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德性的暴政”是如何炼成的?——勒庞《革命心理学》导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3 次 更新时间:2020-09-15 16: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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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恐怕未来也难逃其铁律。

   原则与行为之背离源自于一切信仰都不可避免的不宽容,一种宗教或许充满了人道主义和自制精神,但它的信徒总是想通过武力把它强加给其他人,于是,暴力和虐杀就成了必然的结局。一切其它的要素都不得不屈从于这种神秘主义的力量。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他们的作用甚至达到这样一种危险的程度,以至于他们可以在形式上的国家之外,构成一个权力更为强大的无名(匿名)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法兰西实际上是由各部的首脑以及政府职员所统治的。我们越是深人地考察革命的历史,我们就越会发现除了标签之外,它们所引起的变化事实上根本就无从说起。发动一场革命容易,但要改造一个民族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p.55)具有远见的勒庞甚至做出了这样的预测:我们将看到同样的行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如果一种新的信仰,比如社会主义,明天取得了胜利,那么它将会采用类似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的布道方式。(p.224)

  

   神圣内核被机会主义者所包裹和附庸

  

   最后,勒庞没有忘记冷静地提醒读者,仅仅把这种政治恐怖看成是革命宗教信的结果,特别是对现代政治宗教而言,并不是全景式的眼光,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在一种取得了胜利的宗教信仰周围,聚集着许多个人的利益,这些个人利益附着于这一信仰。大恐怖是由几个狂热的使徒所指挥的,但是除了这少数几个一心梦想改造世界的热诚皈依者之外,还有一大帮只想从中肥己谋私的人,他们欣然地追随那些首先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因为这些领导人允诺他们可以享受掠夺的成果。” 一伙大约150 人的匪徒,领着每天24 里弗的津贴,在几个社团成员的指挥下,4天之内消灭了1200 百人,这就众所周知的九月屠杀。(p.196)

   勒庞引述索列尔的说法支持自己的判断,“大革命时期的暴徒之所以求助于恐怖政策,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权力,而这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做到的。他们使用恐怖政策是为了拯救自己,但在事后他们却声称自己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国家。在恐怖成为一种制度之前,它仅仅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制度只不过是使手段合法化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大恐怖首先是一场暴动,一场合法化的抢劫,一场纠合了各种罪行的规模浩大的盗窃。”(p.224)

   以今天的政治哲学的研究水平衡量,勒庞关于大革命之政治宗教的论述无疑显得肤浅和粗糙,甚至他把实质性宗教本体与感觉上的宗教感混为一谈,但这些都无损于他开创性的天才预测和定位贡献。这些外溢的理论突破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勒庞本人的原初构想。

  

   三、“平等原则构成了大革命的真正遗产”

  

   如果把大革命判断为是一种“新宗教”,那么,被勒庞称之为“雅各宾心态”(Jacobin mentality)的政治精神形态,就是其深刻的经典体现了。如何破解大革命史中最为悖谬的雅各宾专政之“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之谜,显然也是《革命心理学》一书试图突破的分析焦点之一。对此,勒庞并不认同关于“恐怖统治”只是“少数几个人自发冲动”的说法,而是认为“大恐怖时期的暴行源自于一种机制”,并按照自己的概况方式,对“强烈的信仰必然会导致最恶劣的暴行”(pp. 230-231)的内在心理逻辑,给后人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描述性分析。

  

   平等第一原则

  

   大革命“新宗教”之所以能吸引人,与其“革命教义”炽热激进的许诺有着直接关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敲响黑暗旧世界丧钟,指向明媚新宇宙光明的诱人口号和境界,是激进革命者真诚追寻,甚至为之献身的理想(illusion)。勒庞写道:

   “资产阶级代表们确实想过要建立一种宗教。他们试图彻底毁灭一个旧世界,并在它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没有什么比这一诱人的幻想更能打动人们的心灵了。新教义宣称,平等和博爱将把所有的民族都带到永恒的幸福之境;未来的新生世界将沐浴在纯粹理性的光芒之中。人们依据最光辉、最雄辩的原则,翘首企盼黎明的到来。”(p.84)

   在精神领域,无视这种信仰的真实存在,既不符史实,也有失厚道。为传播这种旨在救赎世界的革命信念,雅各宾派革命者以虔诚而疯狂的布道精神,不厌其烦地宣讲“新宗教”动人的教义,搭建起了神圣的“讲演台”。站在高高的“讲演台”上,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5日《关于政治道德的各项原则》的著名讲演中激情豪迈地宣称:“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和平地享受自由与平等,这就是永恒正义的王国。”[8]具体讲,这个“永恒正义的王国”的“第一教义”就是强调“平等优先”的精神原则,认定人类生存状态的严重“不平等”不仅是社会不公的现实明证,而且更是人性罪恶的黑暗渊源。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挖掘这一滋生“压迫”和“苦难”的罪恶根基,颠覆和扫除这个数千年来人们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的“黑暗”。

   请听罗伯斯比尔的讲演原声:

   “不用经过任何革命就可以向世界证明,财产的极端悬殊是许多灾难和犯罪的根源。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财产的平等只是一种空想。至于我,我认为财产平等对于个人幸福还不如对于社会幸福那么需要。迫使人们尊重贫穷,比起销毁财富重要得多。”[9]

   “因为共和政体或民主的实质是平等,所以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热爱祖国必须包括热爱平等在内。[10]

   据此,法国学者弗洛朗斯?戈蒂埃直接将罗伯斯比尔归结为一个“反自由主义的平均主义者,而且完全和他所处时代的‘平民’地位相符合。”[11]

   //“平等”吞噬了“自由”和“博爱”以后

   勒庞进一步分析道,自由、平等、博爱固然是大革命耳熟能详的基本原则,而在“雅各宾派的头脑当中充满了对浮光掠影的空幻追求”(p. 97)的背后,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意志的幻象”,不在于抽象虚幻的“自由”和“博爱”,而在于能够带来直接实际利益的“平等”。勒庞直截了当地说:“大革命所弘扬的博爱和自由从未对人们形成多大的吸引力,但它所倡导的平等才构成了他们[革命者]的福音:平等是社会主义支点,是整个现代民主思想演进的枢轴。”(p. 9)

   直接继承其心目中所敬重的思想先驱托克维尔而来,[12]勒庞把实质的“平等”从自由、平等、博爱的抽象整体中剥离出来,从而突出了大革命精神原则的真正来源,是他本书的重要的知识贡献。对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三项革命宗教所宣称的基本理念的实际历史发展,勒庞的概况十分精当,也十分精彩。其英译原文是“But while liberty has become very doubtful and fraternity has completely vanished,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has grown unchecked.”(规范中译见本书第304页)民间翻译高手则把这句似乎并不起眼的概况精彩地翻译为令人拍案叫绝的十二个字,我则把它视为勒庞的警世格言:

   “自由成疑,博爱无踪,平等疯长。”

   的确,即使以今天的研究水准衡量,勒庞的这个对大革命的概况,在一定意义上也已熔铸进“革命”普遍议题分析的永恒序列之中了。正如勒庞自己所说,“在上一个世纪法国所发生的一切政治变革中,平等原则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平等原则构成了大革命的真正遗产。对平等的渴求……正是民主的最新产物即社会主义运动的枢轴。”(p.304)

   为什么说绝对地强调“平等优先”原则,或者说舍弃了与自由和博爱相平衡的平等原则,具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危险?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利益渴望的平等具有变动不居的特征:只要自身利益得到满足,至于由谁来赋予这些利益?这些利益由何而来?由此失去利益的则是哪些人群?这些曾对自身至关重要的关键考量,瞬间统统变得毫无意义。正如尼采冷酷揭示的那样:“他们叫嚣‘平等’时,他们说的是欲望。第一种欲望是将他人降低到和自己同等的水平;第二种欲望则是将自己提高到和他人相同的水平。”[13]如欲扭转这一人性的现实,硬要赋予平等以利他的动机,那么,除了维持一时的“乔装的虚伪”,否则这种人性的扭曲是决不会长久的。因为在本质上说,“博爱的核心在他人,而平等的核心在自己。”(With brotherhood the focus is on others, with equality the focus is on oneself.)[14]

   特别是当“平等诉求”转化为“道德义愤”的时候,但“不平等”与“压迫”、“剥削”、“欺负”、“蔑视”等等带有强烈心理暗示的道德字眼相联系时,革命的火焰就将点燃。这时,一切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就一股脑地转化为政治问题。套用勒庞的心理学知识表述就是,倡导“平等优先”的欲望前提,经一系列有序的推理链条,就构成了一道革命的政治逻辑构:

   前一半是政治词汇,[ ]号里是心理术语,两套话语其实言说的是一套逻辑。所以,每当强调“苦难”为先(无论是个体的不幸,还是民族的羞辱)的时候,其潜意识里都隐藏着强调暴力行动的正当,伸张恐怖合法性的内在动机。

   一旦对“追求平等”的渴望攀上了“道德正义”的高枝,“破坏秩序”的怒涛就会一泄而不可止。勒庞说,“平等,当政府向人民保证说他们可以与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时,这种转换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开始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他们开始抢劫、纵火、杀戮,并且认为这样做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p. 61)

   革命者们“对平等的酷爱始终占据着人们的内心深处”,“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沉重,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15]人们变得反复无常,自相矛盾,难以理喻。一会桀骜不驯,肆意破坏,一会又逆来顺受,俯首帖耳,瞬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理性的角度上讲,其结果一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私利的人们的手中。”[16]

   总之,一旦把追求平等视为价值优先、甚至唯一道德理想之时,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宗教的信徒。勒庞多次预言说,由新的信仰所产生的雅各宾主义政策非常简单,即在一种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的专政之指导下,实现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pp.203-204)

  

   四、雅各宾悖论:“德性的暴政”

  

   当把“不平等”与“罪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德性”问题就自然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令人惊奇的是,此时,“恐怖的统治”又与“德性的统治”(the reign of virtue),这两种相反的形式合二为一了。

  

   大革命关注于“群众灵魂的运作”

  

遵循托克维尔的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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