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弊病与诊疗 ——重置功利论、道义论、德性论及其道德原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2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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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性论拒斥行为规范,而它偏爱的品质规范往往又非常抽象,这就无法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明确的具体指导。但实际上应该不止于此,德性论道德原则还存在一些无法解释或解决的问题。首先,德性论既然认为“做什么人”比“怎么做”重要的原因在于只要有德性,也就会知道怎么行动,那它的道德原则就应该是“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过好生活的人”,并且德性论也没有提供关于“何为好生活”的可靠解释,更没有论及德性与过好生活之间有什么必然性的联系。其次,德性是要通过学习和培养才能获得的后天品质,但我们如何确认我们所需要具有的德性有哪些?德性论者所推崇的德性或美德,一般为仁慈、友爱、慷慨、大方、诚实、忠诚、勇气这些,可他们却从不告诉人们,把这些作为美德的根据是什么?最后,这些被推荐的美德规范之间有无价值等级的差异?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它们之间发生相互冲突,如友爱与诚实不能兼顾之时,我们又该怎么取舍?德性论均无回答。

   以上所说三种规范理论的各自弊病,不仅都是真实存在和无可辩解的,而且都属于道德原则层面的大弊端,这就说明,三种规范理论,全都不能为人的实践提供可靠指导,全都不是正确的规范伦理学,甚至连基本正确也谈不上。

  

   二、诊断

   三种规范理论之所以“连基本正确也谈不上”,主要是在于三者都是片面的规范伦理学,所以才都无法避免地各有弊病。这种片面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三者都藐视所有既有道德;二为三者为人们提供的道德原则都不属于一级道德原则。

   所谓“藐视所有既有道德”,是指三种规范理论对前人留下的大量仍在现实社会中起作用的道德规范,都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似乎一种为人们提供道德规范的规范伦理学理论,反而完全可以不必考虑这些既有道德规范。既不考虑它们的由来与作用,也不考虑该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如何看待和安置它们。功利论在这一点上做得最绝,如前所述,它只主张一个功利论的道德原则,再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道德规范,也没论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既有的道德规范。这就意味它认为,人们只要记住了功利论的道德原则就足够了,其他一切由前人留下的既有道德规范都是无用而多余的东西。康德的道义论虽然提出的道德原则有几个,但此外再无其他更具体的道德规范,并且这几个道德原则都是通过纯粹理性推论出来的新原则,因而他的道义论也没有任何既有道德的容身之地。相对而言,德性论稍微好一点,因为它推荐给人们的道德规范,都是社会中已经存在的道德规范,而不是自创的道德规范。但是,由于被德性论者所说的德性,不仅不包括行为规范,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品质规范,只是其中的某几种,这就说明还是有绝大多数的既有道德规范被其拒斥。

   前人留下的大量道德规范,除了那些由统治者刻意炮制的只有利于自己的异化道德规范,[14]如“君权神授”“奴隶非人”“人有贵贱等级”“禁欲主义”之类,是糟粕之外,其他的道德规范则都是前人道德智慧的结晶,无论是“勿说谎”“勿偷盗”“要孝顺父母”“要爱邻居”之类的行为规范,还是“公正”“智慧”“勇敢”“节制”“仁慈”之类的品质规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合理的道德规范。既然如此,一套为人们提供实践理性的规范伦理学,就得研究它们,重视它们和容纳它们。否则,就只能是不接地气也没有人气的浮华理论。换言之,一套规范伦理学,如果不能证明所有的既有道德规范都是错误的,就得在自己的规范理论及规范体系之中,为那些没错的既有道德规范留下容身之地。

   与功利论和德性论都只是在客观效果上存在对既有道德的藐视不一样,康德的道义论是有意藐视既有道德,所以他倒是提供了藐视的理由。这就是,既有道德都是经验性的东西,不具有普遍性,只有用纯粹理性推论出的定言道德命令才具有普遍性。但是,他在为自己的立法方法举例中,所推论出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命令,就有“要诚实”或“不说谎”、“不做假承诺”之类,可这些岂不就是早已有之的道德规范?那又凭什么说,既有道德都不具有普遍性?

