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盾:“词”为何物:对现代汉语“词”的一种重新界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20-10-10 23: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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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盾  
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9]。风格品评中所营构的意象,融注了批评家的心灵与情感,某种意义上,是批评家追求生命自由,释放审美情感的体现。

   艺术作为人的高级精神活动,是摆脱了物质实用功利的一种超越,熔铸了艺术家对外在世界的认识理解和审美情趣,尤其是发展至高度成熟的艺术创作,其风格的独特,正是主体精神自由的体现。批评家以其为品评对象,在品鉴风格的过程中对其风格特色进行意象比拟,实则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再创造活动。风格品评所形成的意象,通过批评家的审美体验活动被创造出来。此时,作品的美与批评家的美感同声呼应,批评主体与营造出的意象世界融为一体,在这样的审美体验中,“人的心灵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和有限意义,得到一种自由和解放,从而回到人的精神家园。”[10]15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象化风格品评也是人的精神获得自由的体现,是人性的需求。基于审美体验的风格品评,追求的不是理性的解析与抽象的逻辑判断,也并非要引导人们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追求的逻辑之“真”,而是通过意象营造“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10]59,追求人与世界的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美感境界。

   四、主体性

   主体性是指意象化风格品评中批评主体的主导作用。风格品评作为一种审美活动,离不开批评主体的参与体验。唐代著名诗人、思想家柳宗元曾提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①的观点,认为外在的自然景物若要成为审美对象,必须有人的审美活动参与进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11],这个“境界”即指审美意象,是经由主体的审美活动形成的新“境界”。叶朗也说“要有人的意识去‘发现’它、去‘唤醒’它,去‘照亮’它。”[10]43对于艺术批评来说,更是如此。离开批评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主导作用,艺术作品的美与不美、风格特色以及境界如何,将无从彰显。

   意象化风格品评是在批评主体的审美体验中完成的。“批评家对作品风格特色的整体把握,是在对作品实际体验中所得到的完整印象。”[12]当承载风格特色的艺术作品被作为品评对象时,它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意义和形式语言的完整的统一体,是“不再包含陌生性的、对象性的和需要解释的东西”[13],也就是说,批评主体对风格的感知与品评是整体性的,而且批评主体品评风格时所创设的各种“意象”,虽非现实的物理存在,但却与人类的原初经验、对天地万物的感知密切相关,在人类对自然的无数次征服、适应与交往中,自然界一切可见的、不可见的物象及变化,甚至虚构想象的、不可解释的万象,早已化作原始意象积淀并印刻在人们的头脑当中,成为艺术意象的精神“原型”。因而,当批评主体面对艺术作品时,往往会“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14],直接感兴,瞬间以一个特定的“意象”对作品的整体风格特色予以把握。诚如朱光潜所说:“在观赏的一刹那中,观赏者的意识只被一个完整而单纯的意象占住”[15],这样的审美体验,是在批评主体的直觉感悟下完成的,是超逻辑、超理性的。

   意象化风格品评中熔铸着批评主体的情感体验。“体验就是主体(人)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活生生的、对于生命之价值与意义的感性把握。”[16]批评主体在品鉴风格的审美活动中,采用极富启悟、想象的语言营构意象,同时也将自身的情感体验融注其中,这是一种“现身情态”,即“此情此景的切身感受状态”[1]79。因而经由“人心”所营构的意象,是基于对杰出名家名作风格特色的一种感动,所引发的充满情感的“心灵”之“象”,“是超越了再现与表现的一种成熟完满的圆融自得的精神状态”[1]79,而不是批评者肆意妄加、极尽炫耀的词汇堆积。我们从张怀瓘对众多杰出书家风格、明朱权对众多曲家风格的品评当中可以看出,如果不是批评家熟谙众家创作的特点,将自身情感体验熔铸风格品评当中的话,不可能生成庞大丰富的意象群落。意象化风格品评在引导人们品味作家作品风格特色的同时,以其强烈的感染性将人们的情感、心绪、思维、想象等调动起来,随同“意象”一起心潮涌动,跌宕起伏,从而使作品更具感人的力量。

   意象化风格品评中还渗透着批评主体的审美愉悦。宗白华先生曾说“象如日,创化万物,明朗万物”[18],认为意象世界是人的创造,照亮了一个充满情趣的世界。在风格品评过程中,批评家通过“意象”创造获得了精神自由与审美愉悦,这是批评家主体意识的能动体现。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说:“事物的实在是事物的作品,事物的显现是人的作品。一个人以显现为快乐的人,不再以他感受到的事物为快乐,而是以他所产生的事物为快乐。”可见,基于事物的“显现”、因“他所产生”的快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快乐,这与柳宗元“因人而彰”的观点在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批评家对作品风格的意象化品评,就是一种“显现”的能动创造。历代遗存的诸多名家杰作之所以为世人瞩目,与批评家积极的批评品鉴是分不开的,是批评家发现了作品的美,发现了风格独异之处,并以极富想象的喻象比拟将其创作照亮、彰显,世间并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

   此外,意象化风格品评的主体性,还体现在批评主体的审美趣尚方面。对于相同的品评对象,不同的批评主体往往因审美趣尚而出现差异。比如,对“二王”书风的品评,袁昂《古今书评》云:“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风都持以褒义评价;但唐太宗李世民却对他们的书风却褒贬不一,评献之“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而评羲之“烟霏露结”“凤翥龙蟠”[19],对小王的贬低与对大王的推崇,不仅基于书法本身风格特色的评价,更渗透着批评主体的审美趣尚。到唐李嗣真《书后品》,评右军草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评子敬草书“如丹穴凤舞,清泉飞跃”,这又是从另外一个审美视角对他们书风特色的褒赞。可见,风格品评是批评主体心灵与情感的结晶,是人心赋予的形式。意象化风格品评的意义,不仅凸显了艺术家及作品独特迥异的风格魅力,而且还引导欣赏者沉浸于批评主体所营构的“意象世界”当中,感悟一种虚空而美好的象外意趣和神韵。

