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视域下的中国减贫“奇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20-10-09 08:13:53

进入专题: 二元结构   减贫  

高帆  

   (三)特征事实三:减贫历程与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过程相伴相随

   除时空维度之外,探究中国减贫问题还必须关注经济社会的“结构”变迁。特别是,城市和农村是构成国民经济的两大部门,城乡二元对立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结构特征。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二元结构特征,这种特征在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因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等得以固化和增强。1978年以来,中国的二元结构呈现出持续转化的基本趋势,城乡经济关系也从割裂状态走向融合阶段,减贫绩效就与这种结构变迁紧密相关。中国的二元结构转化体现在产值、就业、人口结构转变等方面。1978—2019年集中在农村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从27.69%降至7.11%,农业呈现出明显的“小部门化”趋势,经济增长对第二、第三产业的依赖程度日趋提高。1978—2019年城市就业人数占比从23.69%增至57.11%,并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体。就人口结构而言,如表3所示,1978—2019年城市常住人口占比从17.92%增至60.60%,中国已经从一个农村就业和人口占主体的国家,演变为城市就业和人口占主体的国家,产值、就业和人口结构的演变意味着工业化率、城市化率提高以及二元结构转化,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生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结构变迁。考虑到大规模减贫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且减贫取决于农村人口的行为逻辑及国家政策,因此,中国的减贫与二元结构转化应存在某种内在关联,理解减贫“奇迹”必须关注其与二元结构转化相伴随的特征事实。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对减贫绩效的影响机制

  

  

   中国创造了减贫“奇迹”,这与经济增长和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相伴随。阐释中国的减贫发生机制,必须关注其与经济增长、城乡关系变迁的内在关系,这样才可能深刻地认识中国减贫“从哪里来、向何处去”。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绩效,学术界存在三条解释线索:一是强调经济增长,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对减贫的主要影响。例如:周敏慧、陶然通过对评估政府扶贫投入的效果,指出“人口流动是最有效的减贫方式”,樊士德、江克忠通过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既改善了农村家庭绝对收入状况,又降低了陷入贫困的相对概率。王桂文、王青、张荣也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显著降低了贫困发生率,对农村减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超、罗必良发现农村人力资源和土地的产权管制放松,推动了要素流动的激励和扩散效应,这是中国农村大规模减贫的最重要原因。汪三贵则强调“大规模减贫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经济增长,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增长又是在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持续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积累和不断的技术进步下取得的”。二是强调政府政策,特别是政府精准扶贫政策对减贫的关键作用。例如:王立勇、许明的研究显示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扶贫政策明显提高了家庭人均纯收入并降低了贫困发生率。张全红、周强的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纯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水平。与此关联,卢洪友、杜亦发现中国财政再分配工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财政再分配使全国的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均下降了20%以上。三是强调经济增长和扶贫开发政策的共同作用。例如:汪三贵认为中国取得大规模减贫成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和扶贫开发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增文也发现中国反贫困绩效的推动因素中经济增长是主导,但随着贫困率和贫困缺口率的反弹,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因素缓解贫困的贡献率将会上升。

  

   上述三条线索对人们理解中国的减贫发生逻辑是有益的,它们分别从市场、政府、市场—政府结合的角度阐释了减贫绩效的形成原因。然而,中国是一个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且农村贫困是整体贫困的主体,“不论从哪个角度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减贫,都无法绕开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加这条主线”。由此,这些线索存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地方,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它与二元结构转化存在怎样的关系?中国实施一系列的扶贫政策特别是精准扶贫政策需要哪些条件,为何针对大规模扶贫的政策并未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构成了推动大规模减贫的两种力量,这两者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有机结合,二元结构转化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组合?等等。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减贫历程的特征事实出发,在二元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概括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规模减贫是经济增长和减贫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经济增长和减贫政策均是在二元结构转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且二元结构转化使这两者具有前后相继、有机结合的关系,离开二元结构转化这个最具典型意义的结构变迁,来理解中国的减贫问题是不准确的。基于此,可在逻辑上提出二元结构转化推动农村减贫的内在机制(如图1所示)。

  

