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20-09-26 08: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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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军  
便在于其是否拥有一大批争议性或讨论性的课题, 这种学术的可争辩性“本身反映出学界日益普遍的预设, 即这些主题和方法展现了一种比旧史学更真实、更有意义、更基础、更必要的更高级的史学形式”36。

   开放包容的学术讨论开阔了党史研究者的视野, 鼓舞了他们志于突破与创新的勇气。部分学者秉承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精神, 以独立的科学思维重新检视和评价诸如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等一批重大的历史与理论课题。通过对这些课题所蕴涵的历史要素的还原、清理与思考, 研究者试图厘清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历史变迁, 以此拷问当下所制定和采取的改革决策与策略的适应性。因此, 这些问题对于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史具有关键意义, “是一个原则问题, 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我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根本特点的问题, 是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的社会基础的问题, 是能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特殊规律的大问题, 关系到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的问题”37, 并且触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推动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等本质问题, 为此后中共正确判断中国国情并在此基点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大理论, 提供了最初的学术基础和文化背景38。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表明这些课题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与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强烈诉求之间, 存在着判然可见的关联性, 他们为促进国家的民主进步与社会的繁荣发展而返回历史空间, 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援, 这从一个层面表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公共空间的浮现及其巨大的文化活力, 不但复原了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 而且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伦理的与政治的公共关怀, 再次确认了历史学家的责任所在, “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去的研究的价值, 不要把这种研究作为自身的目的, 而是作为一种方式, 为透视现在提供多重视角, 从而促进我们对自己时代的特殊问题的解决”39。在党史研究中出现的这一倾向反映了史学作为一种人的科学的独特性, 而这正是史学所赖以生存的根源。

   “重评”史学在完成拨乱反正使命之际, 激荡了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化气息, “它是积极的, 因而也就是批判的思维的一种努力”, 它批判极左党史学的同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 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40这表明, 拨乱反正史学背后隐含着一定的价值选择, 这种价值倾向的本质就是通过对一大批党史课题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探寻与发现党史研究这一特殊学科自身内部以及各种具体问题研究的矛盾与症结, 并正视和研析这些矛盾和症结产生的深刻因由, 以寻求解决之道。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品质就此生成, 这对于党史研究最终走出拨乱反正模式, 回归正常健康的学术研究, 具有指向性意义。在此基础上, 党史研究自由发展的内在逻辑渐次显现, 多元化的学术样态日趋成型。

  

   四、党史研究多元化格局的构建与确立

  

   党史研究重返历史学科的文化阵营与拨乱反正史学的学术化倾向, 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注入了动力, 推动了党史研究在各个层次和方面的长足发展, 几乎涉及历史研究所有的知识品类和认识方式, 既有关于史实的复原与确证及对其的理解和阐释, 也有关于党史脉络与规律的概括与总结, 还有较为缜密和精辟的对历史意义的定位与评价。这些不同层面的史学研究类型, 包含了对于党史的感性、知性与理性的多重认识, 共同构成了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元素与面相, 彰显了党史研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经过研究者几年的戮力耕耘, 党史研究范围、视野和类型的扩大及其学术质量的提升以及研究力量的多样化, 进一步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全面发展与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确立。

   党史研究者在“问题意识”的促动下, 将关注视野从拨乱反正史学投向更为广泛的具体问题研究, 党史研究的范围获得显著的延伸与拓展。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度挖掘和详细释读, 党史研究者梳理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等重大事件的历史脉络和具体进程, 填补了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史等一批研究空白点, 以往偏于简单化或抽象化的历史叙述得到丰满与完善, 提升了历史细节在党史研究中的地位, 削弱了长期以来以论带史的研究倾向对党史研究的不利影响。研究者在课题选取上已不再框限于传统的政治史和军事史, 开始初步涉猎思想文化史、文学艺术史、科学政策史、经济史、社会史等方面的新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如传统的政治史将五四运动视为划分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标志, 而从文化史的脉络来看, 中国文化运动的发展往往滞后于政治事态的进程, 新文化运动在1920年前并未完成向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转化, “不可硬性与政治史的划界一刀切平”41。这种多维的观察视野凸显了党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有利于增强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党史研究还突破了以往偏侧于民主革命时期的状况, 研究者探索并构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脉络, 各个历史时段的许多重要问题均得到初步探讨, 已有一定的研究规模。党史研究者打破了长期隔绝于世界学术潮流的状况, 已明确意识到“不能永远闭目塞听, 闭关自守……要把加强国内的党史研究工作和重视研究海外动向和倾向结合起来”42, 由此积极引介海外中共党史研究著述, 师法海外研究者搜集、整理和利用原始资料的渠道、流程与方法, 吸取其注重注释和引证的学术规范, 总结其研究动态、特点、倾向与不足, 从而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建设提供了“他者”的思想与精神资源。由上可见, 党史研究范围的扩大与审查视角的多样推动了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地方党史研究渐呈勃兴之势, 研究数量和质量均有较大程度的提升。中共组织具有地域性和普辖性之特征, 拥有健全而庞大并且级次分明的地方组织系统, 党的活动主要以地方为单位实施和展开, 因此地方党史研究努力挖掘诸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东江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入闽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和白区工作史等一大批以往被遮蔽或冷落的地方史实, 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史的研究成为重点和热点问题。这些研究着力突出中共各地各级组织的历史贡献, 寻求地方党史在整体中共党史中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归属, 集中显现了中共党史发展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特性, 有效地印证或补充了偏于简单化和线条化的中央史, 这再次说明“地方史研究往往能发现新史料”并使历史的内容趋于丰富43。地方党史研究进一步强化了党史研究的历史空间意识, 产生了昭显地方党史资源之鲜明特色与独立价值的学术自觉, 展现了历史发展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以及历史细节的歧异性, 如陈士农等人就注意到, 标志着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开始的柴山保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遇到了和井冈山及其他根据地相同的问题”, “而在解决这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的过程中, 又具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44尽管从整体来看, 众多地方党史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远远大于或多于其差异性, 地方史与中央史的同构性特征十分明显, 但显然各个地方党史自身的独特性却不能为一致性或相似性所包罗或穷尽, 因此这仍然成为党史研究取得的重要学术创新。同时, 研究者对地方党史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初步涉猎和研究及其相应的党史资料的开掘与利用, 为此后基于地方性知识与重写历史的学术转换而兴起的“党史 (政治) —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45。总之, 地方党史研究历史地、逻辑地初步展示了诸多具有典型意义、代表了不同类型和层面的地方史面貌, 已呈现明显的学术化特性, 不仅为此后纂修系统的地方党史著作提供了初步的研究经验, 而且使党史研究的生命力基于更为广泛的社会细胞, 给深化党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缘。

