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0-09-18 19: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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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澎生  
也该注意“交易成本”与“法律制度”的相互影响, 要考察放料制生产对交易成本的作用, 以及影响交易成本变动的法律限制。由本文的分析看, 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放料制生产所引起的交易成本变动, 各有“测量与讯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等不同内容, 而整体说来, 有利于经济成效应是肯定的。在“法律制度”调整方面, 则同时有“正面、负面”两面向, 一方面是维护长期契约换约自由、保障商标产权;另一方面, 则也不能忽略罢工事件法律责任归属问题难以划清的影响。“正面”调整, 使放料制生产得以在法律保障下稳定发展;“负面”调整, 则使放料制生产更不易为工厂制生产取代。在罢工法律责任问题的制约下, “放料制”对投入生产事业的商人财产较有保障, 即使不能透过扩大集中生产规模的“工厂制”而降低监督方面的执行成本, 仍然是较为划算的选择。

   在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加工生产过程中, 由于种种交易成本的升降变动, 以及不同面向法律制度的调整方式, 在这些“经济”与“法律”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工厂制不必然优于放料制。当然, 这是对当时经营棉布生产的商人而言;至于对整个清代棉布生产的扩大产量规模与提升单位生产力而言, 将放料制不能“演化”为工厂制视为是一种有待克服的“问题”, 则也是有其“道理”。只是, 我认为这个“道理”远比科技发明能力来得复杂。

   英国何以能在1760年代到1830年代在棉纺织业出现较具现代意义的工厂制度?现今欧美学界已很难单纯相信动力纺织机等技术进步是惟一关键因素, 由1970年代至今, 欧美经济史学界一场“工厂老板到底有何贡献” (What do bosses really do?) 的论辩, 也为重估此方面问题带来不少值得重视的新视野。55要之, 将英国工厂制出现视为是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 或是将工厂制生产视为是放料制生产的普遍性“经济演化”56, 其实都严重简化当时英国发展工厂制背后各种特殊的制度环境。57真要回答清代前期苏州放料制生产何以不能变为工厂制生产, 恐怕得再多考察被视为现代“经济演化”标杆的“英国模式”, 到底是在何种科技发明、资源配置以及特殊交易成本、法律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才能“顺利”出现?同时, 其间又是付出了多少辛酸血泪, 才使现代工厂制主导了棉布业生产。李伯重已从技术发展、资源条件与生产要素变动, 仔细评估了16世纪以下英国与江南“工业结构”的重要差异。本文则再由清代前期中国本身的交易成本与法律制度等问题, 做些经济与法律方面的分析, 或许也能提供参考。

  

   注释

  

   1 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第259—263页。

   2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29—30页。

   3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1289—1937:从棉纺织工业史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过程》, 科学出版社, 1955年, 第32—33页。

   4 田中正俊:《十六、十七世纪江南农村手工业》,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3年, 第79—100页。方行:《清代江南农村经济发展释例》, 《中国农史》第18辑, 1999年;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5 徐新吾:《商人资本在棉手工业中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对明清时期棉布商人资本类型分析与误解的评述》 (以下简称《明清棉布商人资本类型分析》) , 《中国经济史料考证与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年, 第165—194页。徐新吾:《中国纺织手工业中惟一资本主义萌芽——丝织业商人资本包买主问题探讨》 (以下简称《丝织业商人资本包买主问题探讨》) , 《中国经济史料考证与研究》, 第145—164页。许涤新、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以下简称《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 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369—383、399—410页。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 第196—235页。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 (1842—1937) 》, 徐秀丽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年, 第44—73页。日本学者这方面研究作品不少, 但就其问题意识而论, 主要则都与西■定生自1942年初稿、1966年完稿的著名论文 《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结构——中国初期棉业史之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 冯佐哲、邱茂、黎潮译, 农业出版社, 1984年) 有关。围绕西■氏这篇论文所产生的一系列涉及清代棉布城镇产业组织的专论, 无法在此罗列, 但田中正俊专文则可提供很好的查考线索 (《关于明清时代的包买商制生产——以丝、棉纺织业为中心》,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 中华书局, 1993年, 第248—310页) 。

