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两个大循环的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9 次 更新时间:2020-10-18 00: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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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但控制权仍然是跨国公司的,并且允许国际资本收购兼并本土企业,导致中国大类产业中近三分之二被跨国公司控制。当然也有人说,中国赚了很多外汇,外汇储备最高时能到4万亿美元左右,但要知道,其中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不是你的,是外资尤其是美国为主的这些产业投资的外汇占款,1万多亿美元的产业资本是人家的,随时是可以抽走(现在特朗普所提出的政策就是要这些在中国落地的产业资本回到美国去)。剩下的,还有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1万多亿美元,主要是美国国债,人家说不给你,你就拿不回来,真正能够中国自己能用于贸易的外汇储备所剩不多,只有三分之一不到。所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3万亿到4万亿美元,大体上是这三个“三分之一”。

   大家都知道,美国暴发疫情后“甩锅”给中国,想要免除对中国的国债偿还义务,不仅如此,美国认为这1万多亿美债还不够,要让中国赔偿5万亿!当然,特朗普动员美国企业回流;但,美国企业基本上落地生根了,百分之七八十不愿意回去。所以,这一条他没实现得了。那有没有可能,把中国在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惩罚性没收?这恐怕不是说说而已吧?

   所以,这个“双输”,首先是我们虽然靠破坏环境和生态的数量型增长赚到了外汇,但未必能真正使用这笔财富,同时受海外需求波动造成大量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性失衡;而美国,因为实体产业移到中国来,造成产业空心化和大量失业,激化为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撕裂,政府必须持续借债,以发国债的方式来维持这些失业人群的基本生存和社会高福利,这对美国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现象,因此也并非“赢”。

   所以我们说不要急于跟着某些人做判断,因此我是把多种说法都放在这儿供大家参考,请你们自己多看看再去做判断,并根据你们认为比较合理的理论形成分析。

   在新世纪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双方本来是战略合作关系,我印象里当年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早年的军事将领、参联会主席)曾经说过,美中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怎么没过多少年就变了呢?

   当然,这首先是因为美国自己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2007年的次贷危机直接引爆了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这使美国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国际大循环”对美国来说也会造成“内伤”,所以奥巴马竞选时动员民众的口号就是:WE CAN MAKE CHANGE(我们可以改变)。如何改变?那就要重新吸纳实体经济回归美国。

   从80年代开始,我多次去美国,至少去了十几次了。在很多美国学校都有合作伙伴,我们当时就指出美国的这种全面金融化和去产业化的虚拟经济模式对美国是不利的,它难以形成政府税源,会导致美国的财政债务依赖越来越严重。这个债务是雷,早晚要爆的,所以美国自己有“债务钟”。美国的领导人并不是傻子,大都是高素质,人家奥巴马是哈佛毕业。所以,自然就发现“我必须改变”。但是,当他要改变的时候,2008年就遭遇到华尔街金融海啸,他改不了——美国经济由金融资本主导,所谓的“服务业”占比高达80%以上,那当然得优先支撑占GDP比重最高的这部分,所以尽管想要改变,但是他推出超级量化宽松、大量增发的美元货币,最终还是便宜了那些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集团。这些金融资本集团还是按照原来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运作规律,把大量资本投向了石油和粮食期货市场、原材料市场等等,就造成了2008年以来一系列世界范围的通胀危机及其派生的动乱现象,极大地打击了世界经济,逐步演化成后来的全球化危机。这是全球化自身最终要走向解体的内部矛盾。

   可能这么说,大家觉得太概括了。我们稍微多加点解释:

   举个例子,大量救市投资进了这些跨国公司,会投到哪里?投向石油就是选择之一。原来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只有38美元一桶,结果大量资本涌入,就把石油价格炒到140多美元一桶,翻了三四倍。石油价格过高就导致大量投资又开始涌入到生物能源领域,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食物尚且不能保证安全的条件下,接受跨国公司投资转向生物质能源生产,大量种植可以产生替代化石能源的甘蔗、玉米或者棕榈之类的,大量的农地的种植结构就发生变化,甚至造成了很多雨林的破坏。就像巴西,把这个雨林资源破坏了来种这些可提取生物质能源的农作物;还有印度尼西亚,也出现类似的情况。那这些国家,就因为这个种植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出现粮荒和相当多的饥饿人口。

