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民法典(人格权编)》一般规定的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08: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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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  
不同于一般的经济交易,存在一定的倾斜保护,属特殊交易形式。合同编以一般交易形态为对象设计规范,若由其以特殊规定的方式规制,将增添合同规范一般情况的例外,有损合同规范适用的一般性。人格权保护方面,侵权责任编第二章为损害赔偿规则,第1165条也增加“损害”作为过错责任要件,表明该编主要针对民事权益的损害后果加以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但人格权的损害后果难以弥补,人格权益的保护重在预防损害后果的发生,因而其需专门的人格权请求权制度。若于侵权责任编规定人格权请求权制度,不但要在该编内部区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绝对权请求权效力表现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要件,还要将物权编内物权请求权的规范剔除,“伤筋动骨”。人格权编规定人格权请求权,对人格权损害预防规范集中规定,是人格权效力的彰显与人格权内容保护的需要。独立的人格权编将人格权专属内容集中一处,在内容上与其他各编无所重合,且便于规范适用。由此,合同编是就一般的财产交易规则的规定,无须设置过多特别规范;侵权责任编专注于权益已遭损害的赔偿救济,并区分了绝对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体系,使救济请求权体系层次更加分明。

  

   二、完整的人格权体系

   人格权编要有完整的制度体系,否则就没有独立成编的必要。如何编排人格权规范,实现对人格权益周全保护,是人格权制度体系的重中之重。应当确认人格权的享有。《民法典》是权利保障的宣言书,对权利的确认是之后规制、保护的前提所在。在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中,首先,权利法的性质被不断强调,对民事主体享有何种人格权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其次,人格权的内容,包括人格权中积极利用的权能和受保护权能。这有赖于权利的确认,并结合所确认的各具体人格权之特性,于具体章节中精细化规定。最后,人格权制度应当保持开放性,应对新型人格利益的出现。据此,哪些人格权应当法定化,如何应对新型人格利益的发生,是人格权体系构建的关键。人格权编构建的完整的人格权体系,使已为法律实践达成共识的人格权益法定化,让这一部分的人格权益能够快速、直接寻得救济,提升司法救济效率。以一般人格权保持体系的开放性,避免遗漏新生并值得保护的人格利益,同时设置一定的“过滤”机制,避免“权利泛化”、模糊成自然法式的价值宣示。《民法典》这种富有张力的人格权体系设计,兼顾了司法处理与新生人格利益周全保护的需要,是与现代社会人格利益保护需求相应的体系。

   (一)具体人格权的不变与变

   人格权涉及人本身,故而与人权、宪法基本权利等概念难分难解,理论上的见解也多种多样[8](P98-108)。这些见解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对人格权性质的认识上,即自然权利抑或法定权利?宪法权利还是私法权利?在规范建构上则表现为是否应将人格权法定化?具有自然性或固有性的权利与法定化权利的操作并不矛盾。权利的自然性表征权利的正当与保护的必要,法定化的操作为具体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人格权的权利属性是私法权利与宪法权利的统一,两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强共生的良性循环体系。实定法层面的人格权无论是选择在位处最高位阶的宪法中有所体现,还是于私法中加以规范,再或二者兼具,背后所反映的是一国之宪法实现机制与法律传统惯性的差别。毕竟,法制体系各异的诸国都对人格权有所保护。通过对已有诸多司法案例的人格权类型进行总结,使具体人格权类型固化,对民事主体人格利益诉求进行指导,防止“唯心色彩”浓重的人格权利诉求过多出现在严肃的司法裁判中,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此亦可告知民事主体哪些人格利益可以上升为法益予以保护,由此人格权须法定。但是,法定化的具体人格权不是终点,各项具体人格权的外延也在不断拓展。《民法典》第1017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第1023条第2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具体人格权的内涵与外延存在不变与变的辩证关系。

   法律是平衡的艺术。人格权作为绝对权拥有强大的效力,义务主体覆盖权利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对行动自由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人格权的类型。人格权类型的法定化,实际上是立法者对现实中多样的人格利益进行的类型化工作,也是对人格尊严内涵的确定性划分,直观展现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权,让民事主体清楚知晓其享有何种权利,同时为司法实践处理相关案件时提供清晰的实体法根据。早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5章第4节之“人身权”即确认了包括民事主体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婚姻自主权的享有。随后为应对实践中出现的新型利益保护诉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身体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和隐私利益的保护,同时还对死者的人格利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人格利益加以确认。《侵权责任法》第2条总结了既往的利益诉求,规定了主要种类的人格权,特别是将隐私权明确规定。《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详尽列举了人格权编所明确保护的九项具体人格权,让人一目了然。这些具体人格权是立法对那些社会生活中与人息息相关、十分重要且已然成熟的人格利益权利化,使之成为具体人格权加以保护。由于本款还需要人格权编各具体人格权章节加以落实,故《民法典》第1018条第2款、第1024条第2款以及第1032条第2款定义了肖像、名誉和隐私,明确人格权的边界,避免因边界模糊平添司法裁判难度。与此同时,人格权的行使与限制也需法定,防止权利滥用,维护公共利益与其他个人合法权益,如《民法典》第999条、第1020条人格权合理使用制度即避免过度保护人格权人而有损新闻自由等公共利益。但人格权的法定并非绝对,立法者无法预见将来可能出现的所有人格利益类型并提前规定,具体人格权的外延在拓展,人格尊严的内涵与外延也会展现不同的时代特色。应保证人格权体系的开放性,通过开放体系缓和人格权法定的僵硬与拘束的涵涉范围(具体人格权),留有开放且包容的“窗口”。