   五、程式性

   程式性是指意象化风格品评的模式框架。历代批评家钟情于“以物譬喻”的品评方式,将其不断承传发展,已固化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批评传统。这是古人开展艺术批评的特有方式,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其一,中国古人认识外部世界主要采用“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形象思维方式。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与自然世界结下亲密之缘,在对天地万物长期的仰观俯察中,人类找到用以反映其认识并掌握自然世界的最佳方式“象”,《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为“观物取象”的结果,“象”是对天地万物形象的模拟与写照,“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当言语无法表达或表述不清楚的时候,可以用“象”来弥补“言不尽意”的不足。“象”比“言”更有优越性,尤其是对于曲折、隐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物,“象”更尽意。这种思维方式在古代哲学、诗学、书学等领域,被普遍认同,在创作领域被视为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在批评领域被视作一种批评方法。对于作家作品风格的认识与品鉴,无论是“象”的“相类”或“相合”,都更容易对风格特色进行阐释与描述,使人感受到作品风格的不同凡响。

   其二,意象化风格品评适应了不同时代理论批评的需要,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魏晋六朝时期,诗、文、书等多个领域出现对作家作品风格进行意象化品评,所持视角充满审美性褒赞,是对先秦两汉以来艺术被动地束缚于外在政治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的反拨,是人的自我觉醒,文化艺术走向自觉,倡导个性张扬的回应。入唐以来,文学、艺术创作高度发展,涌现出众多名家杰作引人关注,批评家从理论层面对前代及当世迥异独特的风格进行总结批评,体现出唐一代对艺术多元风格的包容、欣赏以及对杰出成就的彰显。宋代朝野上下“尚文”风气浓厚,热衷于对举世名家名作进行品评,但更倡导语言平易通俗、客观中肯,优劣并举的品评,尤其是以人论书的品评观念,渗入了较强的理性意识。明清以来,意象化风格品评激增发展,在诗、文、书、画、曲、小说等多个批评领域全面普及,品评范围之广、品评人数之多,为历代所不及,显然是明清复古文艺思潮下结出的理论成果。

   其三,风格品评的“意象化”方式有助于人们认识与理解作品风格的特点与意蕴内涵。中国古典诗歌、散文、书法是古代发展成熟较早的艺术类别,也是最早采用意象化方式品评风格的类别,诗歌散文作为文字艺术,含蓄内敛、富于暗示,常常在语言文字背后隐藏深层的内涵意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书法起初以象形表意,随着汉字不断演化,象形特征不再明显,但“经过类化转移、抽象提示和意断势连等途径,这一特征仍大多得到保留”[20],通过笔墨线条的往来收放、轻重缓急来表意传情,似乎更为抽象难解。为了深刻认识与把握作品内涵,古代批评家采用“喻象”这种极富创造性和暗示性的方式对作品风格进行品评,旨在传达批评家对作品风神韵味的心灵感悟与整体把握,以便引导更多的接受者通过直觉感悟来认识与理解名家杰作的风格特点、意蕴内涵。这种品评方式后被牵衍到画、词、曲、小说等批评领域,获得历代批评家的普遍认同,正是认识到这种批评方式的优长之处,能够通过生动活泼的意象比拟,使观者在心领神会中实现对作品内涵意蕴与外显风格特色的认知与理解。如果批评家采用形而上的理论阐释或细部解析,很可能导致作品支离破碎,更加费解难懂。这一点与西方艺术批评采用概念、分析、判断等理性思辨与逻辑推理有着明显的不同。

   最后,意象化风格品评是历代批评家深厚文化学养的体现。从事艺术批评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众多风格迥异的作家作品风格进行集中品评更是难上加难。如若没有广博的文化知识、丰厚的理论学养,以及长期从事艺术实践或欣赏实践的亲身经历,不可能对前代、当世众多的名家杰作进行品评。历代批评家如曹植、钟嵘、袁昂、皎然、王昌龄、司空图、李嗣真、张怀瓘、严羽、蔡绦、王世贞、李开先、朱权、金圣叹、牟愿相、桂馥、包世臣、康有为等,哪个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们中有很多人不仅自己擅长创作,深谙技法要领,而且身居朝廷要职,有机会亲眼目睹、品鉴历代名作,甚至经常与当世名家切磋往来,对名家杰作的风格特点尽收眼底、了然于胸。而且,批评家自身广博的学识修养,加之平时创作常采用形象思维方式,自然会将“意象化”方式淋漓尽致、自由灵活地运用于风格品评。甚至可以说,有的批评家已将意象化风格品评作为施展才华的用武天地,工丽的用词、奇巧的比况,品评人数的增加,品评对象的拓展,在批评家这里被发展至无以复加的程度,一次次刷新着历史纪录,无不体现出古人对这种品评方式的情有独钟。

   六、结语

   综上所述,“意象化”风格品评在中国古代不同门类艺术批评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它长于直觉感悟和意象营造,在理性分析与逻辑判断方面不够强烈,在话语表述、意象比拟等方面缺乏术语的精确与科学的界定。然而,我们不能苛求它是完美无瑕的,“意象化”风格品评的喻象性、虚拟性、审美性、主体性及程式性特征,代表了中国古人认识与理解艺术风格的独特视角和审美情趣,这些特点是西方艺术批评所不具备的,是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批评方式,应当引起当下艺术批评的高度重视,也应作为艺术学基础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关注。

   参考文献

   [1]施旭升.艺术即意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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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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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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