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两个大循环的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3 次 更新时间:2020-10-18 00: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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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当年胡耀邦同志对此大为赞赏,说:“没想到农村改革一?头刨了个大金娃娃”。

   很快,乡镇企业对中国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度就接近50%,并且带动了80年代9600万农民的非农就业;到了90年代,带动的非农就业人数就达到了1亿2000万,那个时候我们有7亿多农民,能有1亿多农民通过乡镇企业在非农领域就业,这是多么大就业量!与此同时,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连续多年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甚至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都在抱怨“搞导弹的还不如那些卖茶叶蛋的”。

   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因乡镇企业的发展在短期内新增了大量消费品供给。那些对海外“适销对路”的消费品换来了大量外汇,中国逐渐开始有了贸易盈余。从贸易赤字转变为贸易盈余,才有了80年代提出的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客观条件。于是乎,就在1987年前后,当乡镇企业有了长足发展的时候,有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加入国际大循环,并且主张既然乡镇企业很多都是“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那就应该以乡镇企业为主来先进入国际大循环。

   这个主张的背后体现了另外一层矛盾,是什么呢?当时全国大概接近80万个左右生产大队,如果都发展乡镇企业,一旦乡镇企业作为主体进入国际大循环,那得需要多少资金、多少原材料、多少能源呢?而这些要素的供给都是高度紧张的,为了不让乡镇企业跟城市企业争原材料、争市场、争能源、争资金,那么就必须鼓励这些企业用海外市场解决要素供给问题。所以,本来不宜采取的“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外向型经济在此时就得到了鼓励,进而在8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出现了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出现了加入国际大循环这样的提法和做法。

   以上介绍,表明我们一直的主张:要多关注客观的演变过程,而不要上来就说“对错好坏”。

  

   6、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的曲折过程

   在加入国际大循环初期的1970年代,我们就面临着国内的原材料、能源和资金供给的高度紧张。因此,从80年代中期大量引进海外生产线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开始,中国外债压力增加、物价指数不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学者提出“价格-财政-税收联动”和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等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时老同志们在做最后拍板决策的时候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所以主张“小步快走”。有领导同志当时就提出,不要一步到位地全面推开,而是分步试验。总设计师决策以“价格闯关”来作为突破口。当然,由于中央决策高度透明,所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要准备推进“价格闯关”的改革试验,这就等于向全民宣布要涨价了……如此一来,市场就有点乱了,因为那时大多数能够掌握原材物料和国家平价资金的基本上属于“官办”公司,当然内部消息官二代们早就掌握了,于是马上就开始囤积商品。这一囤积,市场立刻紧张起来,供需不平衡导致价格飞涨,老百姓一看,价格涨表明钱要“毛”了,赶快到银行去提款、到市场上去抢购,那时候连白米、白面、白布都被老百姓抢购,加剧了物价上涨,所以“价格闯关”的1988年就出现了物价指数增幅达到18.6左右。

   这次“价格闯关”失败使中国没有遭遇前苏联请美国人指导“顶层设计”激进市场化导致的解体;但诱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化解?

   当时负责经济工作方面的国务院领导人就赶紧做决策,为了防止群众挤兑,就大幅度提高银行存款利率,让老百姓把钱留在银行。但提高了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却不能同步调整,因为企业受不了过高的贷款利率,如果资金成本一下子上去企业是要垮的,所以就压着贷款利率不提,那就导致存贷差过高,还催生了“资金掮客”,谁能够有本事从银行把官方的平价资金贷出来,谁就能坐地生财。当时有学者计算过银行的平价资金和社会上的通胀率之间的价差,这个对应着一年几千亿规模的资金“利得”,于是腐败对官员及其家属的吸引动力就更足了……接着1989年政府不得不提高贷款利率,因为银行亏损就会加剧财政赤字。然而,提高贷款利率,企业就承受不了过高的资金成本,大量企业生产停滞,很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随之,发生了反官倒为名、汇集各种各样的复杂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就是1980年代末期先通货膨胀、后生产停滞演化成的复杂社会矛盾,是由胀而滞的“胀滞”危机。

   所以我们看到,当中国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时,恰恰先是遭遇到了国内的一次典型的通货膨胀和由于物价紊乱、官倒成风,和资金使用成本上涨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并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社会危机和政治风波,然后就是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大规模推进“硬脱钩”和对中国的所谓“制裁”,停掉西方对中国当时工业化高涨时期的所有投资,就像1960年苏联撤走,这次是西方撤走、外部资本归零。

   上次苏联撤走外资引起了中国长达10年左右的、跌宕起伏的危机过程,这次美国带领西方制裁中国也开启了贯穿整个90年代的另一个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

   据此可知:尽管我们1987年就提出要加入国际大循环,但两年后人家封锁了、硬脱钩了,怎么加入?