   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的这种向世界转嫁矛盾、转嫁危机、不顾一般民众死活的做法,当然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加剧和恶性循环——人口贫困和饥饿就没有购买力,总需求水平就恢复不了,产能就愈加过剩,经济就更难以走出低谷。到美国2013年提出要结束量化宽松之后,那些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国的经济应声快速下滑,过去被叫做金砖五国的大部分(除了中国一国尚且维持增长之外)其他的四个国家GDP都掉下去了。于是,国际市场购买力进一步萎缩;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生产过剩的国家,世界范围内的市场需求不振,庞大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就更严重了。中国2014年政策上讨论“去产能”、“调结构”,我们的进口的铁矿石、铜矿石、能源和原材料等,也就大幅度减少,于是矿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家就进入严重萧条。

   所以我们说,这个由金融资本主导的所谓“国际大循环”,其实有一系列的这种操作(甚至可以叫做“神操作”),客观结果是害了自身害他人。这个演进过程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要把每一个经验步骤都想透了才能对其做评价。

  

   8、中国和美国在“去全球化”逆流中的不同做法

   好了,那这个“国际大循环”走到今天,居于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终于不想干了,它想要把自己重新变成制造业大国。尽管这个梦不符合西方的国际秩序,美国未必能够实现得了,但它总之会创造条件去努力。那我们也得理解其似乎非理性的做法。

   美国还有没有优势?美国、日本都相继制定了引导产业回流本国的优惠政策。如果你去看美国,实际上除了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之外,其他的各项要素成本,都并不一定比中国高到哪儿去。比如,美国税收就比中国要优惠,土地价格也便宜得多,技术在成本上也有优势,所以要想让实体经济重新建立起来,未必完全不可能。在多个要素的比较上,美国只有劳动力要素没有比较优势,而其资金价格的优势却尤为突出——想想,它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向全球增发货币。

   今天我做这场所谓“国际大循环”的讨论,应该重在把经验过程讲清楚。还有点时间,那我们抓紧再来说一下中国这个“国内大循环”有没有条件搞的起来。

   先得说清,过去中国有过不靠国际大循环的客观经验,也有过被人家封锁、制裁的经验,刚才讲到的60年代被苏联封锁、90年代被美国主导的西方单方面封锁等等。只要我们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中的负面经验,那我们今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应对策略应该是有一定实现条件的。这一点,应该点到为止。我在刚才介绍90年代的时候已经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有哪些负面的经验。

   再进一步看积极因素,中国自1998年来转向“逆周期”以来,实际上依靠投资拉动已经形成了千万亿级最大规模的设施资产,这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只不过没有做制度性激活,而大量地表现为沉淀资产和沉没成本。人民币尽管是个独立主权货币,但过去在“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下,超过百分之七八十的货币是以外汇为依据、大量地靠着外汇储备来“对冲增发”的,也因此客观上导致了人民币的货币主权属性明显弱化。

   那,我们怎么能够激活设施资产?怎么把人民币重新锚定回到国家资源主权可控的范围内,这就是国内大循环是否能够真正成立的最关键因素。假如,我们能够把金融工具嵌套,把国内资本市场手段用活,让它来激活我们长期形成的沉淀资产,把那些设施性的沉没成本激活,那我们很可能就有构筑“国内大循环”的基本条件了。

   最后,当我们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时候,不是说不要“国际大循环”或者主动退出“国际大循环”。先不要去用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比如是否要“闭关锁国”之类没有任何依据的说辞去“带节奏”、“往沟里引”。我们希望各界的朋友们,咱们客观点,别跟着那些“带节奏”的说法跑——当今世界,没有谁还能闭关锁国,没有谁还能走回到原来的那个体系之中去,我们只能在当前这个复杂的体系之中,尽量地把客观情况条分缕析地搞清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然后才能走出一条最适合自身国情的自主发展的道路。而已罢了。

