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20-09-30 07: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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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  

   东西三大航行的简明对比

   从上述粗略的东西方对比中,可以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5世纪大航海探险开始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技术发展水平都远远高于西方。同样就欧亚大陆两端发动的海洋开拓运动而论,郑和下西洋的规模、行程、航海组织等方面都超过哥伦布航行和达•伽马航行,达到时代的高水平。这里将三大航行的几项可比指标,列表如下:

  

   上表一目了然。郑和的首次大航行比哥伦布与达•伽马几乎早一个世纪,而其船队之浩浩荡荡,动员人力物力之巨大,都是当时世界超一流水平。船队分大䑸宝船与分䑸多路行进,“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历通衢”(长乐《天妃灵应碑》),正如当时随行的翻译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所说:“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郑和使用的最大海船据称长44.4丈,宽18丈,这是否属实,在学术界还有争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郑和统率的船队规模比哥伦布和达•伽马统率的船队规模要大几十倍,随行人员要多几十倍到上百倍,每船的载重量也大得多,航程要远得多,经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更有一点是欧洲航海探险时代所不可比拟的:郑和在这样大规模的长时间海洋远征中,只发生过3次武力冲突事件,其他都是友好交往,和平贸易,人舟安利。这是大航海时代绝无仅有的历史记录。以上这一切表明明帝国在永乐王朝实现了中国人长期以来沿海航行和近海航行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的重要基础是大一统的实现.以及国家在政治上、财政上的强大而雄厚的实力,从而能够从明太祖的消极的保境安民政策突转为积极经营海外政策。

  

   相似历史外表下的不同内涵

   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某些相似机遇,引起中西发展的对比,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极其相似的历史表象下常常掩盖着极大不同的历史本质,从而往往把人们引入似是而非的类比之中。发生在15世纪首尾两端的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达•伽马航行,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实例。

   上述三大航行,如果仅从航海技术与开拓新航路的角度来看,是大致相似的。但如深入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郑和航海方式与哥伦布、达•伽马的航海方式大不相同。

   首先,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对东方的香料与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从13—14世纪以来,由地中海意大利诸城市所推动的商业资本主义繁荣,到15世纪扩大到大西洋岸,而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君主国的过渡,西欧的商人也愈来愈强烈地想挣脱意大利人、阿拉伯人对东方贸易的重重限制,设法与印度、香料群岛、中国发生直接贸易联系,因此,西欧航海家深入大洋的探险活动具有不同于封建阶级的新兴社会力量的创新活力。那些支持和鼓励哥伦布们航行的西欧封建君主奉行重商主义,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本国商人出海,如授以海外贸易的专营特权,鼓励本国造船业,保护本国海外商业利益,支持开拓海外殖民地,以达到增加王室金库收入和壮大国力的目的。西欧君主之所以积极支持海外事业还有制度性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封建式的领主经济结构多方面限制了君主对财富的榨取,而封建国家征税的权力又掌握在贵族把持的议会手中,因此新兴君主们为应付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都力图开辟新的财源。这一结构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对国内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的特殊兴趣。

   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历史家大都强调永乐时代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在永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中国皇帝具有直接向全体居民征税的最高威权。这主要是征收田赋。明代自洪武开国就倾心于本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税率比较低,以建立稳定的政治局势。甚至各衙门的书手、工役都要向民间征来;衙门用的文具纸张等也规定由里甲承奉。政府的财政不敷,就滥发纸币(宝钞),为数令人骇然。这套高度集权的保守的经济结构表明明王朝的政策是内向的,它的海外活动完全着眼于国内政治。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蕃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为此,顺便解决安南的归顺和制服盘踞三佛齐(旧港)的中国海盗;早期还顺访建文帝下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见,郑和大航海的壮举尽管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式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其次,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达•伽马航行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后者是私人积资的海外探险活动。为筹集远征的资金,西欧早期的航海家都到处奔走,向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宫廷求助,以获取特许状。船只装备是自备的,更多的是求助于商人,是一种契约形式的利益结合。另外一种财源则来自海盗远征。航海资本经常是与海盗远征分不开的。因此,西方的早期远洋探险都不可能有很多的船、很大的船,也不可能雇用很多船员。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曾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从商业的利益来看,也不需要巨型船舶,这在技术上弱点多,经济上也不划算。欧洲远洋航行的船,在19世纪以前一般不超过500吨,常见的只有100-300吨。这种商船一般只用8-13人,荷兰一般400吨的商船才用33人。哥伦布第2次航行是为了到新发现的土地移民定居,才带领了1200人左右的庞大队伍。哥伦布与达•伽马出航的船只和人员都不多,正符合商业资本主义远洋探险的性质。

