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云:具题与折奏之间: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 次 更新时间:2020-10-19 08: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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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云  
其中包括要求各省将军、副都统、提、镇题报巡查起程与回营日期二案“改题为咨”。 (4) 永琅等人针对题奏乱象的纠改可以说是乾隆朝简化公文流程的最后努力, 而改奏为咨的措施也意味着在当时的官员眼中, 奏折不再只是帝王与臣子之间的私人通信, 在很多场合已成为了公文的一种。

   乾隆皇帝只在永琅的折子批上“依议”二字, 未作其他表示。显然乾隆是认同永琅等人的意见。不过, 朱批奏折的同时, 乾隆皇帝也发布谕旨, 强调“朕之意不可不明白宣示”, 亟亟为自己辩护;表明他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君主, 从政五十九年半, 每份章奏无不亲自详阅, 因而没有理由在最后半年因为贪图安逸而排斥批阅奏折;大臣们将具奏之件改为题咨不是为了迎合, 而是地方督抚误解了创立奏折制的用意, 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改题为奏。这份谕旨的开头提供了几个重要讯息:

   留京王大臣会同六部议将各省题奏事件画一办理一折, 应依议, 但朕之意不可不明白宣示。各省寻常事宜, 从前原止系照例题报。近自一二十年以来, 各省督抚每将例应具题之件改为奏折, 以便一月之中发折数次, 见其办事认真。该督抚既已奏到, 朕无不逐加批答, 遂至踵习成风, 徒滋烦渎。今经王大臣等议归简要, 恐外间无识之徒, 疑朕批阅惮烦, 大臣等因而迎合, 以向来具奏之件, 大半改为咨题。不知国家创立奏折, 原为关系民瘼, 并一切紧要事宜而设。至于王大臣现改题咨各款, 皆系无关紧要之件。 (1)

   这段一百多字的文字可以让我们理解改题为奏现象在乾隆朝的发展状况。第一, 地方督抚改题为奏的行为是在乾隆朝的最后二十年中急剧增加。上文提到, 乾隆十九年, 乾隆皇帝同意山西巡抚恒文以机密为由将军需报销由具题改为折奏。姑且不论这是否为乾隆朝的首件改题为奏案件, 至少我们可以说, 督抚们改题为奏的动作在乾隆朝已进行了四十年之久。这个现象反映出在政事沟通上督抚有以奏折取代题本的趋势, 毕竟前者可以直达御前, 直接与最高统治者沟通, 不像后者尚需经通政司送进内阁, 由大学士票拟。

   其次, 乾隆皇帝认为各省督抚改题为奏的动机, 是为了能在一月之中, 多发几次折子, 以“见其办事认真”。换言之, 督抚是为了求表现, 而纷纷改题为奏。而乾隆皇帝非但不曾申饬, 竟然来者不拒, 也就一一批阅, “遂至踵习成风, 徒滋烦渎”。这无疑承认了他的配合批奏造就了这样的风气, 虽然他应该并无此意。

   第三, 乾隆皇帝表示当年创立奏折的目的“原为关系民瘼, 并一切紧要事宜而设”。虽然乾隆皇帝无意以奏折取代题本, 仍然维持循例具题的体制, 但他对奏折的公文角色认定已不同于康熙与雍正皇帝。奏折的作用不再限于其与官员间的个人通讯, 而是关系民瘼与一切重要事件的通报。其实在故宫107601件乾隆朝奏折中, 仅有二件分别朱批“照例具题可也”与“按例具题可也”, (2) 康雍前朝的“具题来”或“具题奏请”等批示已不可见, 也不见雍正皇帝“应具题的事件不应具折上奏”的批示。显然, 乾隆皇帝对题本与奏折的分际已不再像其父祖那般坚持。

   就以上三点看来, 虽然地方督抚是这波改题为奏“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但是乾隆皇帝的“配合”批奏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晚年, 乾隆已不像其父祖那样强调题奏的分际, 因而不在意永琅等以改奏为咨纠正督抚的改题为奏、滥行奏折的问题, 只在意新颁改奏为咨与随案咨部的规定是否有损他勤政兢业的形象。对乾隆皇帝而言, 改题为奏所损及的不是体制的破坏, 而只是“徒滋烦渎”。这应该也是他之所以认同永琅等“以归简要”处理方式的原因。换言之, 此时的乾隆皇帝关注的是, 地方督抚采取改题为奏在公文处理上是否有简化流程, 也就是加速办理的必要, 而非此举是否破坏了题奏有别的体制。这个重大转变成为日后处理改题为奏问题的基调。康熙皇帝创立奏折的初衷已为人所淡忘, 雍正皇帝的坚持已无人在意, 奏折只是与题本并行的另一种公文书。