   (二)开放的人格权体系与一般人格权

   为应对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需求,各国根据自身法制特点发展出不同的保护方法。德国法院援引《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结合《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之“其他权利”,通过判例创设出“一般人格权”的概念。这一“框架性权利”在随后的判例中将多种具体人格权加以吸收[9](P805-806)。德国在其民法典中仅规定了少量具体人格权,以一般人格权在判例中保护肖像等其他人格利益。法国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并未规定人格权,1970年修法时增加第9条“每个人均享有其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并以此为中心进行广泛的解释。可见,法国并没有采用“一般人格权”的工具。从一般人格权立法模式来看,不同国家的立法模式和保护现状受本国侵权法的设计和结构的影响非常大。对于承认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国家来说,其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结构内无法保护新生人格利益。以德国为例,一般人格权实际上是保护新型人格利益,而以侵权一般条款加以保护,只能诉求于保护利益的“故意背俗”规范,在构成要件上更为严格。重视保护这些人格利益只能降低保护门槛,因而通过创设“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以《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之“其他权利”为请求权基础。

   我国理论界普遍认可一般人格权制度用以维持人格利益保护的开放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也将“一般人格权纠纷”作为民事案由之一。虽然有所共识,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的关系尚有不同解读,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差异将影响对人格权体系在立法上的构建。“一元模式”认为,一般人格权被界定为是对于全部人格利益的抽象概括保护,既包括权利,也包含法益[10](P179)。“多元模式”认为,一般人格权所保护的是具体人格权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具有补充性[11](P56)。《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列举了诸项具体人格权,第2款规定“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本条第1款列举的具体人格权是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价值核心的人格权,第2款的“其他人格权益”是指除第1款之外的非典型人格权或其他人格利益。据此,我国一般人格权是对具体人格权的补充,其涵射范围应在具体人格权之外,起到漏洞填补的作用。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并不能相互取代或者舍其一而用之。

   我国法之一般人格权有些名不副实。一般人格权具权利之名,但实指概括抽象的其他人格利益。权利正是因归属效能、排除效能和社会典型公开性,才具有了法律上的特定性和稳定性。而诸如“初吻权”“视觉卫生权”等利益诉求在实践中不断出现,或是基于人格自觉所具有的权利意识,或是科技发展促生的新型权利义务关系,或是道德纠纷转向法律处理。不对如此涌现的新型人格利益进行筛选,将会冲击权利保护的现有体系,最终矮化权利地位。故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属于已法定化具体人格权保护范围的新兴人格利益诉求,就需要确定的、有效的手段,对法律应当予以保护的利益进行遴选。对一般的公民个人而言,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难以准确理解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概念,因而出于最大化利益的需要只能采取笼统的“权利”作为主张诉求保护,或是在此之前冠以自身的直观感受,如“初吻权”。一般人格权对这些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人格利益进行保护,是民事主体维权的概念工具。但不论是理论上提出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人格独立”“人格平等”等概念,还是《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明确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多源于自然人的主观感受,具有模糊性,以致很难直观判断。新型人格利益的生成是社会诸项因素变化的综合结果,首先是体现在社会主体对某一利益的关注,并且将之诉请法院保护。随后司法审判再对这一利益诉求是否应当得以保护以及如何保护作出判断和论证。法院面对新型人格利益的诉求都是通过诉讼完成的,即法官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主动掌握某一利益在社会利益结构中的地位。但法官并非无可作为,各种人格利益纠纷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形成了很多具有共同特征的案例群。对丰富的案例资源进行挖掘,采用类型化的方法对其进行经验性的归纳总结。类型化在法律中的应用,首先考虑的就应该是经验性的经常性类型[12](P239)。此系较普遍的适用原理。

   有些新型的利益诉求不具备被保护的价值,没有普遍的保护需求,具有偶然性。如此利益诉求应被一般人格权所筛选出去。当其出现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也并非直接判定不予保护,而是应当承担更强的说理论证义务。法官说理应集中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利益诉求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并且这种利益诉求具有法律保护的正义性,符合法律的价值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其次,社会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的转变对利益诉求的支持力如何,即这种利益诉求确是社会生活新发展所催生的,并逐渐为一般社会主体所接受,而非特定社会主体过于超前的理念所关注的利益;最后,审判者还应主动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平衡新型人格利益保护与社会一般公众行动自由的利益,利用利益位阶、具体情形带入等方法保证利益衡量的客观性,并用比例原则对其结果予以审视。

   (三)《民法典》的人格权体系

从《民法典》第990条的表述上看,我国确立的是“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人格权体系。其中,一般人格权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权利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之概括性总称。《民法典》具体列举的具体人格权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其中既包括物质性人格权,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权。既有对外在人格的保护,也有对内在人格的关注。在各具体人格权章节中,还有关于性自主利益、声音利益、信用利益、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民法典》未将上述人格利益直接以权利命名,而是将之置于不同的具体人格权保护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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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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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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