   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则不大相同。它是由中央王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它的船队是一支庞大的皇家舰队。出洋之前,由国家所属的府卫、工部、地方提举司在各地分别承造大批海船。郑和率领的船队每次出发大都在27000人左右,其中最大多数都是军人,大多是从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和水军右卫官军中抽调的,这实际上是一支海外远征军。它的派出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开拓南洋贸易。这样大的舰队出洋,按郑和的记述:“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见《天妃灵应碑》)。前6次航行都是连续进行的,这要耗费国库多大开支?郑和的远洋航行,构成一系列连续的海上出征,只有高度中央集权、财力雄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七下西洋,每次都是出自皇帝的最高独断。而郑和作为内官太监,被授予总兵的职务统率舰队下西洋,只是奉旨行事。在第6次航行后被停止达10年之久,郑和个人完全无能为力。与郑和同时代的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所领导的大洋探险则完全是独立的活动,不受制于王室或朝廷。哥伦布所率领的远洋航行,是按与西班牙王签定的协议书行事,所“发现”的土地虽然归国王所领有,但哥伦布可以“副王”、“总督”身份进行管辖,获得所获财物的1/10,并享有世袭特权,等等。为此,哥伦布后来一直到死都为他在海外远征中的应获权益与西班牙王室争执不休。

   两种完全不同的远洋航行的组织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王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有权和特权的趋势。朝廷或王室通过这种方式鼓励私人甚至包括受雇的外国人去进行冒险事业和创新活动,为新的财富和商业资本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西方所有权的制度结构开始改变的一个重要开端,而中国却仍然是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这两种不同的航海队伍的组织方式和任务,可大致列为下表:

  

   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的主要任务是开辟通向东亚的新航路,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东西方贸易。重商主义和扩大东方贸易是推动大航海探险的发动机。哥伦布登上加勒比海岸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黄金。达•伽马到达卡利库特城(印度)时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寻找基督徒和香料”。这类带有亡命性质的冒险开初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遇到许多非难,但一旦黄金、奴隶、土人纳贡物从远洋源源运回,就立即掀起了海外探险热。在早期阶段,东方贸易的目的并不是为欧洲产品开拓新市场,而是要向欧洲输入大量新商品。对西欧的新兴君主国来说,追求富强之道开始从农业和本国农村转向商业、城市产业以及大规模海外贸易和殖民。国王们都鼓励本国商人组成各种贸易公司开展海外殖民和海外贸易,奖励和扶植本国的造船业和航运业,甚至支持和参与本国的海盗行径,而限制甚至禁止外国商人和商船在自己控制的海域贸易。从此,重商主义下的大开放和海外移民拓殖成为新时期的发展主流。从表面上看,郑和大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首先,郑和出使南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这种贸易的时间、地点、人数、船只、货物数量都有严格限制。这是一种官方专营的对外贸易,下西洋所需的货品,都由政府的官库直接拨付,或由官府采办实为强迫收购的。这在一定限度内有利于扩大国内外市场,但如搜求过度,就必然会对官营手工业和财政带来不利的影响。

   其次,朝贡贸易是一种特殊贸易体制,其贸易方针是“厚往薄来”。其具体做法,或用“贡品”形式的商品与“赏赐”形式的商品交换;或给海外来的“番货”以高价收进再将中国的货物以低价售出。这是一种“随贡互市”性质的贸易。这种不等价交换是赔钱的大买卖,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西方的重商主义是与保护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明王朝的“重商”则与摆阔主义结合在一起。为了向海外“示富”,每次都携带大量财货赏赐给南洋各国君王,又对各国来华王公使臣颁发优厚的赏赐。此外,还要给下南洋船队人员赏赐实物和宝钞。按每人赏钞10锭计算,单此一项,每次就要开支20多万锭;而郑和一次得的赏赐就是10万贯钱。出洋回来之后,也要论功行赏。针对这种朝贡贸易,当时的朝野人士就尖锐指出:“收货所出常数十万,而所取曾不及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可见郑和时代的海外贸易是明天朝大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令人夺目的实例。

   最为独特的是,永乐王朝一方面对海外奉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却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下西洋与禁出洋两项政策是同时推行的。这就是说,只允许皇家的海船队下西洋进行官方贸易,也允许西洋海船到中国来进行由国家独占市舶之利,却严禁中国人出海进行贸易。这一套海禁政策是过去的王朝所从未有过的。明王朝从开国起就明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后来又明令罢市舶司,严厉打击走私贸易。为了严禁从海上里通外国,永乐年间强行命令把海船都改为平头船,销毁违禁的大船,不许私造双桅以上大船。试问,一面大力鼓励官营航海,一面又严禁民间航海,怎么可能发展航海事业?

海禁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利益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中国走出了南洋,但却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自宋元以来东南沿海民间经济势力和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而活跃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盗和倭寇之患也时起时落。中国自古以来,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与西北边疆,现在增加了来自东南海疆的新威胁;并且海外可能成为国内失败的政治势力盘踞的基地;海盗与倭寇又可通过通商与走私进行骚扰和泄漏国内情报等。这是中国政治斗争出现的一个崭新的动向,也是中国的发展背景不同于中世纪后期西欧的发展背景的一个重要之点。对新起的朱氏农民王朝来说,对这个新问题尤为敏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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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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