   与乾隆皇帝一样, 嘉庆异常重视刑事案件审理的时效性。他不仅未排斥地方督抚将命盗案件改题为奏的作法, 对一些情罪重大者尚且批交刑部速议, 五日内覆奏。 (3) 嘉庆皇帝甚至曾三次针对人命案件检讨前朝办法, 主动要求改题为奏。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嘉庆皇帝有鉴于山西省襄陵县民妇高吕氏谋死亲姑高贾氏逆伦重案, 拖延近一年始具题请旨拟将高吕氏凌迟处死, 谕令各省日后类似逆伦重案均应改题为奏, 即使人犯应给产限, 亦当在产后一个月后, “即行奏明按律办理, 毋得照寻常案件依限具题, 辗转迁延, 致滋迟缓”, 而刑部等衙门也应当改题奏办。嘉庆皇帝认为, 若不如此, 将“使逆伦重犯, 久稽显戮”。 (1)

   嘉庆十三年闰五月十七日, 嘉庆皇帝见刑部议覆四川杜芝洪杀死傅长明、傅泰漧父子二命一案与江西巫辰俚杀死巫管氏、巫短崽母子二命一案, 俱问拟斩枭。他认为杜芝洪、巫辰俚二案, 不过因为钱债与奸情, 就杀人父子、母子二命, 其凶恶情节, 与寻常杀死一家非死罪二命者不同;一概具题, 未免无所区别。他更指出杜案系前一年十一月之事, 巫案更是前一年九月之事, 经过刑部题覆, 再行知各该省, 其间公文往返几近一年, 假若人犯在监病故, “转得幸逃显戮, 殊非情法之平”, 因此谕令:

   嗣后有似此杀死一家亲属二命, 而情节较重, 例应斩枭者, 俱应改题为奏。其非亲属二命者, 仍可照旧具题。着刑部将杀死一家二命之案, 分析亲疏轻重、斗殴谋故情节, 以何项应题, 何项应奏, 妥议章程具奏。再降谕旨。 (2)

   杀死一家二命案再度成为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很明显, 他考虑的重点是, 命案情节是否凶恶重大与对凶犯行刑是否因此而受到拖延。

   三天后, 嘉庆皇帝因为湖北省民人李自高图财谋杀姑母石李氏一案, 同样着眼于凶杀情节与行刑是否延宕二因素, 再度谕令以后类似卑幼谋杀尊长重情, 例应斩枭者, 外省应改题为奏, 并将此案一并纳入杀死一家二命之案应题应奏的章程中讨论。嘉庆皇帝指出, 李自高谋杀姑母石李氏, 虽然只是一命, 与杀死一家亲属二命者不同, 但李犯与石李氏系服属尊长关系, 只因图窃柜内钱物, 就乘石李氏熟睡, 将其揢死, 情节甚重。如今一概具题, 未免无所区别。况且该案发生于上年十二月, 经刑部题覆后再行知地方, 往返需时, 该犯可能在监病毙, “转得幸逃显戮, 于情法殊未允协”。 (3)

   嘉庆皇帝虽然基于时效考虑, 不排斥地方督抚专折具奏命盗案件, 并三次主动谕令各省将若干形态的命案改题为奏, 但当他看到各省督抚专折具奏地方命盗案件的情形愈见增多, 而有些其实照例应入题本之案, 督抚也改题为奏时, 担心刑部可能迫于五日覆奏的时限, 对于个案“不能详悉覆核”, 一旦有所疏率, 不免“流弊滋甚, 殊非慎重民命之道”, 于是在嘉庆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谕令刑部:

   将命盗各案详晰区分, 定为何者应题, 何者应奏, 酌拟条款, 奏准后行知各督抚永远遵行。如定例后, 督抚仍有任意迟速, 题奏混淆者, 即着该部查参, 以昭画一。 (4)

   同年七月三日, 他批准了刑部所议的应专折具奏的十六条款, 并要求各督抚于折尾声明该案系援照某条例得专折陈奏;刑部查核与原定条款相符, 即行议覆;否则, 参奏驳回, 仍令照例具题。 (5) 与前朝不同的是, 嘉庆皇帝这次要求订立违例查参的规定。嘉庆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刑部奏请将违例改题为奏之总督先福交部议处。 (6) 这位先福可能是首位因违例改题为奏被议处的总督。

