅在1854年至1856年的三年间, 日本刊印《海国图志》的各种选本已经有二十余种之多”28。尔后, 该书成为“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 甚至被私塾用作教材, 乃至形成了日本的《海国图志》热潮, 在思想启蒙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 产生了巨大的时代影响。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日本汉学家对《海国图志》可谓耳熟能详, 高楠等学者将附入其中的《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收入《大正藏》之中, 可谓合情合理。

其二,《大正新修大藏经再版序言》云:“大藏经之圆满告成, 不仅汇集所有刊行于世之经典, 更以创新的学术组织及搜集众多新发掘之资料, 融合而编成”25, 这里所谓新发掘资料, 亦即那些不见于前代藏经的文献。相关佛教行传类著作, 譬如新罗僧人慧超撰《往五天竺国传》, “原藏敦煌石室, 1905年为伯希和夺去。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编号为伯3532”, 此后日本学者研究日益增多,“高楠顺次郎最初把慧超书收入《游方传丛书》,继后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及《大正新修大藏经》中, 高楠氏也为此书作过笺注”29, 今检读《大正藏》(No.2089),该书存见于《游方记抄》。又如, 日本僧人圆仁曾撰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后有养鸬彻定、三上参次等人先后在京都东寺观智院发现该书古抄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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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宗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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