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茜:明代江南家族的转型之路探析——以香湖丁氏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0 次 更新时间:2020-10-16 1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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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茜  
名乾,是个早产儿,其母怀孕仅七个月便分娩。因此丁乾一直身体羸弱,但身为独子,且叔伯均不济的情况下,不得不一人肩负起家业。成年后的丁乾常常需要一大早召集家中仆人,安排一日的生产生活,然后只身划一小舟,行二十余里水路,从沉香湖至县城,亲身应付县中的种种徭役,至日落后才能回到家中,还需再检查询问早晨安排给诸仆的事务是否已尽数完成。除了在本地承役,丁乾还担任着粮长的职务。同时,嘉善所处的江南地区,有明一代一直有“白粮”民运入京的重役,丁乾必须定期前往北京和其他交税之地,输送一区之税粮。31

   正是在这一时期,丁氏家谱资料中频繁出现苦于徭役的信息。明初设置的赋役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逐渐变形,赋役沉重、签派不均成为基层社会中的一大弊病。如丁氏曾承担的粮长职役,在正德朝之后,随着官绅优免的扩大、民户的逃亡,作为税粮征收基础的里甲制逐渐解体,田赋征解愈加困难,大量的亏欠都责纳到粮长头上,这时的粮长唯赔累不迭,再也没有宣德之前的威权。32

   松江人何良俊就亲身体会到了赋役环境的变化。他的父亲在明代前期曾担任粮长达五十年之久。那时“公税八月中皆完”,粮长可归家平坐,既没有逋负之累,也无其他差役侵扰,而百姓被签派的劳役也不多,能够安心务农生产。但正德、嘉靖以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同时,作为赋役编派基础的里甲制度渐趋崩溃,若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原本每甲十户,现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复三四人朋一里长”,承役基数减少,导致“公家逋负日积,岁以万计”,而“差役沓至,征租索钱之吏,日夕在门”。33

   这一切的变化,对于庶民大地主来说,是沉重的打击。江南地区普遍出现“大户轮役既频,加以他故,其家鲜有不亡”的景象。34成化、正德年间的丁氏家族,距离丁长如的出仕已过去了四代人,早已无所庇护。

   丁乾有四子,长子名衮,生于正德五年,是丁宾的父亲。其余三子要么无嗣,要么两代之后绝嗣。丁乾早逝,家中人丁零落,丁衮接续父亲,仍然担任着收粮解粮的重役,压力与日俱增,疲劳不堪。35此时,县城城池建设的任务又签派下来。嘉善设县后,一直没有筑起完整的城池。嘉靖年间,江南倭乱频发,为守卫百姓,嘉善在地方大员的主持下开始修建完整的城池。修筑工程浩大,从嘉靖三十三年(1554)十月持续到第二年的三月,建有城墙、城壕、水门、陆门、月城、望楼、墩台、窝铺等等。所耗费用部分出自公帑,剩余超过三分之一的花费“照丁田派征诸民以助役”。36丁衮则被征以最繁重的修筑水门之役。

   赋役的重担外,生存环境的竞争也日渐严峻。各类欺压和纠纷不断发生,所幸丁衮性情严峻、强硬,极有性格,“生平喜赴义,一饭之恩不敢置之,然亦不能忘睚眦”,有一股敢作敢为、不畏强权的豪气。丁乾在世时,同邑中便有闾左豪户与丁氏为难。丁衮当家之后,这些人试图再次发难:

   谋起狱窘公,所讼牒后先且三十六纸。公挺身出而直之,诸少公者咸服,而一族子独嚣,以公故腴田九百亩为赝券,浅直投余姚之贵人某。贵人来行田,公长揖曰:贵人故贵耳,不能加桑梓,即某欲事贵人,不敢以先人之粥为贽。贵人无以应,曰与之邑庭质之。公请摄诸佃户与族子对,呼曰某某。其族子不能识也。取券而验其迹,族子迹也,乃以其田归。37

   豪户们首先试图发起官司诉讼,将丁衮送进监狱,被丁衮抵御住了。然而仍有一位族人不甘心,指摘丁衮目前所拥有的九百亩肥沃土地的凭证为假,并拉来余姚县一位有权势的贵人为奥援,欲抢夺这九百亩良田。丁衮态度坚决,不肯白白送出大面积田产。当庭对质中,丁宾招来租种土地的佃户,最终揭露了族人所设的骗局。纠纷平息后,丁衮将这九百亩土地分给弟弟们,嘱咐他们:“善有之,毋以饱他人腹也。”