   因此要请大家回归到客观实际。先从经验层次上来做归纳分析,然后再看怎么办。

   在政策层面,必须要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性,特别是财政和金融这两种必须配合使用的宏观调控手段,不要互相争,把两个手配套起来打“组合拳”,我们就有可能走出一条真正意义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之路。关于这一部分,我以前的讲座中,已经做了比较完整的阐述,今天就不再讲了。

   今天的讲座就说到这儿,下面如果大家还有些什么要讨论的,你们可以提出问题。

   好,谢谢大家!主持人我说完了。

  

   互动环节

   提问一:

   国内大循环内需消费如何拉动。最近的数据显示,国内生产和需求已经基本恢复了,但是消费并没有完全恢复。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的危机,大部分的民众消费能力还是被挤压。请问温老师,我们应该如何在国内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

   温铁军:

   谢谢你的问题。大家都说经济增长靠三驾马车——消费为主同时还有外需和投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从1998年中国就是投资拉动为主的,投资拉动当然是因为消费上不去。但那还是一般说法。

   客观上,因为投资拉动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带来了大量外资进入,形成了相当长时期的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舆论界一般说法就是“现在民营经济或者中小企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等等。但其实应该想想,在生产过剩这个宏观危机条件下,任何实体经济,从总量上说,能赚钱吗?生产过剩啊,大多数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动。中小企业在生产过剩的压力之下,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但不管是国营还是私有,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只要遭遇到生产过剩,企业出现不景气就是普遍现象。只不过中小企业抗风险抗打击能力更差,显得似乎是制度上有哪些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往往这样讨论问题的人,不会愿意说我们21世纪整个经济处于3次生产过剩压力下,而热衷于抛开这个宏观背景单纯谈所有制问题等等,其实不是很负责任的研究态度,因为研究中缺少必要的影响因素,不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总之,世界任何体制下,每当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时候,实体经济都受直接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受影响,而这个现象在中国发生过不止一次了,不是只有这一次啊。

   也因此,完全指望着依靠消费拉动增长,也不是很客观。

   我刚才已经提到,从东亚金融风暴促使98年宏观调控转向积极财政国债投资到现在,已经有22年的大规模投资形成了数以千万亿计的设施性资产,如果把它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结合,将会带动山水田林湖草、带动大量新的生产力要素进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中,会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和增长空间。

   所以,与其按照过去老的那个“三驾马车”的思路——那是西方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归纳的规律,不如我们先把教科书理论放在一边,看看现实到底存在着哪些可供我们施策的领域和办法,我们才有正确的经济决策。对企业家来说尤其如此,切不可简单地跟着这些“带节奏”的说法走。只有不跟着走、考虑到现实经济结构所存在的内涵性矛盾,那企业决策才有可能有效地规避风险进入到有开发潜力的领域。

   好了,我的回答就是这样。谢谢你的问题。

   提问二:

   前两天针对十四五的经济会议中,提到要大力发展大城市,是不是意味着国家战略转向了,从之前的城镇化转向了大城市,这种逆转的利弊想请问老师分析一下。

   温铁军:

   是这样,我觉得大家看到的这个会议报道所反映的,只是到会学者的个人意见。我并没有看到在领导层有任何战略性的调整动作。

   还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谈过:世界上有城镇化这个发展趋势,但也有逆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假如我们的城镇化是以乡村衰败为代价,那我看就要转向逆城镇化;但是他接着说,“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自从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乡村振兴这个国家发展战略以后,在中央领导的有关谈话中几乎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发展大城市化这样的说法。所以还是不要对个别学者的建议太在意,他的发言总之是代表着此类学者的理论倾向。尤其希望他们没有什么利益背景,只是客观地在讨论问题。希望各位听友们不用对这些说法太过重视,那总之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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