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两个大循环的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9 次 更新时间:2020-10-18 00: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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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客观演化过程。希望大家把背景了解清楚了之后,如仍然认为这是谁对谁错造成的,那尽可以保持你的意见,我绝无参与争论的必要,所说的这些,只是补充一点情况供大家了解而已。

  

   5、中国开放和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动因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注意啊,当时西方正开始对外产业转移,中国因为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了军事冲突,美国人就认为“重新夺回中国”的时机到了,于是就有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有尼克松到中国来会见毛主席的这些安排,这同时又使得西方设想可以把中国纳入西方体制之下,尼克松放松了对中国的封锁和控制,除了“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所规定的那些和军事有关的技术不能向中国转让之外,其他的一般民用技术,民用产品就可以放开中国进口了。

   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所谓中国融入西方、纳入国际大循环的起点。

   所谓的对外开放,也不是后来常说的1978年才推出的,如果从历史来看,其实清末就有,如果说完全开放,民国就是完全开放。那如果说对世界某一部分开放,从1950年开始就对苏联和对东欧国家开放。而到了70年代以后,特别是尼克松1972年访华给毛泽东送个大礼——解除对华封锁禁运,从这时候中国对西方开放的主要是双方之间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

   那我们当时引进的是中国这种偏重少轻的工业结构必须、但却造不出的产品和国内需要的设备、生产线等。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

   比如我们从巴西引进了一条德国的桑塔纳生产线,是因为当年德国在70年代初期把桑塔纳生产线相对还算比较新就转移到了巴西,而中国引进的是人家巴西的二手设备,到了中国上海变成主打产品,那个时候谁能够有辆桑塔纳,真是挺风光的。当然现在淘汰了,但是你们想想经历了这样两道转移之后德国的产业资本的获利水平会有多高。还有那时候引进黑白电视机的生产线,人家很快就换代彩色电视了,于是乎我们70年代引进黑白电视机还没怎么大批生产,我记得好像70年代末期的时候,谁家有个黑白电视机,尽管那时候信号不好经常出现雪花那种影像,大家也高兴。但很快就升级到彩电了,于是还得引进多少条彩电的生产线。接着大量引进洗衣机、电冰箱等这些中国过去没有的家电生产线。因为我们在轻工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产品上是很差的,就不得不去海外引进完整的生产线来补充国内的生产不足。

   我们从70年代开始大量引进,西方也恰是在70年代对外转移低端产业。

   我们那时候引进国外设备技术,还是按自己的生产结构确定,哪些缺就补足哪项,所以这时候还不能说完全对外开放,也不能说是整体纳入了国际大循环,仍然是以国内的制造业所形成的结构为主体,部分的引入西方设备技术来做补充的;有一些完全没有生产能力的,才引进整个生产线来形成国内的更为完整的产业结构,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

   所以,中国从原来1950年代纳入苏东体系的大循环,紧接着在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进入被美国和苏联都封锁的、自主的、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这种生产体系,然后再进入部分地引入西方的设备和技术来完善产业结构,进而加入全球化、融入了美国主导国际大循环。这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客观历史过程。大家应该多少对此有所了解。

   那中国如何逐步发展并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呢?是遵循谁主观设计的理论体系吗?

   其实,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已经和周恩来联手制定“四三方案”,引入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技术改造中国过去偏重工业少轻工业、重军用少民用的工业结构。但达到部分地跟国际接轨的这个客观过程比较曲折。

   一方面,在苏联中断投资并撤走技术人员时,面对整个苏联建制的军事重工业体系,我们几乎没有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够运作,那个时候该怎么办?60年代就首先提出了“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工人走上管理岗位”,这就是后来被总结成的“鞍钢宪法”。鞍钢十里钢城“以钢立市”,整个鞍山市几乎都是由鞍山钢铁的生产和后勤配套单位组成的。这么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苏联的厂长撤了,总工程师撤了,技术工人也都撤了,那我们怎么管呢?难道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工厂就彻底歇菜了吗?于是就出现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应对方案。“两参”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就是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个做法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鞍钢宪法”。“宪法”是什么意思?就是工业基本大法,就是依靠“两参一改三结合”来完成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工厂的管理,这是中国在60年代的重要制度创新。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发动群众、以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系形成之后,当70年代中后期再度引进西方的成套技术设备和管理运作体系时,当年根据“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来维持工业运转的体系就不再高效了,我们过去那些没有接触过西方设备和技术、只接触过原来苏联那套体系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需要有再适应的过程。

   我印象里早年有一个案例,是说武汉钢铁花了6年时间(1972年-1978年)从西德和日本引进整套冷轧设备用于生产高端钢材,比如生产轿车时,需要用冷轧板把钢材轧到一定长度才能上冲床,去把它冲成轿车的外壳和底盘。当时这套西方设备叫做“一米七轧机工程”。但是,这个设备进来后,安装在我们的工厂里就是达不到投产标准,只是差那么几毫米。我记得当时报纸上就讨论,为什么我们就差那么点儿?后来还请了德国的一个厂长来加强管理,严格按照操作标准。最后,德国的洋厂长跟我们一线的干部职工队伍不合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摩擦,比如管理上是不是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做、技术上是不是严格的按照技术流程来做,等等。这些都和过去发动群众的管理方式有很大差别,不是改个一天两天、找本教科书来给干部做个培训就能实现的。因为过去应对苏联撤资问题形成了一套制度体系,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却要重新形成一个应对新矛盾的制度体系,所以尽管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早在7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是能够真正使用好这些设备和技术,并且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还尚需时日,需要相当长的磨合过程。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知道了在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生产能力之前,这套引进西方设备技术带来了很多矛盾,甚至造成巨大成本。