   80年代头三年是1949年以来各种党史研究机构和团体成立最为集中的时期, 具有独特而不可复制的时代性。除上文所述的全国范围内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和党史人物研究会的陆续成立外, 中共中央于1980年初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 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在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 负责审定党史编辑中的重要问题;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 直接负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编写工作。在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前后, 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亦相应建立了各级中共党史学会, 汇聚了党政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军事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以及革命纪念馆等多种党史研究力量。诸如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会、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工人运动史研究会、青年运动史研究会、党的建设研究会等各种专业性党史研究组织也相继成立。研究机构和团体还创办了《党史研究》等多种公开或内部发行的研究刊物, 以便于党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沟通。总的来看, 这些研究机构和团体的日常工作和学术活动, 具有组织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使研究者获得了较为稳定的生活和学术条件, 成功地凝聚了党史研究队伍, 在全国促成了一种积极纂修党史的文化气势, 初步形成了中央党史和地方党史通力合作、双向促进的良性态势, 扩大了专业化党史研究的营盘。各地各级党组织大力加强党史资料开发、党史人物研究、党史正本编撰和党史研究队伍建设, 力图实现党史研究的新宏图:“在重大政治理论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但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 要允许独立地进行思考, 敢于直书独论, 提出不同见解”, “建成一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有战斗力的党史研究队伍。”46设置如此之多的党史研究机构与团体, 集中表现了执政党编修自身历史的迫切心理, 事实上已成为官方修史制度的重要载体, 党史研究呈现初步的职业化和制度化特征47。

高等院校的党史教学逐渐步入正轨, 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化和专业化的重要一极。由于长期施行填鸭式的灌输教学和空洞的理论说教, 以及极左党史学的恶劣影响, 学生对党史课产生了普遍的厌恶与抵制情绪, 取消党史课的呼声渐起。在这种情势下, 各地高校的执教者克服重重困难, 抱持实事求是和去伪存真的理念, 抛弃阶级斗争史的单线条教学框架, 重新确立较为科学的教学理念、原则、内容与方法, 渐次形成了党史教学特有的主题模式、审美旨趣和文体特征。在此进程中, 史论结合原则得到了较多的重视和阐释, 突出了理论思考对党史教学的作用, “开拓党史理论研究的领域, 扩大党史理论的视野, 这是提高党史课理论教学的关键所在”48, “史是论的基础, 论是史的说明, 我们不能离开历史的实际去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 又必须对史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49。因此, 党史执教者在讲授历史细节之际, 注重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党史的内在联系, 以历史实情批驳一些长期被曲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 并试图以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重新解释党史, 这是当时整个思想理论界“回到马克思去”思潮在党史学科中的回响。为促进党史教学的顺利开展, 执教者还主张学习和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 涉及面是十分广泛的。因此必须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乃至地理、历史、军事、文学艺术等有关方面的学习”50, 这为此后党史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在高校的发展提供了认识前提。为加强和改进党史教学, 执教者走出校门, 积极调查访问, 发掘核对史料, 陆续汇编了多种教学参考资料, 编撰了为数众多的中共党史教材或讲义, 发表出版了一大批专题研究论文, 无论规模抑或质量均在党史研究学术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丰富和提高了当时的教学内容和质量, 不少资料集和研究成果至今嘉惠学林。这些独特的学术探索不仅在时间上先于官方研究, 而且在某些层面超越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使得党史研究在走向学术化的进程中经历了初步的学院洗礼, 再次提醒高等教育的历史教学应坚守其独特的文化启蒙功能, “从长远来看, 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 也就是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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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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