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突破与类聚:2019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1 次 更新时间:2020-09-04 09: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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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英  
并按流派(净土类、救难类、混合信仰)进行了详细的个案考察,还对中土早期观音造像的宗教内涵、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做了思考。此外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科学出版社)是对2012年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清理的阶段性总结,坑内出土造像数量众多,时代绝大多数为东魏北齐,个别为北魏、北周和隋唐时期,有题记的造像约三百余件,造像样式除中小型白石背屏像外,还有部分中型或大型单体圆雕像,题材涉及释迦、定光、弥勒、药师、阿弥陀、卢舍那、观世音、思惟太子以及释迦多宝等。该图录是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整理的阶段性成果展示。此外,韩国学者权智英《灵验的冥界:中古时期中韩十王画的演变》(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是另一部佛教图像研究的代表性英文专著。东京的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十王画卷轴是现存渲染佛教地狱最辉煌的作品之一,但它们的起源和意义尚待充分探索,作者在调查东亚地区的文字、经文、考古和视觉材料时,以五百多幅十王画作品为基础,构建了这些绘画演变的模式,揭示其可能的起源。此外还有蔡宗宪、朱岩石、、邵正坤、张志忠、毛铭等学者做的个案研究。

   3.马匹、写本、书籍、生活器用等“物”所反映的历史。它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符号的同时,还反映了政治权力掌控下物质资源的竞争和物流线路的构成。第十二届联谊会有两篇涉及此内容:胡鸿《牝马、酪酒与北族王朝——释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蓄牝马》探讨了牝马与酪酒及北魏贵族的关系、畜养牝马的成本等问题。来自海内外的评议人认为马奶酒与粮食是人与动物共同竞争的资源,旱灾造成食物链供应断裂,这种情况下的资源竞争值得重视。海老根量介《简帛时代的书籍流通小考——以〈日书〉为中心》旨在从出土日书讨论秦汉时代“书籍”的制作和流通。《日书》本来是专业占术家使用的手册,后来为了便于下级官吏使用,附加了浅显易懂的说明而在里巷间流通,但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书肆。评议人认为该文“足以代表早期出土文献和秦汉文化史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重要方向”,但论文对书写(paleography)、形制(codicology),及考古环境所提供的间接证据未多留意。至于生活器用,最能直接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信息。2012年清理的洛阳北魏曹连墓葬出土了少量的随葬品、墓志及一套完整的孝子升仙石棺,该升仙石棺是目前北魏孝子升仙石棺中具有明确纪年、墓主人身份明确、画像石刻最为完整的一次考古发现,司马国红、顾雪军《洛阳北魏曹连石棺墓》的出版提供了具体资料。此外上文所提林圣智《图像与装饰: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专著中的第二、三章对多个墓葬出土的铜壶和金银器以及壁画上的摩尼宝珠、石床的护法神与天人像做了研究,分析出了平城时期的纹饰框架。丁红旗《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出土屏风文字释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9辑)一文对司马金龙墓葬屏风文字做了考释;有关个案研究还有罗丰、宋馨、王银田、伍雅涵等论文,不一而足。将来随着历史研究中议题的加宽,“物”的研究将成为历史学研究议题中一个活跃的部分,将会更为繁荣。

  

   四、知识和信仰的历史

   除去上述的部分,处于成果“类聚”的领域还有知识、信仰和技能的历史,这些议题本来也处于传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关注焦点之外,本年度均有可喜成果,下文便分别叙述。