   又一次,有人试探丁衮,想将自己应担的徭役转嫁到丁衮身上,丁衮道:“役吾役,为义;代他人役,为不义。且某非贵人家马牛也。”秉直守分的丁衮言辞凿凿,丝毫不让,那人只好作罢。38

   其实,丁衮早年的经济状况一度不太好,夫妻二人备尝劬苦。丁衮苦心经营多年,才有了好转。39除了经营土地外,丁衮可能还投身了商业。他对金钱的态度显示了一个经商之人的思维:“钱者,泉也,宜流通,硁硁吝守,为造物所忌。”40这种多重经营的生活方式,在明中叶的江南三角洲普遍存在。滨岛敦俊广泛考察过江南乡村家族的生产模式后发现,在三角洲土地开发加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乡间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一方面将土地出租给佃农以收租,或者亲自役使奴仆直接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会在农闲时间从事客商或坐商类的营利活动。41

   综观来看,丁氏自始祖五三公起,到明代中叶,每一代的子嗣都不算兴旺,最多不超过四子,并且常有早夭或绝嗣的情况。因此,从实际的传承来看,呈现出接近每代单传的样态,避免了一代代析爨时的诸子均分,减轻了家业的稀释,有利于财富的持续积累。但是,几代人的累积,依然逃避不掉明代中叶庶民富户普遍面临的“家苦徭役”的宿命。丁宾的祖父丁乾和父亲丁衮,都疲于应对。丁衮将九百亩田产分给弟弟们的行为,除了显示问心无愧和无私之外,用减少自己户头名下持有土地的方式来减轻赋役的负担,也极有可能是其考虑之一。与此同时,频繁出现的丁氏与其他所谓“豪户”的纠纷,也不是特例的现象。在江南乡村社会的许多地区,都有类似的家族冲突发生。日本学者中岛乐章研究过明代徽州地区茗洲吴氏宗族遭遇的诉讼纠纷,发现吴氏与其他家族的纠纷频繁起来是在16世纪以后,嘉靖年间尤为显著。中岛认为“明代后期乡村秩序的全盘性混乱之中,宗族间的对立,恐怕也因而日趋深刻化了吧”。42

   因此,如果大胆做一推断,身处这样一种严峻的生存环境中,没有下一代人丁宾的科举成功,丁氏只依靠财富的积累,不仅无法推动家族发生质的飞跃,还很有可能不久即在赋役重压和激烈竞争下走向衰落。何炳棣对明清时代社会流动的长期观察,已经有总结:一个家族在几代之内,如果没有新的科举成功,向下流动的进程会进一步加速。43

  

   四 科举道路与策略

  

   丁衮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明显变动的情形下,竭力维护和扩大家业,又精心培养儿子们读书科考。丁衮有三子,长子丁宦(早夭),次子丁寅,幼子丁宾。44丁寅四岁开蒙,十五岁便“以硕儒自期”。丁寅对自己的读书之路,抱有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他弱不胜衣,常常生病,但异常勤奋,在且病且读中,少年时代的丁寅算得上青年才俊。嘉靖三十一年(1552),丁寅十八岁,参加县学童子试,表现优异。知县陈道基对丁寅寄予厚望,列为第一,并呼之为“小友”。嘉靖三十七年,丁寅第一次参加乡试,自我感觉应试之文十分得意,然而却没有考中。三年后,丁寅又在嘉靖四十年(1561)的乡试中败北。这时,丁宾已通过了县学的童生考试。也许是经历了丁寅两次乡试不中的失意,父亲丁衮决定把两个儿子送到北京的国子监读书。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安排。

   丁氏籍贯浙江,丁寅、丁宾二人是嘉善县学的生员,应参加浙江布政司的乡试。明代自宣德朝,正式确立了乡试解额制度,45丁氏兄弟要与整个浙江地区的生员考生竞争固定的录取名额。浙江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科考竞争激烈,而选择入国子监,便可以在顺天参加乡试,进而能争取更大的科考胜算。

