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7 次 更新时间:2020-10-05 10: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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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同时在仿照人的精巧性与效用性的另一个基点上,并没有保证前者对后者的高位性,后者对前者的低位性;后者只是对前者的简单模仿,而前者对后者能够绝对驾驭。随着“人造人”国家在获得了类似人一样的构造机制以后,它的自主性愈来愈强。它仰仗技术所供给的物化手段与控制方式,逐渐脱离于社会。利维坦这个人造物愈来愈成为一种反向控制人的技术怪物。

   人工智能技术丛的相互助长性发展,已经逐渐展现出一个“技术利维坦”的轮廓。本来,在霍布斯式利维坦降临之际,它是一个模仿人而建构的精巧之物。但它像人一样的精巧性,预示着仿人技术将会给它注入特殊的拟人化、超人式的“生命”能量。沿着这一发展线索,人们必须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原因是,在技术日渐成为国家借重的重要统治力量的情况下,如果放任技术对人的监督与控制,人就会面对两种难以驾驭的系统性力量:一是传统的国家权力机器,二是为权力机器仰仗的技术手段。后者已经构成霍布斯与洛克所未曾设想过的国家统治力量。甚至可以说,在当代技术具有了某种国家力量无法直接驾驭的能量的情况下,技术自身有可能成为不受国家权力支配的新型统治力量。这就更是需要人们去努力想象“技术利维坦”及其巨大的影响力。

   3.2 “技术利维坦”可能的消极后果

   “技术利维坦”的出现是技术异化的产物。技术异化,即技术本来是有助于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动力,结果变成了束缚人、控制人的工具。这样的异化是人们面对现代技术的早期发展就已经提出的一个警告。但关于技术异化的早期警告,在技术还被人控制性使用的时候,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长期主要基于社会政治批判或人文主义批判,当人们还主要盯住技术带来的便利而尚未意识到技术威胁的时候,这种站在技术应用而非技术本身立场上的外部批判,常常只会在社会文化层次激发人们对技术的警惕与不满,但无法有效遏制技术异化严重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确实没有到威胁人类思想与行动方式的地步,人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思考技术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对人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只有当人工智能发展到挑战人的智能的阶段,人们才普遍地意识到人对技术的特有优势可能丧失,以及技术对人所具有的威胁性。

   在结构上,“技术利维坦”依然像霍布斯设想的利维坦一样,是以“我们要造人”为取向的。首先,它以大脑神经科学的发展与技术复制奠基,一旦神经科学家与神经工程师高度契合,将数据人生产出来,那么就是一个能够自具思维能力的机器,意味着人的符号思维会被机器思维所代替,至少以两种思维的共存改变人对机器的绝对控制定势。假如这样的态势失控,机器思维可能成为主导思维,从而成为控制力量,便成为“技术利维坦”得以建构起来的强大动力。其次,由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技术支撑,当大数据与生命科学、遗传工程紧密结合起来的时候,基因组计划可能会将人的基因测序与自然人的机器性改造结合起来,即把优质基因存留下来,将所有可能诱发疾病、不利人像机器一样持续有效运转的基因剪除,结果可能让人成为一架更为精密的机器,而不是让人保其自然-社会人特质的存在。“混合人”即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机器的混合体的出现,终将启蒙哲学设定的“人”彻底葬送。再次,人工智能技术丛会像理性人一样精确运行,成为界定何谓人、准确供给秩序以及如何高效运行的方式。总而言之,“技术利维坦”在结构上犹如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但它的精确性更强、运转更自如、效率更高、非人化特点更明显、自控力远胜于人、集权性质更突显。

   在自然-社会人比较自如地驾驭技术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以高效率运转的机器类比人,并以此彰显此“人”不同于神造人,而是像机器一样的物质实体,灵魂不过是肉体的产物。“人是机器,但是他感觉、思想、辨别善恶,就像辨别蓝颜色和黄颜色一样,总之,他生而具有智慧和一种敏锐的道德本能,而又是一个动物。这两件事是并不矛盾的。”换言之,生物的人与社会的人(道德的人)精妙地统一为“人”。它的复杂性就在于,一是他并不是任何抽象观念范围的,只能在后天经验中获得理解。二是尽管人“只是一架机器,或只是一只动物,但是他绝不会残酷地对待他的同类……用一句话来说,他是凭着整个动物界所共有的自然法则,不愿意对任何人做一件己所不欲的事情的”。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待成为“人”的特质之一,尽管这是放在与动物一样的视角上得出的结论。三是人可以凭借技巧创造奇迹,从而改善万物之灵。“绝不要限制自然的潜在力量,特别是和一种伟大的技术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潜在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以当下视角看,人确实是一架如此复杂的机器,他具有自然生理特征,也具有相互友善相待的社会道德特质,还具有改善万物之灵的技术禀赋。这些定位,在人自信地驾驭技术的情况下不会被动摇,但在当下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情况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惊人变化。这样的变化所呈现的惊人之处,首先就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拉·美特里撰写的《人是机器》是否会被当代思想家改写为《机器是人》呢?在人机互动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如果说“人是机器”强调的是“人”脱离神学定位,获得自然生物与社会道德的共在特性,并且发明各种技术手段以激发自然潜力的话,那么“机器是人”则强调的是将机器从人的绝对控制中解放出来,给予机器以“人”的定位,赋予机器以人的地位和法权。机器是“人”,这个“人”自然具有虚拟的特质,它在结构与功能上均不同于生物-社会人。之所以将机器作为“人”对待,是因为机器人获得法人的地位,以明确它的权利、落实它的责任、约定它的伦理规范。否则,人工智能可能将机器、机器人、智能机器人推向一个人类无法控制和约束的境地。因此,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的翻转,对当下技术与政治关系最具有挑战性的还不是机器已经控制人的问题,而是机器与人的地位对应性安置的问题。这是人类面对技术利维坦首先需要妥善处置的问题。倘若人们对这一问题视若无睹,那么失去控制的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可能真会反噬人自身。因此,有必要修改法律、改变公共政策,以求人工智能的发展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在控制人工智能技术不力,或者仰赖人工智能进行社会控制的情形中,“技术利维坦”大有全方位控制“人”而难以驾驭的趋势。这里的全方位控制,是指它的控制从生物人一直到社会人、政治人。“技术利维坦”作为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构造成的“利维坦”,对近现代以降人类已经习以为常的社会政治秩序甚至是人心秩序发挥着颠覆性的作用,以至于整个社会可能会被技术所重构: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大规模地侵蚀隐私权,让现代社会政治依仗的公私领域划分的界限不再清晰;社交媒体重塑着人际交往体系,让人安于独处的“社交”而将社会无情地撕裂开来;人脸识别让人在公共场合无所遁形,处于被时时处处监管的窘迫状态;数据公司正代替国家,在没有公共授权的情况下对使用其服务的消费者进行有意无意的控制;等等。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让人忧心忡忡的大问题。