   6 有关“耕、织结合”限制棉布生产力的原因, 有两类主要看法:一是诸如强调江南地区农家以所织棉布缴纳沉重田赋, 使此种生产活动“只能停留在作为对付严酷土地制度的消极家计补充手段的农村副业范围内” (西■定生:《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结构——中国初期棉业史之研究》, 第623页) ;一是诸如强调农村“人口过剩”以及农家“多余”劳动力缺少其他就业机会, 家庭生产者“不计成本”从事生产, 棉布市场价格乃“被压得很低。在这种低贱的价格下, 任何手工业工厂都无利可图”, 自然不会有商人投资、集中用工人的工厂制生产 (赵冈:《中国棉业史》,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77年, 第62—63页) 。关于西■定生的农村棉纺织业研究, 如何由反省“亚细亚社会停滞论”而转变为对比于近代英国发展的中国“另一种停滞性”, 可参见岩井茂树《明清时期商品生产问题的争论》 (夏日新译, 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 第485—489页) 。

   7 徐新吾:《丝织业商人资本包买主问题探讨》, 第164页。

   8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第80、82—83页。

   9 徐新吾:《明清棉布商人资本类型分析》, 第164页。

   10 全汉■:《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 《中国经济史论丛》, (香港) 新亚研究所, 1972年, 第625—649页。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经济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11 顺治十六年 (1659年) 四月的《苏、松两府为禁布牙假冒布号告示碑》, 已由当时松江“金三阳”等布号商人提及其“布店在松, 发卖在苏”的事实 (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84页) 。学者指出:“这种情况, 直到晚清, 在江南地区有些地方仍然如此” (徐新吾:《明清棉布商人资本类型分析》, 第173页) 。

   12 (清) 叶梦珠:《阅世编》卷7 (原书成于康熙年间, (台北) 木铎出版社, 1982年新校本, 第157页) 。叶梦珠对晚明以来家乡松江地区棉布商业兴盛有生动描写:“标布盛行, 富商巨贾, 操重资而来市者, 白银动以数万计, 多或数十万两, 少亦以万计, 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 牙行非势要之家不能立也”。

   13 徐新吾对棉布市场“商、行、庄”相关史料的整理, 较清楚地说明三类营业领域的区分 (参见《明清棉布商人资本类型分析》第167—174页) 。

   14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第404页。

   15 (清) 许治修, 沈德潜纂乾隆《元和县志》卷10《风俗》,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据复旦大学藏乾隆二十六年原刻本影印, 第106页。

   16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第404—405页。

   17 如康熙九年 (1670年) 史料所称这些踹匠“从江宁属县远来雇工者甚多”;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 史料所记苏州踹匠亦是多“非有家土著之民”。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54、55页) 。

   18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第409页。

   19 雍正八年 (1730年) 李卫指出:“现在细查苏州阊门外一带, 充包头者, 共有三百四十余人, 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客匠各数十人不等, 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 人数称是”。《雍正朱批谕旨》第8册 (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5年影印本) , 第4515页。

   20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第407页。

   21 寺田隆信则依相关史料判断:康熙、雍正及乾隆初期, 踹坊包头与布商字号之间, “似乎并没有直接的金钱往来关系”。《苏州踹布业的经营形态》, 《山西商人研究》 (张正明、道丰、孙耀、阎守诚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第332页。

   22 徐新吾:《明清棉布商人资本类型分析》, 第172页。

   23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第48页。

   24 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79—83页;徐新吾《丝织业商人资本包买主问题探讨》第164页。

   25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第456—490页。

   26 李伯重有专文讨论宋元明清以来流行于江、浙地区的各种“堕胎、避孕、绝育”方法, 藉此反驳那些不假区别以为传统中国农村人口成长不受节制而抵消任何经济增长的简单想象。参见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 载《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

   27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第512、495、497、501页。

   28 R.H.Coase, The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pp.38—39, 6.

   29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年, 第216页。

   30 徐新吾:《棉手工业商品生产与家庭副业的关系——对手艺人分化的性质及对“机户”、“城市手工业”误解的评述》 (以下简称《棉手工业商品生产与家庭副业的关系》) , 《中国经济史料考证与研究》, 第78—79、87页。

   31 徐新吾:《棉手工业商品生产与家庭副业的关系》, 第89页。

   32 (清) 范铜:《布经》,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30册, 北京出版社, 1997年, 第82—83页。

33 同类书籍的编传, 至少尚有清人汪裕芳抄本的《布经要览》 (二卷本) , 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2册 (北京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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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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