   (一)知识的历史

   具有时代特点的知识的发生和流变。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过程,五斗米道、天师道升级换代,上清修法横空出世,因此修仙是时代潮流。顾漩译、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著《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江苏人民出版社)秉承了海外汉学方法论发达且相对成熟这一优点,借助集体记忆和公众塑造理论,力图对仙传文本做一全新解读,探究仙是如何被创造的,深入分析了辟谷、秘术等修仙的实践行为,剖析了修道者和他们的社群乃至经济生活方式,不足之处是对文献运用局限在几本仙传,对历史文本和画像文本等考古资料吸收非常有限。另一部重要专著是青年学者陈昊的《身分叙事与知识表述之间的医者之意》(上海古籍出版社),此书是国内医疗史研究的最新尝试,研究路径的展开援引了许多概念,如“跨语际的研究范式与‘身分问题’的演生”,并以此为结构安排了许多精细的考证。作者的问题经常在官僚机构、医学知识、医者三者之间游移,但因为有些问题的概念边界不够清晰,时有牵枝蔓叶,此外有些知识体系及其流动秩序有生造之嫌,如“大医与愚医之间的书籍秩序”试图在构想出的“大医”与“愚医”的壁垒间看出“被彰显的为医之体”“被遮蔽的感官之知”,这属于对传统医学浑然一体的知识结构及其“感官之知”认识不够深所致。总之,此书涉及的知识点极多,技术难点比比皆是,青年学者有如此广博的知识面,在医学知识、人(医者)、医疗官署乃至有关习俗之间移动,已经非常精彩。吕博《丧礼背后的身体史——汉唐间发须爪埋葬的礼与俗》[26]83-97则是细节精彩的单篇研究,若能进一步厘清“礼”和“俗”的概念边界,将更为经典。

   书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带有时代特点的艺术,书体的质变背后是书写载体的变化。刘涛《魏晋书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是通论魏晋书风的重点著作,魏晋时期进入楷书时代,纸也逐渐取代竹简,形成了以楷书为根基,以行书、草书为时尚的书风,本书对曹魏五家、三国时期的名刺格式与书法、魏晋南北朝著名书法作品、王羲之评论的汉魏两晋书家、王羲之书法的特征、王羲之与山阴、“兰亭故事”的两种文本、魏晋南朝女书家、江南的书法世家、南朝书学新名词、南朝的杂体等均做了精到的研究。

   (二)信仰的历史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道教进阶的阶段,信仰的世界异彩纷呈,这一领域也是优秀青年学者大显身手的领域,本年度有数部重量级专著和论文。第一是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此书不是从表层来理解“山”这一地理空间,而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挖掘山中世界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社会问题,真正全面梳理山中历史的脉络。作者认为在六朝江南社会,“山中”这一地理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随着佛教山寺的兴起和道教洞天体系出现所带来的山中修道的宫观化,一些山岳成为寺馆集中的宗教圣地,江南山岳完成“名山化”的过程,文化景观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和地理格局。作者全面搜集正史以外的宗教文献、文学作品、石刻史料等,通过山岳祭祀、山中的洞天与道馆、天台山、会稽、山寺的地理分布、山居和山岳记述等案例,打通佛道二教,细腻地展现了山岳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从山神祭祀到佛道寺馆的过程),佛道与民间信仰在山岳中活动的复杂关系等,研究方法极富新意,表现了青年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卓越水平。冯渝杰《神物的终结——法剑信仰兴衰变异的历史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结合古代楚文化、中古铸剑术乃至宋以后剑的由实入虚的过程,考察尚剑的文化被纳入道教信仰体系并彻底改造的历史轨迹,以及漫长历史时段中“剑”背后呈现出的宗教神学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该书研究极富启发,只是概念边界的区分有模糊乃至不够精准的地方,如“摄敌壮胆”很难说是道教特有的行为;对“大传统”“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祛魅”等概念的接纳和嵌套略嫌生硬,无论如何,作者超越了物像的解读仍然显得极为新颖。林佳恵《六朝江南道教の研究:陸修静の霊宝経観と古霊宝経》(早稻田大学出版部)通过对敦煌本《灵宝经目录》的考察,认为古《灵宝经》的“元始系”和“仙公系”不一致,陆修静的是“元始旧经”一系,与紫微宫密藏存在密切关系。道教的教义、仪礼两方面决定了古《灵宝经》有元始旧经和仙公新经这两个系统存在,《太上洞玄灵宝天文五符经序》和《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在陆修静的《灵宝经》观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作者在继承了小林正美等日本道教文献学细致入微的扎实作风的基础上,从道教文献学的流派演变入手,考察早期道教宗派的历史发展脉络,这方面的研究范式国内可大力借鉴。王承文、张晓雷《古灵宝经“新经”征引“元始旧经”问题新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0辑)一文做了类似研究。孙齐《芮城道教三百年史——以北朝隋唐造像为中心的考察》[27]是一篇重量级的论文,文章搜集了芮城地区所出土的50余种北朝隋唐造像,并结合其出土地点及造像记、题名,复原了中古时代芮城地区的主要家族及其宗教信仰,讨论了6至9世纪芮城道教的发展演变、存在形态及其与地域社会之关系。以芮城为个案,揭示了中古道教“道观时代”的来临及其衰变,具有梳理时空脉络、填补既往研究空白的典范作用。