   在图1中,特定国家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对立表现在产业、生产率、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以及贫困人口分布等多个维度。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存在生产率偏低的劳动力,正规社会保障资源获取较少,且拥有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相对而言,城市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劳动生产率普遍较高,正规社会保障资源获取较多,且贫困人口相对较少。在这种背景下,减贫战略的主要任务就是大规模消除农村的贫困人口。在二元结构固化的背景下,达成这种减贫目标是一个与农村单一部门发展相伴随的自然的、缓慢的过程。然而,在二元结构转化的情形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因多种城乡互动机制而获得收入和生活状态的改善,并有望摆脱此前的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状态。二元结构转化首先表现为:城乡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落差,农村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及工资报酬普遍低于城市,一旦工资能够反映不同部门的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且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则农村劳动力就会大规模、自发地流向城市,在城市和资本等要素结合从而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报酬。这就形成了二元结构转化对减贫的第一种效应: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这在微观层面是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在宏观层面是效率提高从而经济增长的过程。进一步地,劳动力非农化流动与其他因素相结合,还会衍生出另外两种效应,从而对农村减贫产生驱动力量:一是二元结构转化不仅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动,而且意味着城乡产品市场的紧密互动,即农村依据城市居民的需求来改变产品供给方式和产业结构形态,使农村产业从第一产业主导的传统模式走向三次产业相互融合、附加值不断提高的现代模式,而城乡劳动力再配置也导致了农村人地关系的改变,这为农村产品供给和产业形态改变提供了支撑。如此,二元结构转化对减贫就形成了第二种效应: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这种效应对于改善留在农村人口的生活状态尤为重要。二是二元结构转化既是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动,也是城乡人口结构的趋势性变迁。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部分劳动力会携家带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甚至通过自身努力转为城市居民,部分城市也针对农村人口开放就业渠道和社会融入空间。概括地说,二元结构转化伴生着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并由此形成对减贫的第三种效应: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这种效应使农村人口有机会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增长成果,并有助于改变城乡人口结构,使农村人口占比下降且更容易瞄准贫困人口,从而为财政资源逐渐向农村和农村贫困人口倾斜提供了有力条件。

  

   在上述三种效应中,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使农村居民基于市场信号,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产业、跨地区流动,获得相对于农业更高的经济回报。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则使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因要素组合方式改变和产业结构转型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这两者构成了农村大规模减贫的核心机制。值得强调的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和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意味着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因流动性增强而形成了新的组合方式,这在宏观层面会激发和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一个二元结构转化、从而产生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和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的过程。经济增长意味着“做大蛋糕”,与增长相伴随的是国家财政动员能力的增强,这为政府“分配蛋糕”、实施更有公平指向的转移支付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物质基础并不等同于政府必然实施减贫政策,只有物质基础与其他两种力量相结合,才能导致政府采用倾向于贫困人口的财政配置方式:一是前文提及的人口结构变迁效应,即伴随着二元结构转化,人口结构出现了城市化率提高、农村人口占比下降的趋势。与二元结构转化关联的劳动力流动也充当了“筛选”功能,即具有较高内生能力的劳动力往往更有条件选择非农化流动,政府可据此精确识别出因地域、个体原因形成的农村贫困人口。这使得政府更有条件瞄准“小部门化”的农村群体,以及地域性和个体化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倾斜性的财政转移支付以解决贫困问题。二是二元结构转化以及与此伴随的经济增长,可使大多数农村居民分享增长的成果,但难以确保所有的农村低收入者能获得生活水平的同步改善。事实上,由于体制转型及个体特征等因素,收入分配问题可能会更显著地凸显出来,部分农村人口仍可能处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状态。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制度、发展理念以及政府政策对减贫绩效就具有重要作用。以单纯追求增长为导向的国家,会基于市场选择逻辑而容忍收入分配差距的扩散,其解决贫困问题的举措也就乏善可陈。然而,以追求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国家,则会在二元结构转化带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将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放在更关键的位置,并依靠国家力量将增长之后的财政资源向农村贫困人口倾斜以达成大规模减贫绩效。在这个意义上,二元结构转化会对减贫形成第四种机制:财政资源配置效应。这种效应不仅取决于二元结构转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及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而且取决于国家的社会制度、发展理念以及政策安排。显然,将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达成农村贫困人口的大规模下降,而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均与二元结构转化紧密相关,且扶贫政策只有在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迁以及强调共享理念的情形下才可能被有效实施。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推动

   中国减贫进程的经验证据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通过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人口结构变迁效应和财政资源配置效应而影响减贫绩效,前两者意味着经济增长、后两者则体现为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前后相继、相互结合是贫困人口大规模脱贫的基本原因。这为深刻认识中国减贫“奇迹”的发生逻辑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实践角度看,上述影响机制可以得到中国经验证据的有力支持。

第一,就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而言,以1978年安徽小岗村实施“大包干”为标志,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开始从人民公社制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农民不仅因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激发出巨大的农业生产活力,而且因获得劳动力使用的自主权得以社会化再配置。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大规模、持续化的非农化趋势,此前城乡相互割裂、商品和要素受到强制性阻隔的状态被打破,中国以劳动力流动为核心机制开启了二元结构转化进程。1978年以来,中国城乡间的劳动力再配置表现为就业人数在城乡和产业间的结构变迁。根据CEIC提供的数据,1978—2018年中国乡村就业人数占比从7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二元结构   减贫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公共政策与治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123.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