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民法典(人格权编)》一般规定的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08: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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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  
不考虑过错要件;日本最高法院通过“北方杂志案”确认名誉侵权的排除妨害、停止侵害请求权;瑞士则通过其民法典和债法典分别规定不同类型的人格权诉讼,包括预防诉讼与停止侵害诉讼[23](P152)。可见不论在法典编纂、修订时增加人格权请求权规范,还是通过司法实践发展人格权的预防保护,人格权请求权的确立在世界民事立法与司法上呈现出愈发明确的趋势。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的人格权请求权,但保护范围显然过窄。《侵权责任法》第2条保护范围广泛,但同法第6条之“过错”要件限制了保护功能的发挥。构建保护范围周全、启动要件宽松的人格权请求权成为必要。《侵权责任法》第15条包含除损害赔偿以外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绝对权请求权救济方式,与《物权法》第34条、第35条之物权请求权的关系如何,不无疑问。人格权请求权在民事单行法时代难有委身之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在侵权责任方式上有所淳化,即该编第二章的规定集中于损害赔偿,回归传统侵权损害赔偿法。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等绝对权请求权由各自分编加以规定。绝对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得以分离,清晰的“原权请求权”与“次生请求权”体系得以呈现。我国民法典编纂各版本草案自始至终均有规定人格权请求权:自二审稿开始将第778条的表述修改为“有权请求”承担民事责任,直接显示请求权的性质。《民法典》第995条系人格权请求权一般规范,与之后第997条人格权诉前禁令共同构成人格权请求权的一般规范体系,加上基于具体人格权特性所生的人格权请求权(如《民法典》第1028条),人格权请求权的整体构建基本完成。人格权请求权规范的设置对我国民法请求权体系的整理具有关键作用,构建了周全的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权体系。

   其一,一般规定。《民法典》第995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条的适用不要求损害后果的发生,仅要求人格权正在遭受侵害即可。同时,本条不要求侵权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有利于防止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只要特定行为影响权利人实现人格权之完美状态,权利人即可依此主张民事责任。此处的民事责任包括预防性质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还包括补救性质的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应注意,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其性质和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请求权相同,可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96条规定。依据当然解释方法,物权请求权尚且不适用诉讼时效,人格权请求权更无须适用。人格权属绝对权、对世权,除人格权权利人之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犯他人人格权的义务。若人格权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必然影响人格权的周全保护,间接将人格权等视于财产权,与现代民法发展趋势相悖。此外,《民法典》第995条第1款表明,侵权行为导致人格权上财产利益受损的,可主张损害赔偿责任。此处的财产损害可通过金钱计算,该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适用侵权责任编有关规定,即本款所称的“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

   《民法典》第1000条是侵权人拒不履行侵害人格权责任承担方式时的特殊规定,是对上述责任承担一般方式的补充细化。早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曾有规定: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和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6项的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000条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承担扩大到了所有人格权侵害,并且明确责任承担的范围与行为造成的影响大致相当,最大化人格权损害的替代性补救。

   其二,诉前禁令。《民法典》第997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诉前禁令是指,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已发生或将发生时,若未及时制止,将导致损害后果迅速扩大或难以弥补,受害人有权请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相关行为[24](P4)。该规定对人格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能有效预防损害的发生和扩大。人格权益的损害后果一般具有不可逆转性,保护上注重事前预防和防范。“钱钟书书信案”即是诉前禁令独特功能的生动体现:被告拍卖行对钱钟书书信手稿的拍卖将致书信隐私内容公开,法院在原告请求下裁定被告不得以公开发表、展览、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侵害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保字第9727号民事裁定书)。本案虽依诉讼法上规范保护著作权,但实际上亦保护了涉案书信上所载私密信息,维护了隐私的秘密性。《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1款虽然在程序法上确立了诉前禁令制度,但相应的实体法规范亦应呼应,为法院裁定提供实体法规范。同时实体法上诉前禁令规范作为人格权请求权的一种,对情况紧急的侵权行为及时提供保护。该条一般用于与人格权之精神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如公开他人隐私等。对财产权益的侵害,财产诉讼救济已足,如未支付足额肖像许可使用费,事后起诉即可。应注意其与知识产权诉前禁令规则适用的不同:人格权保护侧重对主体根本人格利益的维护,在适用上应重视诉前禁令实施的效率;而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因错误实施该措施所导致的经济收益损失以及社会效益的减损属于法院在运用诉前禁令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1款的规定,权利人主张诉前禁令保护应具备初步证据,证明行为人即将或正在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会发生难以弥补的损害。此处强调行为的违法性,意在排除因符合《民法典》第1020条合理使用他人肖像等合法行为。权利人的举证不必达到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因为诉前禁令的制度目的在于高效地阻止不可逆的人格权损害后果发生或扩大,若设置如同诉讼进行中那样的证明标准,不利于对人格权的及时保护。在审查诉前禁令时,法院应进行利益衡量,即禁令发出后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几何。据前所述,诉前禁令制度多运用于知识产权侵权领域,参考知识产权诉前禁令保护的司法审查经验,法官可从以下方面考虑:胜诉的可能性、禁令的补充性、可能的损害后果是否具有不可逆性以及利益衡量。诉前禁令制度与“停止侵害”在制止持续性的侵害行为上有相同的功能,但二者所适用的条件不同。“停止侵害”作为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要求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启动时间上晚于诉前禁令。诉前禁令制度具有临时性,可能因为权利人的错误主张而失效。若权利人错误主张诉前禁令,行为人因此遭受的财产损失应由权利人承担。

