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4 次 更新时间:2020-09-30 07: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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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  
依然是一个明显的理论障碍。尽管范文澜明确表示“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对此历史事实更“不应以无为有”,但是却不足以消解理论和权威对时人的强势影响力。范文澜便以“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为学理原则,着重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通观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独特”二字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如:“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在中国,对欧洲说来,却是一种独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有可能变化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的独特形态”,“这样巨大的民族之所以存在并发展,当然不能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在独特的条件下很早就形成为民族。”突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指出中国古代存在着与欧洲等其他“封建制度”不同的独特形态,相比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论证符合于“四个共同”理论,更具一般性意义。尽管已有学者在强调范文澜“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睿见”的同时,也指出“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条件未必就真‘特殊’,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也未必就很‘独特’”,但就当时的学术语境而言,突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恐怕已经是范文澜试图破除权威理论的光环所能够择取的最好选项了,也可视为范文澜回避理论难点的策略。从另一方面说,汉民族形成于何时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在当时,更深层地反映的是怎样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事实出发看待中国历史的“独特性”问题,是如何结合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阐述中国历史实际的问题,这与上文所述范文澜希望纠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少数学者持与范文澜相近的观点,其具体内容与表述方式则各不相同。章冠英认为,汉民族是在“秦汉以后地主经济制度的封建社会里的独特民族阶段”,这与范文澜的观点有一致之处;作者又说,“资产阶级汉民族的出现,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和地主经济的消长而变化着的”,这与范文澜的“汉民族不是资产阶级民族”的观点相异。李亚农在1956年3月完稿的《西周与东周》一书中写道:“由于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应该迟到十六、七世纪才出现的各地区的溶合以及民族的联系,却早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于古代中国,竟使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眼花缭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中华民族是形成于鸦片战争时期;有的又说:不,中华民族是形成于明清之际;第三者说:是宋朝;第四个说:是唐代;最勇敢的又说:是秦始皇的大一统之后。说法甚多,但我们并不打算来参加这一争论,我们只想根据着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看一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具体的历史事实”可以看作是呼应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作者不仅将范文澜称为“最勇敢的”,而且其结论也与“最勇敢的”观点基本一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可争议地,在要求形成全国市场的经济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具有共同的疆域、血统、言语、文化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然而李亚农所说的秦统一后“要求形成全国市场的经济基础”,与范文澜所说的“独特的社会条件”也存在差异。另一位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家嵇文甫在1954年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对于汉民族形成问题“范先生的说法和斯大林所说多少有些出入,这一点是范先生自己交代明白的”,“要从事实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一定拘守斯大林对于民族和部族的说法,是不是会陷于从概念出发呢”。嵇文甫在这里虽未明确表态,却也不难看出他的观点倾向。吕振羽则私下表示:“关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我自己也还钻得不深;但认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有共性,但又有极大的特殊性。”相比于嵇文甫的欲言又止,章、李两位分别置身争论圈中和圈外表示同意汉民族形成于秦统一后的观点,却有保留地把汉民族形成联系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见,更可见范文澜的“勇敢”。

   因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而结集出版《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书中收入的7篇讨论文章中除1篇文章外,都是据斯大林或叶菲莫夫的观点反驳范文的;1954年11月在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举办的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会上,反对意见也占绝大多数。反对意见主要是指责范文澜的观点与斯大林的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的理论相悖、论证中脱离了民族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物质条件、将“四个共同”的原则机械地照搬于汉民族问题上等,大体都是以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是否将社会经济因素置于首要因素等作为理论或方法论预设,而无视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范文澜文章中所强调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却被批评者警示“这便有着严重的危险性”,并被扣上“特殊民族论”的帽子。倒是刊载过叶菲莫夫文章的《民族问题译丛》在同年第4辑又刊发了一篇苏联学者弗·阿·鲁宾写的评论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的书评,文章批评吕著“没有试图看出古代中国社会所固有的语言一致、领土一致、经济一致和文化一致的那些要素”,“公元前三世纪末期,当秦始皇首次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时候,在创立中国古代社会若干一致的要素中曾进行了一次最大的变革。作者对于秦始皇时代汉族形成的意义估计不足”。这个意见在当时被批评范文澜的声音湮没,在争论中无人提及。这就难怪有研究者发出感慨:“到底是谁束缚谁?是斯大林的定义束缚了我们的思维,还是我们思维囿住了我们的思考。”

   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在当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出一个趋同的结论性认识,但正如有学者所说:“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认为汉民族在秦汉时已逐渐形成,而不是如斯大林所说的,必须到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形成民族。范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热烈的讨论,越来越得人们的认同。”所谓“越来越得人们的认同”,是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积淀与反思过程后逐渐反映出来的。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称:“在秦汉国家统一的条件下,汉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 这实际上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定论。此后出版的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等相关撰述中,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如1994年出版的由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写道:“汉族的前身即先秦的华夏,华夏在战国已稳定地形成为民族,但还未能统一。”“秦统一以后,继之以两汉4个世纪的大统一。华夏不仅形成统一的民族,而且在与其它民族的交往中,其族称亦因汉朝的影响深远而被称为汉人。”徐杰舜认为:“从秦至西汉,这时华夏民族发展、转化成了汉民族。”陈连开也指出:“汉族,从其起源及其前身华夏的形成,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而作为统一的民族和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稳定的主体民族,其基本特征则形成于秦汉时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认为:“在汉族形成过程及形成以后,汉族的统治阶级建立了秦、汉、隋、唐、宋、明等几个皇朝……”, 也明确了汉族形成于秦、汉的历史事实。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年争论的焦点(汉民族形成于何时)问题看似已尘埃落定,然而这场争论反映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对权威理论和观点的各种态度、对事实与理论和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知等,对回顾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都有重要价值,对反思目前关于民族史问题的各种建构、解构论也不无启发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是当下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围绕民族的定义、民族的称谓、民族的形成,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所建王朝的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与“正统”之争,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中外学者的旧见新说纷至沓来。对比60多年前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一些中国学者对各种民族理论的“追随”或“创新”颇有似曾相识之感。范文澜在各种压力下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的原则、结合斯大林民族理论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申明“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时下部分学者在有意无意追随“新权威”和“新理论”的同时,一味突出历史上非汉民族入主中原后的非汉化举措及影响,“以有为无”地忽视或无视中国历史上“中国认同”的多重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范文澜表示“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当今有些学者则论证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才有“民族”存在,此前只有“族群”,也不存在“民族融合”,“以无为有”地用“想象的共同体”等概念取代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叙事。范文澜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上运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同时再三强调汉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今日一些学者却在“一般”与“独特”已不再成为问题症结的时候似反而忽略了中国历史“独特”的经验,将国外学界某些学者以其殖民扩张历史为基础的若干民族国家理论套用于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和“中华民族”的解释体系中。范文澜指出“中国历史需要自己的努力”,一些中国学者则更看重“与国际接轨”而跟从外国学者“发现”中国历史。范文澜的观点带有当时学术语境的明显印记,然而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过程中各方表达的认知与今天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未必没有关联。无论如何,范文澜所提示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等学术原则,不仅没有过时,反倒是今天学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应该铭记与深思的。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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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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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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