   于是,我们从1973年开始制定的“四三”方案甫一执行,还没有形成生产能力,先是大量外汇用出去了,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盈利能力就得增加负债(以“一米七轧机工程”为例,1972年引进费用是6亿美元,而后来为了达到产能设计标准而不得不配套的技术革新,截止1985年6月就达1021项,其中21项为重大攻关项目)。而内外负债在我们当时的财政体制之下就是赤字,当时国家是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任何企事业单位都是在国家财政上立项走帐。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1974年的累计财政赤字突破100亿,这可是个大数。因为当年的财政总规模才783亿,这就变成大事。

   当时毛泽东曾经说过把邓小平请回来,因为他会搞经营管理,请他来加强管理,也许我们这个赤字能少一点。但是邓小平回来以后,他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结构体系,那也是矛盾重重,虽然他提出治理整顿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是跟各个地方、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还是很严峻,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些后来用政治话语解读历史的说法比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二起二落”等等。对此,我们没有任何评价,只说这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接着,赤字危机没有化解,反而总赤字继续增加。毛泽东1976年去世,继任的华国锋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主导了82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八二方案”),比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差不多翻番。那当然,外债就更严重了,所转化成的财政压力也更严重了。仅1978年,就签订了78亿美元的合同,因此外债形成的财政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仍然很小,外债的偿债压力非常大。因此,靠财政支出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就相对较弱,各种各样的矛盾就又暴露出来了。

   在我们刚开始要融入所谓国际市场、要引进大量的西方设备和技术时,首先出现的是两套生产技术体系和管理制度转换所导致的制度成本问题、外债和赤字压力,这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用对错好坏判断,我们只说它是个复杂调整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还外债就得赚外汇。但是,引进的设备技术都是人家淘汰换代的,你不可能拿着造出的这些东西去出口,只能用于国内市场。什么东西能换外汇?当时外汇的80%以上来源于农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材料的产品出口。

   我当年一个战友回北京以后分在外贸公司,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承担的任务压力有多大,就是尽可能地多用这些农产品和农村的手工艺品出口换汇,比如说挑花刺绣、丝绸茶叶等等,都是换汇的主力商品。于是,当时在79年外债压力之下,就倒逼出了“双轨制”,对农村相对放开。

   为什么后来农村搞大包干?很多人都说是因为谁怎么“解放思想”了,其实也不全是。事实上,是债务压力倒逼出口创汇,农村创汇就得先把农村多业态的工副业放开,那就得搞“双轨制”,凡是属于能创汇的就可以发展社队企业(1984年以后改称乡镇企业),可以自主外汇留存,可以原材料和产品都走市场,不必按照国家计划来。于是就出现了城市企业属于计划“一轨”和农村企业走市场“一轨”。当然,后来有很多不了解政策制定过程的学者争“双轨制”的发明权,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对那个年代的客观发展过程有所了解,就没有争的必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央当时提出的“双轨制”政策,就是放开让农村去创汇,那也就出现了原材料和产品的价格等,国家不再用计划的方式控制。这使得农村社队企业就有了发展的条件,政府就把农村过去计划条件下控制集体经济大量占有农业剩余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这套制度体系渐次弱化了,所以,也就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当时还是很谨慎的,政策上只是允许有一部分边远地区、贫困山区可以包产到组,个别的可以尝试包干到户。但是,“中央指示开一个针尖大的口,老百姓那就吹开碗大的风”,于是乎,还债压力下的双轨制在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后,就逐渐变成了农村放开搞活。农村一放开,可还得了?大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能工巧匠、各种各样的藏龙卧虎的技术人才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出来,进入到了工业和副业的兼业发展过程中,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于是,乡村的工业化就变成了当时很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更何况它能创汇,替国家分了忧、解了难,那就允许它有特殊的发展条件,所以短期内得到了很大发展机会。

   再比如说,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我印象里当年我们研究室领导就跟人民银行谈判,要求人民银行每年定向地给乡镇企业几千亿贷款额度,在几千亿范围内,允许以国家对城市企业的平价利息而不是高息得到计划内的贷款指标,专门来发展乡镇企业;我们还跟税务局谈判,要求的是乡镇企业实行包税制,因为它高度分散,很多都是户营经济,所以征税成本太高,干脆实行包税制(核定一个营业额,按最低税率1%到3%征收),什么目的呢?无外乎是初期要搞资本积累少交点税,鼓励它发展。所以,跟各个部门的谈判都创造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条件,更何况乡镇企业在地化发展,低成本地使用本村劳动力和资源,进入资本积累的速度极快,很快就占了半壁江山。

比如,村里搞一个缝纫厂,那就大队部把门打开,各家把缝纫机都搬过来,这些半大的女孩儿们就过来踩缝纫机,一个乡镇缝纫厂就办成了;或者,那些土壤适合烧砖的村就办砖厂,挖自己本村的土,外边再拨点计划内的煤炭指标,这个砖场就办起来了,烧好的砖既可以外销也可以村里自己用来盖房子、改善居住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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