   其三,身份权利保护。《民法典》第1001条规定,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产生的身份权利在保护上适用总则编、婚姻家庭编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前述没有规定的适用人格权编的有关规定。该条确立了身份权的概念。人格权与身份权并称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事权利的两大支柱,但传统民法理论及经典民法典对人身权关注较少。《民法总则》第2条确认民法的调整范围时将人身关系放置于财产关系前,表明对人身权利的高度重视,人身关系相较于财产关系而言更具有基础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身份权的具体内容加以规定,但未规定身份权请求权。当身份权正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权利人有权主张排除妨害行为或者消除妨害的危险。如甲乙系夫妻,乙在外工作常受爱慕者骚扰,不乏亲密言行举止。该行为属于侵害甲基于夫妻关系所有的身份权,甲有权主张爱慕者停止骚扰的行为。人身权请求权的保护方法与人格权请求权相近,考虑到身份权与人格权的相似性以及立法成本,在人格权编中设置参照适用条款保护身份权较妥当。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方式也能适用于侵害身份权行为。本条使人格权请求权保护范围扩大至身份权,扩大了人格权法的法源。

   其四,更正、删除权。《民法典》第1028条确认权利人在报道失实侵害名誉权情况下的更正、删除请求权;第1029条规定民事主体发现自己的信用评价不当时具有提出异议并请求更正、删除的权利;第1037条规定自然人发现自己个人信息有误时具有提出异议并请求更正的权利。以上是人格权请求权在具体人格权中的细化[25](P80)。相比民事责任中抽象的“消除影响”,更正、删除的方式更加直接具体,是积极请求的行为方式,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名誉、个人信息利益不受损害。

   以名誉权中的更正、删除权为例,权利人行使此项权利时,无须证明媒体已构成侵权,更不需要证明其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仅需证明有关报道内容失实,体现了人格权请求权契合人格权保护预防性的特点。《民法典》第1028条应与《民法典》第1195条之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补救措施与责任承担的规定结合理解。当报刊、网络等媒体同时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时,权利人或主张有关内容失实进而要求媒体更正、删除,适用《民法典》第1028条与第1194条;或是提供初步的侵权证据主张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适用第1195条。更正、删除权属于人格权请求权,权利的行使不应有时间限制,因为报道失实即意味着权利侵害状态一直持续。《民法典》第1028条规定发现失实内容后的请求权为“更正或删除等必要措施”,就此可以理解为包含回应权。回应权是指权利人请求报道媒体以同样的规格刊登自己的回应文字,旨在针对其指责与批评作出回应。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第2款确认媒体的答辩义务,但权利人刊登回应的文字比媒体对错误内容的更正与删除更为行之有效,同时亦保障权利人面临他人错误描述甚至是污蔑的反驳自由。

  

   四、人格权上财产利益许可使用

   《民法典》第993条在我国法上首次确认了人格权蕴含财产利益,规定了人格权上财产利益许可使用制度,是人格权积极权能的体现。此制度的确立是社会发展促使人格权理论更新的产物,也是人格权现代化保护的必然要求。

   (一)人格权上财产价值与积极权能

人格权的内容是人格权理论研究与规范构建的主体所在,也是分析人格权权能体系的基础。按传统民事权利划分,人格权属于人身权,保护人的精神利益而不涉及财产利益。但现代社会的人格权关注“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人格权的伦理价值是充分实现所有的人的主体价值,而人的主体价值经济化是提升和强化人的主体价值的有效路径之一[26](P35)。随着社会发展,名人的穿着打扮、衣着发型、行为举止、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动辄能给商家带来巨大利益,商业代言更是蔚然成风。如此种种,使得人格标识具有经济价值,传统人格权理论遭遇强力挑战。为应对此项挑战,传统人格权理论被更新,人格权上财产价值得以承认。理论上看,代表人格表征的人格标识共同构成人格的同一性,与个人存在和发展彼此成就。权利人对其人格标识的自由支配属于人之基本自由的应有之义,对依据基本自由所支配人格标识而产生的财产当然应自主控制。这种经济价值在法律上如何表达,理论上给出了财产权说、人格利益扩张说等回应,其背后展现的是如何构建人格权上财产利益的保护模式。比较法上有美国公开权保护模式与德国人格权一元保护模式的立法例。《民法典》第993条、第1012条、第1013条、第1018条、第1021条和第1022条的规定表明,人格权上财产利益未通过独立权利进行保护,而是蕴含在具体人格权之中,是人格权利益结构的一部分,故我国采取人格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合一的一元论人格权保护模式。经济价值只有在交易中实现,人格权上财产价值有赖交易的发生。交易的存在意味着人格权人对自身人格利益的处分,其又取决于人格权自身的积极权能,得为许可他人所使用。故人格权上财产价值是理解人格权积极权能的重要视角。但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得以继承,是相对独立的无形财产权。此因人格权之精神利益消逝,权利整体性被瓦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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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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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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