  

   4 从技术屈从中拯救政治

   单纯从技术的角度看,目前已经显现出某种人机政治取代“人的政治”的趋势。这促成了一种政治屈从于技术的新态势。形成这一态势,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因为技术按照自身演进的趋势总是会一再突破人的想象,而在于人们在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形成了对技术的依赖。这种依赖,不但是针对个体而言的贪图技术提供的便利,更在于国家越来越借助人工智能管理或治理社会,从而在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两个世界中促成了一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屈从心理。比较而言,个体、社会组织与国家的这三种屈从情形,对国家所持的人工智能屈从姿态最为引人瞩目和担忧。原因很简单,国家如果愿意对人工智能进行政治、法律与行政的有效规范,那么人工智能的积极效应将会得到放大;假如国家不仅片面鼓励人工智能技术,消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缺陷,并不计后果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那么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屈从就很难得到矫正。

   4.1 人对技术的屈从是一个现代事件

   人对技术的屈从是现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出现的一种现象。一是因为技术发挥的效用在古今之间划出了深刻的分界线。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不可能对改进工作效率与提高工作效益的效果并不特别显著的技术生发一种崇敬之心,因此也就不会被技术诱导和控制。从技术史的角度看,在整个古代社会,技术的进步与发挥的作用,是相对零星和长周期的。因此,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技术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代,在那时,科学是极少数人从事的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研究,技术是实践者的事情,科学与技术的精神价值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在那时,人们可以任意轻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在技术发挥出巨大能量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对技术产生一种近乎膜拜的屈从心理。而这是18世纪以降的事情。进入21世纪后,科学技术领域风起云涌的骤变,无疑显著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礼敬态度。

   二是因为人们普遍享受到技术带来的庞大物质利益,安适地享受因为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益而享有的更多闲暇,并将技术进步带来更多的物质与福利事务放心交付给少数技术专家,从而让技术成为主导甚至主宰人们生活的一种力量。人们普遍相信,日益发达的技术会将我们带入一个值得期待的美好生活境地。正是因为不问所以然地享受科学与技术的好处,让人们觉得技术带来的好处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也就视技术的改进以及带来更大好处为理所当然。不知不觉之间,不仅技术获得了支配人们生活的巨大力量,而且人们也习惯性地按照技术设计的既定方案安然地受其牵引。

   三是因为技术带给人们的好处是由技术专家甚至是技术天才的发明与创造的结果。在他们巧夺天工的技术创制下,在现实中带给人们极大好处的技术,绝对处在一般人想象之外。因此,科学专家与技术天才联手催生的高新技术,本身就带有支配性地影响普通人的强大能量。当人们普遍接受技术带来好处的时候,实际上也就主动放弃或被剥夺了自己亲力亲为改进工作技巧和提升技术水准的权利与机会。在不知不觉中,新技术与技术专家协同成为弱化普通人生存、发展技能的方式。于是,人们只好日渐屈从专家的技术发明与技术生产。

   可见,人对技术的屈从乃是科学-技术携手发展,以及社会分工体系的演进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也因为社会分工的长足发展,人对技术的一般屈从并不见得就必然导致当下和全局的危机。因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技术不是自足的东西,它需要依赖其他社会要素的互动,才能聚集促使自身不断发展的必需资源。人对技术的屈从真正具有危险性的是政治之手可能促成的那种单纯凭借技术提供的种种产品,将技术推向一个占尽社会优质资源、独占政策考量优先位置、将之作为控制社会的支配性手段的地步。这是政治对技术的屈从,也是技术屈从危害性最大的方面。

   4.2 国家更容易屈从于人工智能技术

   由于国家结构与功能的特殊性,使国家对技术的屈从容易在国家权力展开系统动员的情况下呈现出来。国家比个人和公司之类的社会组织更容易屈从技术。这可以在一个比较框架中得到说明:保有多样性的个人不可能悉数接受控制自身的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尽管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保有最高的热情,但它在公司林立而必有的激烈竞争中远无法获得足够多的、保其独占市场的资源。那么,国家因何更容易屈从于人工智能技术呢?

一是与国家总是试图获得统治权威性的定位相关。国家为了获得统治的权威性,必然试图先行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一方面用于管理与治理社会,另一方面从中获得或者建立自己的权威。这些信息,无论是个人的、组织的或是国家的,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心理的,对国家管理与治理社会都是必要的。因此,当人工智能获取大数据的能力得到公认的情况下,国家也就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来获得更多信息——无论是为了管理社会还是治理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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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20(5):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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