   除了命、盗案, 嘉庆皇帝也要求吏、兵二部检讨督抚在人事案上的改题为奏。嘉庆十三年闰五月二十三日, 也就是谕令刑部就杀死一家二命妥议应题应奏章程后不久, 嘉庆皇帝见到长龄奏请以候补参将国尔明安委署中卫协副将印务一折, 颇不以为然, 认为“尽可循例具题, 何必专折具奏”。他进一步指出, 地方督抚每每在藩臬两司奏请陛见获准后, 将奏准入觐缘由具题上呈, 却将委署印务具折奏闻, 甚至委署州县各缺时也有附折陈奏者, 殊属无谓。他也像乾隆皇帝一样强调, 披览章奏, 从不厌繁多, “但事有缓急, 自当权其轻重。所有委署文武各缺, 如何分别应奏、应题之处, 着吏兵二部详悉核议具奏”。 (1)

   嘉庆二十年, 改题为奏的项目中又增添了一项。这次无关命盗案, 也与机密无涉, 只是为了疏解刑部壅滞的本章。清代题本用印, 奏折不用印。这样的文书形制并未因为改题为奏的实施而改变。由于奏折不用印, 每年十二月至次年一月的封印期内当题本不能进呈时, 奏折仍可呈进。为解决刑部公文积压, 而封印在即的困境, 十二月十九日, 嘉庆皇帝谕令准许刑部本章改题为奏。但强调:“此不过暂时权宜。不可为例。”为了避免各衙门因为开了改题为奏的大门, 相率效尤, 将来积压之件愈多, 要求“刑部将逾限本章逐一查明, 将各该司员职名咨交吏部, 概行议处”。 (2)

   为了讲求时效, 嘉庆皇帝不仅要求将逆伦、杀死一家亲属二命与卑幼杀死尊长等案改题为奏, 而且同意刑部本章改题为奏, 以消化积压的公文, 虽然强调只是一时权宜、不可引以为例。不过, 这样的暂时权宜案例在以后各朝愈见增加, 规模也愈见扩大。

  

   四、道咸同三朝的改题为奏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 嘉庆朝以后的统治者未就题本与奏折之间的关系表达看法, 亦未见针对某类文案主动要求或检讨改题为奏的案例。道、咸、同三朝所见, 大多是个别案例的奏请与批驳。比较特别的是, 中央部院官员亦加入了呈请改题为奏的行列。

   道光八年 (1828) 八月十七日, 礼部尚书署热河都统松筠为每年报销热河河工、水道等银两事, 奏请改题为奏。他指出, 热河每年挑挖旱河与开通水道等工程所需工料银两, 向例在热河道库生息银项下支给, 但由直隶总督题明册结, 咨报工部核销。道光二年至六年挑挖旱河等工, 以及元年至五年开通水道用过银两数目已由直隶总督造册具题报工部核销, 但因工部未曾核覆, 碍于“不能越次题销”, 以致稽延多年, 未能核销。而现今口外钱谷等件既归其核办, 故奏请准予将先前未能核销部分统报工部核销, 免其具题;同时道光七年岁修旱河等工与六年开通水道动支银两也一并报部办理, 且“嗣后每年报销此项工料银两, 即由都统专折具奏册结, 咨部核销, 庶免稽延, 而归简易”。 (3) 松筠此举一方面以改题为奏的方式清理旧案, 另一方面又以咨部核销的方法简化未来核销的公文流程。道光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请。 (4) 可能以为可以援例办理, 十天后, 即八月二十七日, 松筠将道光七年承德、滦平两处宫仓收放米石数目以及用过人夫席片等项银两造具清册, 具折呈请敕部核销。 (5) 三十日, 道光皇帝批示, “该部议奏”。两个月后, 户部同意核销, 但指出:

   至此项银两向由直隶总督按年具题。现在口外钱粮既归热河都统核办, 自应由该都统照例题销。该署都统松筠专折具奏, 与例未符。嗣后凡遇该处应题应奏事件, 该署都统务当遵照一定章程办理, 以免两歧而符体制。 (6)

同样是核销银钱案件, 前案因为工部未能及时核覆, 稽延核销时程, 道光皇帝直接批准了松筠的奏请。而后案因为户部先前均能按时核覆, 没有稽延, 道光皇帝于是批示户部议奏。户部未受前案之影响, 要求松筠应当遵照章程办理。道光皇帝对两案的不同处置, 充分显示时效因素是统治者处理应题应奏事项的主要考虑。而户部的回应也表现出中央部院在处理公事上维护应题应奏章程规定的心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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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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