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论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理念转向”——学术背景、基本历程与启示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 次 更新时间:2020-09-24 23:27:40

进入专题: 比较政治研究  

李庆  
曾经一度在社会科学领域甚嚣尘上。(27)除了上述这些特定的政治学分支和直接相关领域之外,对理念在政治和政策中的角色和定位的兴趣往往还与诸如横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话语分析”路向的充分发展等更宏大的趋势紧密有关。(28)

  

   三、“理念”如何“转向”:一个历程概要

   这部分将以比较政治相关分支学科(包含比较政治经济、比较公共政策、欧洲政治、美国政治等)为例进行叙述。(29)该学科领域“理念转向”的开端可以确定在1985年,其标志是著名政治学家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所著《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欧洲的产业政策》一书的公开出版。(30)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一个概念框架,而是认为欧洲小国家成功处理全球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共识文化或“理念”;如果小型国家要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成功,那么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利益诉求需要彼此融洽相处。4年后,霍尔出版了他的大部头著作《经济理念的政治力量》,极其详尽地追溯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念的政策力量。1991年,凯思琳·赛克金克(Kathryn Sikkink)出版了日后被广泛引述的关于阿根廷和巴西的发展主义理念及其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成果,标志着该路向研究的品质得以稳步提升。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学学者开始呼吁学界接受所谓的“分析折衷主义”(analytic eclecticism)——即并不只是通过应用某一特定理论范式来处理研究问题。1995年,《世界政治》期刊组织召开了一次探讨理论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定位的大型研讨会。在本次研讨会上,阿图·科里(Atul Kohli)、彼得·伊万斯(Peter Evans)、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苏珊·沃夫(Susan Wolf)、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都在呼唤学界需要更多的“分析折衷主义”出现。(31)也是在这个会上,卡赞斯坦高调地强调自己是一个问题驱动式的学者,并不执拗于任何解释因变量的特定方法。后来的事实表明,对折衷主义的开放态度事实上比强调宏大的因果概括更重要,因为分析折衷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提示研究者不要再过分担心理论上的分歧,而应该使用更广泛的理论组合来解释更普遍的经验现象。当然,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对分析折衷主义的或高或低的质疑声音。(32)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直接把理念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放进研究议程的比较政治学者:谢里·博曼(Sheri Berman)以20世纪早期瑞典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作为比较案例,使得理念议题的比较研究变得更具操作性。(33)不难看出,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制度主义路径研究突飞猛进的时候,理念研究也随之加速前进。

   进入21世纪以来,理念议题继续深入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比较政治经济学出现的两大理论突破:一是历史制度主义在主要西方国家主流学界呈广泛传播之势。比如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的系列作品(34)(从中可以发现霍尔早期的《治理经济》一书的深刻影响),还有凯瑟琳·塞伦(Kathleen Thelen)和斯文·斯坦莫(Sven Steinmo)、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沃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等人的研究。(35)二是以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理念为关注中心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36)。这个路向从《当代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和变化》开始,经由著名论文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的接续,之后又由《超越资本主义多样性》一书加以完善和扩展。(37)当然许多历史制度主义文献都积极地采用理性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路径,并没有太过于靠向理念议题。虽然理念和“关键性枝节点时期”(critical juncture)在历史制度主义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这一优势从未被理念议题的研究加以继续发挥和利用。近年布莱斯等人进行了一次颇具启发性的社会网络分析。该研究表明,理念议题研究者非常关注历史制度主义,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却往往只关注和理性制度主义的学术交锋。(38)理念研究者们希望与历史制度主义者切磋是一厢情愿的,布莱斯等人称这种现象是历史制度主义者和理念路向学者之间的“无意识解钩”(unconscious uncoupling)。

   第二,21世纪以来深入稳定发展的“理念转向”在欧洲政治、美国政治(甚至美欧关系)的分支领域有了相当扎实的学术积累。一些学者常常跨越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两个领域来研究作为自变量的理念因素,比如布莱斯比较美国和瑞典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的《大变革:20世纪的经济理念与制度变迁》,凯特·麦克纳马拉(Kate McNamara)研究欧洲货币政治的著作《理念货币:欧盟的货币政治》和新近出版的《日常欧洲的政治:在欧盟构建权威》(39),还有克雷格·帕森斯在欧洲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关照理念定位的专著《明确的欧洲观念》。上述几位学者都探索理念在解释广泛的制度变迁模式时具有的显著性。所有这些学者都明确地涉足过其他路径,而叙述他们对“理念转向”的贡献主要是就他们对理性选择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回应而言;比如帕森斯的著作其实是直接回应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在《欧洲的抉择》中采用的理性选择和基于利益的方法路径。(40)此外,还有必要提到科林·海伊(Colin Hay)、丹尼尔·温克特(Daniel Wincott)和维维恩·施密特(Vivien Schmidt),他(她)们长期把理念作为分析研究的焦点。(41)海伊的“建构主义的制度主义”的精到概括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总结部分也会提到)。(42)让·莫内教授施密特女士“话语制度主义”在其中颇具优长,这里就不再赘述(总结部分还会简要提到)。(43)迄今为止,这种话语性的“理念转向”并不为大多数身在美国的政治研究者所接受的,但它却仍然被继续加以发挥运用。(44)

