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平: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20-09-12 2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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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瑞平  
形成了 世界经济地缘布局中的 “欧美” 增长带。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率先实 现经济高速增长,受其带动,60 年代 “亚洲四小龙”开始经济起飞,70 年代“亚洲四小虎”(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四国) 进入经济高速 增长序列,尤其是中国大陆于 80 年代,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于 90 年 代先后也加入进来,从而形成世界银行所界定的 “东亚经济奇迹”。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地缘布局中的 “亚太”增长带逐步得以形成。近期出现的显著趋向是,伴随中国倡导的 “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展开、快速推进,以亚欧大 陆为中心的 “一带一路”沿线,越来越有望成为世界经济地缘布局的 “亚 欧”增长带。这一 “亚欧”经济增长带,还会由于 “东亚西向”与 “西欧东向”的地缘对接,得到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目前在全球经济地缘布局中,恰恰是东亚最具活力,西欧最为发达,两者对接可能产生巨大增长动力,促成世界经济地缘布局的重大调整。显而易见,中国是新一轮世界经济地缘重心调整 ——— 亚 欧 大 陆 经 济 崛 起 ——— 的 主 要 推 动 者 , 日 本 曾 是 战 后 东 亚 经 济 崛 起的主要引领者,目前也必须主动参与亚欧经济崛起进程,借此来进一步发展自己。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世界经济在地缘布局重大调整层 面提出的新要求。中日围绕 “一带一路”开展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显然正是契合了这一新要求,因此在新时代还应进一步强化。

  

   二、契合新时代区域合作新棋局

   中日是位列第二和第三的全球经济大国,更是数一数二的区域经济大国。在东亚区域经济格局中,中日两国地位举足轻重,也必须担当作为地区大国 的应有责任,并为此而协调合作。新时代的东亚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广 变化,其主要趋向之一是,在区域合作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快速提升,大有引领区域合作的全球潮流之势。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由此产 生的新要求。

   1、从多边框架到区域合作

   20 世纪 90 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全面展开、空前提速,对全球经济高效治 理的需求因此也空前增强。但与此同时,以往承担全球治理主要职能的多边 机制却陷入困境,越来越难以担当重任、满足全球经济治理的强烈需求。WTO 的问题尤为严重,1993 年底乌拉圭回合谈判完成之后,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到 2001 年才得以启动,且启动之后举步维艰、进展迟缓; 同时,其对 国际贸易投资活动进行治理的运作机制也逐渐失灵,直至最重要的仲裁机制 因美国干扰出现停摆。而以稳定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金 融危机为己任的 IMF,在频频爆发、愈演愈烈的各种形式的国际金融货币危 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正是在多边治理机制陷 入困境、难以满足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治理提出的强烈需求的背景下,各种形 式的区域治理框架开始蓬勃兴起、快速发展,越来越成为填补多边机制失灵 留下的经济治理空白的主要方式。向 WTO 申报的区域贸易安排( 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RTA) 件数,在 1955—1959 年的五年间只有 2件,之后虽有增长,但直到 1985—1989 年的五年间仍只有 105 件,而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后开始快速增加,1990—1994 年为 153 件,1995—1999 年为 314件......到 2015—2019 年更达 1506 件,每年平均高达 300 件。

   2、区域合作形成三极格局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起的全球性区域合作浪潮中,不同地区的进展态势显现重大差距,由此产生的区域合作框架在规模、形式乃至地位和影响上也极不相同。其中规模、影响最大的,还是世界经济的三大中心———欧洲、北美和东亚形成的区域合作框架,从而形成了区域合作全球格局的 三足鼎立之势,或所谓 “三极格局”。在这一 “三极格局”中,又形成“欧洲引领、北美跟进、东亚滞后” 的基本态势。欧洲是区域治理框架起步 最早 ( 1958 年) 、进展最快、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地区,欧盟 ( EU) 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治理框架。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美国通过其高度控 制的多边治理框架,完全可以满足其相关利益和诉求,不屑于推动区域治理框架。当多边框架陷入困境、难以借此满足其相关利益和诉求时,美国才开始推动由其主导的区域治理框架。在此方面最积极也最有成绩的是两任总统:一任是克林顿,在 1992 年建成与加拿大的 “美加自由贸易区”后,1994 年又把墨西哥吸收进来,共同建立了 “北美自由贸易区” (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 ; 另一任是奥巴马,在其全力主导和推动下,于 2016 年达 成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 。东亚区域治理安排直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才以 “10 + 3” ( 东盟 +中日韩) 方式得以启动,之后开始多元推进,陆续形成 “10 + 1” ( 东盟分别 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 、“10 + 2” ( 东盟与澳大利亚、新西兰) 、“10 +6”( 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 、“10 +8”( 东盟 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美国、俄罗斯) 等多层次的区域治理框架。

