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中西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4 次 更新时间:2020-09-14 16: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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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  
较之中国哲学,就已包含有较多的主客关系的思想成分和认识论,但主客之明确对立,主体性原则之明确建立,认识论之占突出地位,皆为近代哲学之事,所以建立在主客关系基础上的形而上学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近代哲学之中。中国自孔孟到朱子的形而上学,就其重本末和不以主客关系为基础的特点而言,很有些像古希腊哲学之重本源的探讨而无明确的主客对立的阶段,尚未达到西方近代哲学的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上述中西哲学之区别实可看成是古代思想与近代思想之区别。

   但我们也不能说,整个中国哲学史完全缺少类似西方近代哲学阶段的萌芽和开端。明末清初的王船山、颜元、戴震,重事功,重人为,重形体,都有摆脱中国长期封建伦理思想束缚,要求从轻功利,轻人欲的空洞虚静的道学中解放出来的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多少有相近之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王船山发展了后期墨家的认识论,明确了“所以知,与“所知”或“能、所,即西方哲学史上所说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和关系。王船山的这一思想开始为中国哲学史补了主客关系的空白,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已有了以主客明确对立为特征的西方近代哲学的开端,在中国哲学史上不无划时代的意义。

   若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则自朱子以后的陆王心学开始,就已有了反形而上学的思潮,王船山、颜元、戴震等则可以说是反形而上学的中坚。

   陆象山主张心即理,他心目中唯一的世界只是形而下的世界。杨慈湖反对作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王阳明心目中的世界只是一个以人心为天地之心的天地万物,而没有形而上的理的世界。黄宗羲主张“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明儒学案·王浚川学案》)。这就明确否定了理的形而上学性。王船山更提出“天下惟器”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颜元主张“理气融成一片”,反对程朱的理在事先的形而上学:“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知理气融为一片,则知阴阳二气,天道之良能也”(《存性编》)。戴震也反对形上形下之分,反对程朱理学之以理在事上和事先的形而上学,而主张“气化即道”,“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孟子字义疏证》卷中)。道即是实际世界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形而上的抽象之物。

   可以说,从明代中叶起,甚至从程朱理学以后,在中国哲学史上几乎兴起了一股反形而上学的热潮,这种情况又有些像西方哲学史上自黑格尔以后所开始的向形而上学告别的过程,反形而上学是西方现代哲学之不同于近代哲学的一般特征之一。不同的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以主客关系为基础,故黑格尔以后的反形而上学者大都反对主客关系,海德格尔等人就是如此。中国哲学史上自孔孟到朱子的形而上学以伦理道德原则为本根,所以除陆王尚以伦理道德原则为人心所固有外,明清之际的反形而上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把伦理道德原则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本根。王船山反对像理学家那样把人欲与天理看成是绝对对立的,主张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大全说》卷八)。他的“性日生日成”论虽然还保留了仁义礼智以命为根的思想,但毕竟对过去的人性永恒不变的思想给予了一些冲击。颜元认为“极神圣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存学编》卷一)。反对了善的形而上学性。戴震提出了“理存于欲”和“达情遂欲”的学说,认为人伦道德之理不能脱离感情欲望,欲而不私,则遂已之欲,亦遂人之欲,达己之情亦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孟子字义琉证》卷下)。“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同上,卷上)人伦道德之理不能离开人的自然欲望和感情,这就把人伦道德原理从形而上的抽象世界拉回到了形而下的现实世界。戴震还进而谴责了理学家所讲的理是“以理杀人”,他控诉了礼教的残酷,“人死于法,犹有人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原善》下)戴震虽然同时也反对陆王的理欲之辨,但联系其反形而上学的思想来看,他反对理欲之辨的主要矛头实指向程朱。

   明清之际的反形而上学和反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潮只是一个开端,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很缓慢。正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一反形而上学的思潮似乎可以与西方自黑格尔以后的反形而上学相比拟,但后者兴起于主客关系思想长期发展之后,可以叫做后主体性的反形而上学思潮,而前者发生于主体性原则未得到发展之前,可以叫做前主体性的反形而上学思潮。因此,在中国,哲学思想若要得到较大的前进,则应在反对以封建伦理道德原则为形而上的本根的同时,尚错补之以主客关系思想和科学知识的发展。“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正是走的这条道路:德先生在中国意味着反封建道德原则的本根性,赛先生则是主客关系的思想和科学知识。“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是一条值得遵循和发展的道路西方现代哲学之反形而上学和重视现实的、具体的东西,反对永恒不变的抽象的东西的思想,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但根据我国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况来看,像尼采、海德格尔之轻科学知识、反对主客关系的思想,则是我们所不能采取的。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系针对西方文明之物质化、工具化,忽视人的意义和价值而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中国亟待发展科学和物质文明,如果提倡尼采、海德格尔等人轻科学知识、反主客关系的思想,则只能有害而无益。但强调主客关系,又很容易产生西方哲学中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从而遗忘了人的现实存在,这正是海德格尔反对旧形而上学的原因。中国哲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发展主客关系的思想而又能防止文明的物质化、工具化,防止忽视人的现实存在与价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西方现代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当然包括海德格尔在内),为了挽救主客关系思想之弊,很欣赏中国的“天人合一”说,于是有的中国学者把西方人的欣赏当成一味赞扬中国“天人合一”说的理由。殊不知现代西方哲学家之欣赏中国的“天人合一”说,是在西方主客关系思想长期发展之后,而中国的“天人合一”说是主客关系思想未得到发展之前的思想,不加分析地全盘继承,未必妥当。当代中西哲学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地位不同,因此,我们不能撇开这种具体情况,把西方人对我们某种思想的欣赏作为根据而对这种思想全盘肯定。而且,事实上,西方现代哲学家中欣赏“天人合一”说的学者也不是不加选择地照搬中国的这一学说。当然,“天人合一”说确有其优点,这是我应该继承的,但如何继承,需加研究。

   “五四”精神是德赛两先生的精神及其结合。“五四”以后,两先生都遇到重重困难。发展科学和主客关系的思想固属不易,真正推翻封建伦理道德原则之天经地义或本根性,甚至更难。在中国,一方面要强调发展科学,另一方面又决不能为预防科学技术往往会带来的文明之物质化和工具化而放松对天经地义的封建伦理道德原则之清除。中国哲学发展的光明前景在于,把发展主客关系思想和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结合起来,这是与海德格尔把反对形而上学和反对主客关系结合起来的道路所大不相同的。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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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199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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