   以上是道教研究。佛教研究的重量级成果亦不遑多让。日本学者船山徹本年度出版两部专著,一是《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法藏馆),该书是日本学术界一部重要的佛典诠释和佛教展开史著作,第一篇“佛典解释的基础”从佛典汉译的各种层面考察了梁代的学术佛教及不同佛典解释系统;第二篇从文本、行动两方面考察了隋唐以前戒律的体系及流播;第三篇考察了修行(修行者的身体异香)和信仰(极端宗教行为比如舍身);另一部是《仏教の聖者:史実と願望の記録》(臨川書店),对圣者及其传记的出现做了极为精细和精彩的考察。二书是在日本向来丰厚的佛教研究土壤上生长出的硕果,对六朝时期佛教文献的撰集、修行实践的细节做了极为翔实的考察,体现了日本佛教史中坚学者的水平。国内青年学者陈志远亦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一是《佛教历史意识的兴起——以法显行记的几则记载为中心》[28],此文通过法显行记的几则事例逐层剖析了早期汉地佛教在再造教史的过程中所吸收的多种因素,如佛钵圣物的时空移动,各种源流的佛经(中亚传入的佛经、中土疑伪经)关于劫变、时间表的叙事差异,归纳到汉地佛教形成自己时间观和历史意识这一重要问题上,初步整理了这一过程。研究大量引用了英、日文尤其是日文成果,在凸显出佛教史研究应有的国际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突破了大陆佛教史原先因语种能力限制一般仅囿于汉传佛教的藩篱,表现出了新一代佛教史学者们的无限可能性。另一篇是《六朝前期荆襄地域的佛教》,分四期考述六朝前期荆襄地域佛教的时代面貌,将天然地缘格局、政治局势起落作为佛教史展开的背景,从教团变迁、寺院建立等个案出发,考察了荆襄佛教教团和士族家族、官僚贵戚等的复杂关系,在这进退互动的过程中,佛教经文译介,义理和修行朝上层传播[29]。此外王颂主编的《宗门教下:东亚佛教宗派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集中发表了若干篇青年佛教史学者的研究论文,涉及魏晋南北朝的有陈志远《梁武帝与〈般若经〉——从韩国传存〈小庄严寺道度禅师碑〉谈起》、郑兴中《中古佛教义章学论稿——兼论宗派佛教的义学书写》、史经鹏《再论南北朝涅槃师和涅槃学派》等。这些所有的专著和论文加在一起,彻底刷新了此前宗教史领域研究的整体水平。

   总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突破瓶颈的同时,还经历着诸多领域日益丰厚的“类聚”,这“类聚”如云堆叠,蔚为壮观,尚在行进中。

   最后,在大数据和自媒体的时代,各种学术公众号纷纷建立,跟中古史研究有关的重要的公众号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古史研究资讯(zhonggushi)、史学研究等等,各高校及学术机构、各大学术期刊也都有自己的公众号推出最新学术信息,这些使学术资讯传播和议题发酵的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倍,大大带动了学术出新的节奏。此外,还有的学者开始走出皓首穷经的书斋,走向各种见面会和媒体平台,让历史学走向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具有了与书斋史学不同的轻松活跃色彩。

  

   五、结语

   本文对2019年度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了综览式总结。总的说来成就多多,令人欣慰。具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突破。这突破表现在:第一,史料分析法的进益。正史资料形成和来源的批判性分析大大提高了使用正史资料的精准程度;墓志等石刻文献在承续传统考证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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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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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昌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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