   所谓“三种规范理论为人们提供的道德原则都不属于一级道德原则”,是指在一个道德规范系统中,各种具体道德规范之间存在大小或等级之分,因为道德规范作为指令,有的是关于一个具体事情的具体指令,如勿偷盗;有的是关于一类事情的较为抽象的指令,如要孝顺;有的是关于人生总事务即如何为人处事或如何做人做事的更为抽象的根本指令,这就是道德原则。[15]如果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道德原则不过是指相对较大的道德规范,那道德原则相互之间也有等级之分。既然如此,在所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中,那个对人提出根本性道德要求,从而能统摄其他所有道德原则,自然也能统摄其他所有道德规范的最大道德原则,就是一级道德原则,或曰总体性道德原则。而比它稍小或更小的道德原则就是二级道德原则或三级道德原则。一级道德原则,用康德的话说,就是“道德最高原则”。[16]由于“极端相合”,最高的道德原则,也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即能派生出其他所有具体道德规范的道德规范。

   一级道德原则既然是关于如何做人做事的根本指令,那它自身就应既蕴含如何做人的道德规范,也蕴含如何做事的道德规范。又由于无论是如何做人还是如何做事,都会关乎品质与行为,所以,一级道德原则本身,也应既蕴含品质规范,也蕴含行为规范。否则,它就不配为最高或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可是,功利论的道德原则只是一个行为规范,道义论的那几个道德原则和基本原则,也都是围绕行为而演绎出的行为原则,德性论则情况相反,它给出的做人的道德原则,只认可和容纳品质性规范。这就说明,三种规范理论为人们提供的道德原则都不是既蕴含行为规范又蕴含品质规范的一级道德原则。

   总之,正因为三种规范理论都藐视既有道德,都给出的不是一级道德原则,所以三种规范理论实际上都属于片面的规范伦理学,而不是规范伦理学的完备性学说。既然如此,它们又如何能不被诟病?又如何能免除各自所存在的弊病?

   进一步探究,从认识论说,三种规范理论之所以会是片面伦理学,是在于它们的提出者全都对道德缺乏基本的了解和研究,全都是在没有回答“道德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自己的规范伦理学论述和理论建构。所以,我们在他们的著述中,从来找不到关于道德的有据定义,更看不到他们有关于道德的起源、类型、结构、形态、功能和演化等问题的道德本体论。相反,如果他们知道了道德源自人们的约定俗成,本质上是一种既不同于制度也不同于习俗的规范,而且这种规范在道德形成之初,就是既关乎做人,又关乎做事;既有行为规范,也有品质规范的状况这些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17]就会明白,一个完备性的规范伦理学,为人们提供和推荐的道德规范,必须是既有做人的规范也有做事的规范,既有行为规范也有品质规范,而其为人设计的道德最高原则,也必须是能蕴含它所推荐的所有做人规范、做事规范、行为规范和品质规范的总体性道德原则。

   因此,三种规范理论要想消除自己的片面性,就必须降低自己的“身段”,不再继续号称自己是独立的伦理学,就只能把自己视为拥有真正的一级道德原则的完备性伦理学的组成部分或部分性理论。而所谓“真正的一级道德原则”,就是既蕴含做人和做事的规范,也蕴含品质和行为的规范的道德原则。

  

   三、疗救

   既然三种规范理论都只可能是完备性规范伦理学的部分性理论,那么,如果我们想让它们在内涵上都的确有资格同时成为完备性规范伦理学的一部分,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或意义,就还需要对它们加以疗救,进行位置和功用的重置,以使它们可以在完备性的规范伦理学中,互不排斥地各得其所,各司其职,相安无事。不过,这个重置必然要包括对它们进行一些改造或新的诠释。