   最近几年,一些美国青年学者开始尝试着将理念变量的探究更多地引入本国政治发展研究方向。201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治思想》(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杂志诞生,这本刊物的副标题“一本理念、制度和文化的期刊”(A Journal of Ideas,Institutions and Culture)从侧面表明主流学界对美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兴趣被重新唤起。这种明确将美国政治思想/哲学研究与美国政治发展方向联系起来的学术理路认为理念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对于理解美国政治发展进程至关重要。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M.Smith)专门撰文郑重强调,“(他的文章)概述了政治如何进行的一般框架,即‘政治的螺旋式’(spiral of politics)。它表明了理念的产生和重新制定如何以及为何成为政治的关键阶段。因此,它强调了对理念进行阐释性研究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科学研究如何能够建设性地联系起来”。(45)鲁斯·奥·布莱思(Ruth O'Brien)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历史与政治分部的通讯——克利俄(Clio)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把理念和制度紧密联系起来看待,特别是在身份建构方面。(46)上述致思理路还处于早期阶段,尚需进一步观察,但可以初步断言它将开辟了一条颇具前景的道路。

   在新近的美国政治文献中,意识形态话题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关注度,就本文焦点来看,一些对意识形态进行量化研究的学者正努力开掘理念相关的议题,例如汉斯·诺埃尔(Hans Noel)。(47)这项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学界对关于理念创新和政府制度的形式建模方法的积极意义尚无定论。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学者们避免涉足法西斯主义的深层意识形态来源,然而泽夫·斯特恩海尔(Zeev Sternhell)等学者却聚焦政治辩论中的一个特定因素——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48)

   在概述了“理念转向”的主要脉络和基本文献以后,这里引入两个稍不留神就会引起剧烈争论的问题。首先,对于所有想要严肃认真研究理念的人来说,探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存在的理念的作用、相关性和实用性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理念经常与文化混淆,文化研究往往蜕化或简化为高度确定性的方法路径。因此,2009年出版的著名教科书明确聚焦理性、结构和文化三个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问题的——理念可以纳入文化因素来考虑。一些学者更喜欢概括研究理念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一旦谈到文化,就会遇到塞缪尔·亨廷顿式难题——他在《文明的冲突》中的“文化主义”路径不经意间给政治研究中的文化概念造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名声。这种路径过于具有确定性,因此研究者会陷入连续性的泥潭,从而无法解释政治/政策现象的嬗变。而如前所述,理念的发展历程往往是动态的而非线性(增长)的,是迭代的而非机械(复制)的。马克·霍华德·罗斯(Mark Howard Ross)的路径或许更有帮助,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变异(variation)以及为什么文化很重要,而不会过度陷入确定性而不能自拔。(49)其次,就理念(发展)的不可预测性来说,比较政治经济的学养常常促使研究者能够提出其他方法路径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并且通常可以避免对历史的相对重新构想(comparative reimagining of history)。人们往往从经济政策角度整齐划一地划分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则为新自由主义时期)。这种认知在理性选择路径中尤甚,就如罗纳德·罗古斯基(Ronald Rogowski)和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Hiscox)的研究。(50)国际贸易中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s)告诉我们,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资本和劳动力应该合作以便与土地对抗从而争取自由贸易;但在19世纪几乎没有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合作达成一致——这毕竟被马克思名垂青史的巨著《资本论》所佐证。很多时候研究者不得不尝试使数据与自己提出的理论假设相匹配。探究理念的学者较好地规避了“重新构想历史”的缺陷,因为他们具有在解释历时变化性而不是连续性方面的优长。当政治行为违背物质利益时,理念因素的考量可能就会是最重要的。丹尼尔·贝兰(Daniel Béland)、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和马丁·卡斯滕森(Martin Carstensen)等人的论文也呼应了以上看法。(51)

   第三,简略提一下近10年“理念转向”的比较政治研究从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等方向来吸取学养的例子——文森特·鲍利奥特(Vincent Pouliot)、马瑞欧·佛卡德(Marion Fourcade)的杰出成果,一定程度上还有马蒂亚斯·马世思(Matthias Matthijs)与凯特·麦克纳马娜(Kate McNamara)关于在欧元区危机中北方的“圣徒”和南方的“罪人”的话语建构研究,以及德国理念的反常逻辑的研究(52);通过观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央行内部(ECB)的工作人员如何被社会化(比如获得博士学位的地域、出版物中引用了谁、哪些工作人员获得实质性的升职),康奈尔·班(Cornell Ban)把杰弗里·奇威罗斯(Jeffrey Chwieroth)的研究路向进一步发挥,最终描绘出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领导下具有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风格,并淡化了以往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而欧洲中央银行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研究者以一种新奇方式来量化所有这些施政理念的实质转变对于政策结果产生的效应及其重要性。(53)

  

   四、总结:理论变量关系与方法论涵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比较政治研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比较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996.html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