   3、欧美合作进程遭遇反动

   区域治理框架的全面展开、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多边框架失 灵留下的治理空白,对全球治理乃至全球贸易投资活动的有序运转发挥了重 要作用,功不可没。但目前却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以致遭遇反动。欧元启动、欧洲央行成立 ( 1998 年) ,将欧盟框架下的区域治理推到了顶峰。但启动后的欧元并未能如成员国所愿迅速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站稳脚跟、提升地位,尤其是 2011 年前后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进一步暴露出欧 洲统一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深刻矛盾。近前备受关注、深陷困境的英国“脱欧”,更是对欧盟框架造成严重冲击。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中,英国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占到欧盟经济总量的 15. 1% 左右。更加严重的是,在欧盟内部,显现 “脱欧” 倾向的绝不只有英国一家。在 2016 年英国举行“脱欧” 公决时,在法国大选中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形成巨大竞争压力的勒庞,其竞选纲领中也带有鲜明的 “分裂欧盟” “法国脱欧”倾向。在德国,难民问题之所以将默克尔总理搞得焦头烂额,也与欧盟体系存在的问题直接相关。在北美,特朗普上台更是对美国主导的两大区域合作框架造成巨大冲击。上台伊始,特朗普就让美国退出了奥巴马时期全力主推的 TPP,随后又对克林顿时期美国主导形成的 NAFTA “推倒重来”,逼迫墨西哥和加拿大完全按照美国意愿,重新签署了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USMCA)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对欧洲和北美的区域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和严峻考验,区域框架层次上迟迟未做出反应,缺乏整体安排,以致完全无所作为,主要成员面对疫情危机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都进一步暴露出欧美区域框架固有的内在矛盾和重大缺陷。

   4、期待东亚合作再创奇迹

   与欧美区域框架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后进的东亚区域合作框架却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充分显现出 “集体的力量” “组织的力量”。在中国的推动下,先是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召开了 “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据报道,当与会外长在会议开始前手拉手合影时,全场高喊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东盟加油! ”,让人动容。一个月之后,又发起召开了中日韩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外长会。在此基础上,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正式举行,与会的李克强总理就 “10 + 3”抗击疫情合作提出三点倡议: 一是全力加强防控合作,提升公共卫生水平;二是努力恢复经济发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是着力密切政策协调,抵 御各类风险挑战。会议发布的 《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 会议联合声明》就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携手战胜疫情等达成 18 项共识,为疫 情肆虐的世界带来希望,提振信心,影响巨大。

   在区域合作的三极格局中,东亚长期处于 “滞后”状态,并在很大程度 上以欧美为样板。但近前欧美两极都遭遇了反动,自顾不暇,从而更难继续 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与此同时,东亚自身的区域合作却在继续推进,大有逆流而上、后来居上之势。不仅是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始终占据领先和主 导地位的东盟进一步加快了共同体建设步伐,而且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 又取得了重大进展。2019 年 11 月 4 日,第三次 RCEP 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发表声明,称“其中 15 个成员国已经结束谈判并启动了法律文本审核,期望能够在 2020 年 签署协定”。此后不久,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明确表 示,“三国同意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RCEP) 早日签署,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东亚地区曾经创造了经济增长的 “奇迹”,形成了一整套经济发展的 “东亚模式”。在欧美的区域合作进程遭遇反动、合作模式暴露出内在矛盾和缺 陷、难以继续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的背景下,东亚区域合作应该积极探索适 合自身和时代特点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东亚过去可以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现在也能创造区域合作的奇迹。实际上,走在东亚区域合作前列的东盟,在 推进自身合作的过程中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了独 具特色且颇具实效的 “东盟方式”。尽管学界迄今仍未能对这一 “东盟方式”的内涵和特点形成明确共识,但不影响有关各方积极对其进一步优化、完善,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求形成区域合作的 “东亚方式”。

   5、中日协调推进东亚合作

现代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大国主导的特点,在欧洲是法德联盟,在北美是美国引领。而在东亚,则需要作为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携手 发挥更大作用。如图 4 所示,在 “10 + 3” 经济总量中,中日两国始终占到80% 上下; 而在 “10 + 6” 经济总量中,中日两国也始终占到近 70% 。显而 易见,中日两国在东亚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比法德两国在欧盟经济格局中的地 位还要高出许多。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日本作为 “雁头” 或者说 “头 雁”,先后带动 “亚洲四小龙”和 “亚洲四小虎”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形成东 亚经济整体起飞和快速增长的 “雁型经济模式”,对 “东亚经济奇迹”的形成 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到 90 年代后,伴随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其对东亚经济 增长与合作的带动作用逐步消退。与此同时,中国却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增长 的主动力与引领者,开始与日本一道再造东亚经济新的辉煌,从而确保东亚迄 今仍是全球最具活力、增长最快的地区。若中日两国的决策层与战略界能够达 成共识,携起手来共同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在引领东亚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之 后,一定还会创造经济合作的奇迹。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在双方领导人达成 的十点重要共识中,已明确提出要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方面协调行动,尤其要“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年内力争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这已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意味着,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然要契合新时代东亚经济合作对中日两个地区大国提出的新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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