   于是从1989年下半年就开始进入大萧条,1992开了十四大,还是难以走出萧条。

   我们有些人愿意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去理解,就把它变成了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不改革的问题。只要这套“对错好坏”的价值判断出来了,就使人们难以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过程……

   于是,1993-94年危机再度爆发,出现财政恶性赤字和外汇不足这样的严重危机,本来80年代已经开始有贸易盈余了,结果到1993-94年我们的外债还本付息的额度大大高于外汇储备。同时,银行资本金也已经被财政赤字吃光了。所以,中国在宣布进入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同时发生了典型的财政、金融、外汇三个宏观指标的严重赤字,这就是宏观经济危机。

   对此,1994年政府一方面加强宏观紧缩型的顺周期调节,一方面推动深化改革。

   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像1960年以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方式,比如推动“两参一改三结合”,而是顺周期地推动“国有企业关停并转”、职工实行“下岗分流”和“减员增效”。

   这套符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所谓顺周期的宏观紧缩政策演化到1996-97年,经济进一步到了更为严重的萧条、银行不良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危困状态时,东亚金融风暴发生了。

   尽管中国强调我们有强烈意愿加入国际市场、要入关(1994年以前中国要求加入GATT)入世等等,但是东亚金融风暴导致外需大幅度陡然下降,意味着正在转向加入全球市场过程中,突然遭遇到严重的市场打击,更何况这时我们还没有处理完要破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债务,也还没有处理完已经下岗了的、嗷嗷待哺的职工“再就业”,所以雪上加霜。

   幸亏,1998年发生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改变,当时分管外贸的领导人直接给一把手报告情况,说外贸不能再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了,请中央抓紧采取措施,要么靠扩大内需,要么搞投资拉动。显然,扩大内需不可能,因为那时农民负担很重、工人下岗分流、干部发不出工资,各方面都没有内需扩张的可能!于是,只能依靠投资拉动。主要领导就批示给当时即将就任的经济工作负责人,要他组织力量加快研究、拿出办法。

   应急的做法就是先把各部委的干部组织起来,抓紧出台投资拉动的措施。到1998年经济工作负责人一就任,就把此前的顺周期陡然改为“逆周期”,直接要求各个部长们大干快上,把经济搞上去,由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搞大规模基本建设。

   当时财经高官和地方大员们就提出了几纵几横的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天然林保护工程、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等。尽管,从此中国依靠以投资拉动增长的数量型增长方式和制度路径依赖就慢慢形成,但这一系列的大规模投资项目,无论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利于区域再平衡和维护生态平衡的。例如“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等,对中国来说,都极大地推动了内陆各地基础设施条件的大范围改善和产业软硬件条件的优化升级。

   从1998年中国开始投资拉动增长到2001年基本建设全面铺开的时候,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就像我说资本主义国家不打第三次大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产业资本外移了;那同理,中国真正有条件加入所谓的“全球化”、融入国际大循环的时机,就发生在了世纪之交。

   首先,大家都知道1999年欧元问世,成为可以和美元金融资本集团的竞争对手,所以,就在西方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阶段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时候,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是成为金融资本阶段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并且,美元集团是金融资本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欧元集团是次要方面。

   其次应该知道,这时的中国还不在主要矛盾框架内,无法参与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竞争,而主要是因为接受西方产业资本转移、弥补美欧产能不足,恰好满足了加入的国际大循环的条件,也由此出现了双方之间所谓的战略性互补关系——美欧进入金融资本阶段,靠金融资本的国际循环来获利。实际上,中国加入美欧主导的国际循环遵从其金融秩序——出口产品弥补西方产能不足的同时换回美元、欧元、日元,再把这个换回来的货币投资到它们的国债市场上去,帮人家完成金融资本的所谓“大循环”,让美欧日完成依靠金融资本牟利的资本运作。同期,中国也就不自觉地融入和被吸纳到了美欧主导的全球化国际大循环之中了。

   所以,我们才说这不是中国如何主动,而是外部世界格局变化——1999年欧元问世后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美国和欧洲恰恰与尚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中国差一个层次,因此,西方对中国是降维覆盖、而中国对其则是升维补充,这是中国在2001年相对而言不那么太多磕绊(当然也有磕磕绊绊)地加入了WTO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是主导国家的双重危机。在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同时,2001年美国爆发了华尔街金融中心被摧毁的“9·11事件”,美国政治家转过头去打阿富汗,紧接着又祸不单行爆发了新经济泡沫崩溃的大危机。因此,美国的产业资本大量涌向基础设施条件最好、劳动力价格最便宜、但是素质最高的中国。

   由此可见,就在西方产业大转移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转换的时候,中国恰恰作为要素价格低谷、同时也是基础设施最好的产业资本目的地迅速地接收了相对低端的产业转移并扩大了产能,进而迅速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成为了产业门类最齐全、产能最高,但资源环境问题也最突出的全球头号工业大国。

  

   7、金融资本主导国际大循环的"双输"格局

   就在这个阶段,中国客观上成为美国维护金融霸主地位和金融资本增殖构成难以取代的角色,而且确实客观上“彼此需要”,于是美国就提出了G2(Chinamerica中美共治),意思就是不用再去关注G20,也不用再去考虑G7,有中美共治就能支撑它的金融资本国际大循环。我们那时候每年大量出口,几千亿美元的外汇顺差又投回到美国去,使美国一手增发货币、一手增发国债的模式能够完美地运转,就帮它完成了这个大循环。由此,客观上才达成我们从80年代后期就提出国际大循环。

   对此,我们没有对错好坏的评价,只说中国这个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基本上算是完成。

中国加入WTO当年我对此做了个分析:其实对双方来说,既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格局,也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格局。为什么说是“双输”呢?“双赢”我们刚才说了,中国帮美国补足的国际大循环,接受西方产业转移、贡献廉价工业品出口,有一段时期为了实现在地化的生产,我们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国外产业转移进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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