   在完备性规范伦理学中,就德性论而言,如其名字所示,应该就是规范伦理学关于德性或道德品质的理论。虽然当代德性论者关于伦理学需要回答“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的观点是对的,但回答这个问题却并不是德性论的任务,而应是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基本理论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问题属于规范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直接与对人提出根本性道德要求的一级道德原则或总体性原则相关,也只能由这一原则做出回答。因此,作为完备性规范伦理学的部分性理论的德性论的道德原则,应该就是“要有德性”,它在等级上属于二级道德原则。至于要有的德性是哪些?则是以总体性道德原则给出的做人主张为衡量标准,负责向人们提供做这种人所值得拥有的各种品质规范,并厘清这些品质规范的大小等级关系。而那些与此做人主张不相一致的既有品质规范,就都是需要被抛弃的规范。它们在性质上,必定不是属于异化道德,就是属于过时道德。同时,德性论还需要研究和回答品质的形成、培养、变化和各种相关因素的问题。

   在完备性规范伦理学中,与德性论相对应,德行论是关于行为及行为规范的部分性理论,其道德原则应是“要行德行”,也属于二级道德原则。而要遵行的德行即行为道德规范,则是根据完备性规范伦理学的总体性原则中关于做事的根本性要求来推论和筛选。虽然道义论和功利论本身都是关于行为道德规范的理论,但从二者的理论内涵以及各自提出的道德原则的实质内容看,二者都没有资格充当德行论的基本理论,二者所提原则也都不是德行的基本原则。因为如前所述,道义论的基本原则,只是关于道德义务的规定,而功利论则只有一个关于行为的道德原则,再不需要任何其他行为规范。不过,这一分析并不意味道义论和功利论一无是处,没有疗救的必要。我们将发现,一旦将二者都作为德行论中关于选择行为的特殊方法论,同时也将二者的道德原则作为特殊方法性原则,二者就都会变得合理且好用。

   道义论作为特殊方法性理论,所要解决的特殊行为选择问题是,当已被我认同的行为道德禁令与我的便利发生冲突时,我可不可以为了私便而暂时放弃对行为禁令的遵守?用康德的例子说就是,我想通过假承诺实现借钱目的而违反“不说谎”的道德禁令可不可以?道义论的回答自然是将道义优先于私便的“不可以”。否则,世上就不可能有道义论。个中道理,除了康德说的假承诺之类的私便行为方式不能成为普遍性的道德法则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违反道德行为禁令就是违反道德,就是不道德。因而这种情况下的行为选择其实是关乎道德与不道德的选择,如果选择私便,就是选择了不道德。而选择不道德,其实也就是选择了不正当或恶。所以,这种选择其实也是关于正当与不正当,非恶与恶的选择。善恶时常被认为是玄奥难解的问题,但在道德上早有定论,各个民族的道德在对行为的价值区分方面,实质上都是一样的观点:损人就是不当或恶,利人就是应当或善,没损人也没利人,就是非善非恶的正当。所以,在行为道德规范中,所有倡导性道德规范都属于高线道德规范,它们所倡导的行为,如要扶老携幼、要急人所急、要扶贫济困、要见义勇为、要大义灭亲、要无私奉献,等等,都有利于他人的共性;而所有禁令性道德规范都属于底线道德规范,它们所禁止的行为,如撒谎、欺诈、骂人、伤人、偷盗、做伪证、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等等,都有损害他人或损人利己的共性。[18]由此可知,一个人只要不想成为恶人,就不可以为了私便而违反禁令性道德规范,亦即道德行为禁令。并且,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为了私便而违背禁令性道德规范,那么,道德将被彻底破坏,不复存在,于是人们就会退回到相互为敌,谁也不得安生的丛林状态。因此,违背禁令性道德或底线道德,不仅的确就是作恶,而且其恶果,最终也会报应到自己头上。而这些,也就是我们需要自律地坚守道德规范的必要性。而这种坚守,也就是履行道德义务。

不过一般而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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