   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在乡试中有“皿字号卷”之例,即取“监”字之“皿”为卷号。两京乡试中,外地籍的国子监生可以不回原籍应考,而选择在就读的顺天府或应天府参加乡试,录取时“皿”字号卷占三十名至三十五名。这一“皿”字号成为乡试配额制度中对两监监生的保障,尤其对于浙江这样的科考大省的士子来说,还开拓了一个本籍地以外的竞争机会。46 国子监中的监生出身不一,其中为生员纳赀入监者,称为纳贡监生,不需要依据考试名次选拔。这一途径开始于明景泰四年(1453)。47丁衮即是以纳贡之例,为两个儿子换取了国子监监生的资格。虽然需要耗费大量财富,48且资格仅限本人、无法世袭,但纳贡之途对外地籍贯的士子生员来说,是最直接、技术最简单的一条更换乡试地点的策略。

   接下来的嘉靖四十三年(1564),又是大比之年,丁寅、丁宾顺利参加顺天府乡试。丁宾一举中式,成为举人,时年二十二岁。丁寅再次落榜。据说,丁寅的卷子已经被考官选中,但最终“因与季弟相联,遂复落选”。丁寅坎坷的科举之路停在了这一刻。49

   此后,丁宾参加了三次会试,终于在隆庆五年(1571)进士及第。这一年辛未科的会试中,皇帝钦点吏部尚书张居正和吏部左侍郎吕调阳为正考试官。50其中,吕调阳在丁宾与兄长做监生时正任国子监的祭酒。这种微妙的关系,显然有益于丁宾的中式。

   科举考试异常激烈的竞争,以及成功后无可比拟的收益,促使许多读书人除寒窗苦读外,还竭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资源。像丁衮为两个儿子捐赀入国子监、参加顺天府乡试便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

   再如,有学者分析了嘉善邻县平湖县的科第大族陆氏的策略。陆氏一方面同丁氏一样利用捐赀入监的方式,参加顺天府乡试,另一方面为了后代子孙都能有参加顺天乡试的资格,还借助拥有锦衣卫官籍但已远至七服的同辈,转换籍贯,入籍顺天府。后者被称为“寻觅同姓,假称宗族”,也是当时惯用的一种策略。51苏州府嘉定县的侯尧封与丁宾乃同科进士,其长子孔诏,最初冒籍在浙江入泮,是因为浙江的学官与侯家关系密切。不过孔诏最终还是引起了当地士子的不满,不得不离开浙江。52像上述这样,士子们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在科举考试中趋易避难的现象,在晚明愈演愈烈,有些因此而成功晋身,有些失败,还有些引发出科场大案。53

   丁宾中进士时二十九岁,早于那个年代进士中式平均年龄约3年多,已十分不易,称得上年轻有为。54在整体社会环境越来越不利于庶民富户的情势下,丁宾终于不负家族和父亲之望,跻身官僚精英阶层,带领丁氏走上另一条发展轨迹。

  

   余 论

  

   丁宾后来入仕高官,他的三个儿子都得到了恩荫,成为南京国子监的监生,其中次子丁鑛后来考中副榜贡生。截至明亡以前,长子丁镛的两子中,一人由庠生得补官生,任江南应天府通判,一子为府庠生。次子丁鑛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人由庠生入国子监,另一人为嘉兴府庠生。丁宾唯一的侄子丁铉,捐得一个监生的功名和光禄寺署丞的官衔。丁铉的两子中,长子为嘉善县庠生,次子以贡生任南直隶常州府通判。入清之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丁宾的曾孙丁棠发再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55

   家族科名的普及也使得晚明清初的丁氏家族有机会与嘉善县以及江南地区的士族结为姻亲。丁宾的子侄辈、曾孙辈,所娶的女子几乎全部来自品级较高的官宦家庭,包括巡抚和中央官员,而丁氏女子则无一嫁入布衣之家。56香湖丁氏家族终于在丁宾的入仕和广泛影响力的带动下,成为嘉善县的著名士族。

   沉香湖畔的生活空间,于丁宾入仕后得到家族支持下的经营建设,渐渐形成一个名为“丁家栅”的小聚落,四周河道置有水栅,按时启闭,保障安全。及至晚清,丁家栅进一步发展成自然集镇。57

事实上,在丁宾科考成功之前,除了在经济上持续坚守外,丁氏先辈们也不断找寻增强家族在文化、社会层面影响力的途径。如前述丁昱、丁栢父子所进行的敦亲睦族的宗族建设。再如,在正德年间已有了苦于徭役的危机时,丁乾仍然坚持每逢节令和父亲丁弼寿辰,在家中一连数日大摆筵席,每次“治供具饮,诸觞者留连日夜”。这其实是彰显家族孝行、财富以及扩大声望的一种方式。丁乾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丁氏祖宅中有一株始祖五三公亲手所植的黄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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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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