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 王红博:过程考古学的再思考:考古学理论建设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 次 更新时间:2020-09-04 09: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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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前   王红博  
年轻一代的学者对当时的状况普遍存在不满。当然,按张光直的说法,这种不满可能也受到了20 世纪60 年代社会状况的影响[21]。对社会不满与对学术发展不满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后者是正面的、积极的,而非漫无目的地指责。1960 年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22],明确提出采用一种新的“文化”的概念,他把文化看作是人适应环境的手段。这是一个功能意义上的概念,它来自文化进化论者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采用这一概念的关键意义在于,考古学家由此可以更多地去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文化就是人生活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核心概念更新之后,考古学研究可以扩展应用一系列新的理论方法,如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文化唯物主义等[23]。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新的理论方法与“科学”研究(更类似于自然科学)能够更好地结合。科学研究适合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适合探讨事物变化内在的原理机制,过程考古提出的理论主张与科学研究所擅长的方面不谋而合。

   正是因为核心概念及其支撑理论的建设,从文化历史考古到过程考古发生了范式的变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过程考古逐渐建立起实践体系,形成美国考古学至今仍然流行的主导范式。当然,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研究中范式变迁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而是一种拓展。过程考古的拓展主要体现在我们上面所说的四点理论主张上,这四点内容的确是文化历史考古所欠缺的。如果要给予一个更精炼的表述的话,那就是,过程考古开创了考古学理论研究领域。文化历史考古强调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让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然而考古学研究的材料通常是零碎的、散乱的,考古学者并没有直接观察过去,而只是看到古人活动的物质遗存,而且这些遗存还可能经历过文化与自然的改造。因此,考古学研究首先要重建发生在过去的现象,即柴尔德所谓的“拼合过去”[24]。但是如何才知道拼合的方案是正确的呢?这就要求考古学者了解过去的结构,了解社会运作的原理,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拼合。过程考古强调发展演绎推理与中程理论,都是为了服务这样的目的。前者是从一般推向特殊,如果我们不了解一般的人,又如何能够理解古人呢?后者是提供一个参考的框架,毕竟我们不能直接去观察古人,但是从类似案例中提炼出来的框架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也就是说,为了重建人类过去这个目标,考古学必定需要综合运用归纳、演绎与类比三种途径。

   相比而言,文化历史考古通常仅限于归纳,然而能够用于归纳的材料总是有限的,又鉴于考古材料零碎、松散的特征,归纳本身几乎是不可能得到完整的过去。更主要的原因,还因为考古材料本身并不是历史事实,从考古学的物质遗存到历史学意义上的事实还需要推理。如果归纳只是在材料层面上进行的话,那么研究者得到的始终还是考古材料本身的形态特征,而不是人类过去的特征。于是,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得出对人类过去的认识。这个过程正是过程考古诟病文化历史考古的地方,其中存在明显的“想当然”,因为提炼的有关人类过去的认识并不是直接从材料中归纳出来的——研究者直接看到的是物质遗存而非人类过去鲜活的生活。这构成了文化历史考古难以解决的悖论。如果不提升到认识人类过去的层面上,那么考古学研究还是无法认识历史事实,就很难为其他学科或社会大众所理解;但是如果提升到这个层面上,又会出现超出归纳范畴,是某种意义上的想当然。这就导致一些研究者为了避免出现得出想当然的结论,就让研究结论止于考古材料形态特征识别的层次上,而不去揭示特征背后的意义。要破解这个悖论就必须跟理论研究相结合,让归纳的提升得到理论的支持。就比如文化历史考古依赖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它本身就是借鉴人类学的“文化”的概念,同时考古学者对这个概念做了再加工。“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Tylor)所谓的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相互联系的综合体[25],考古学者所谓的“考古学文化”指的是一定时空范围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两者并不能完全对应。前者是整体的,后者是局部的[26]。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但是文化概念的引入让文化历史考古真正有了理论深度。设若考古材料的研究不能提升为考古学文化,那么文化历史将不能成为一个范式,连想当然的基础都没有。

   换个角度说,理论其实早已存在于文化历史考古之中,只是处在暗含的状态,文化理论就是文化历史考古立足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很少被严格的审察,强调科学的过程考古发现了这一问题。1962 年宾福德发表《考古学的系统分类学与文化过程》一文[27],这是一篇考古学史上引用频率最高的论文之一。它率先质疑了文化历史考古立足的文化理论前提,认为这种依赖文化传播来解释文化变迁就像是水波扩散一样,没有能够认识到文化变迁的机制,无法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从文化历史考古的分析来看,考古学不仅需要运用理论,更需要去探索理论;不仅需要统合考古材料——将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考古遗存概括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更需要运用理论去解释文化变迁。考古学要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领域,就必须发展自身的理论,而不能总是去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过程考古所研究的文化变迁,并不是指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迁,而是指古人文化适应上的变迁。过程考古受到了文化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影响[28],将文化定义为人适应环境的手段,文化是一个至少由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三个层次变量构成的系统,系统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促进文化变迁[29]。由此过程考古非常注重研究古人的生计方式、技术发展、人口增长、环境变迁,以及因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社会组织调整等。文化系统演进的动力就是内外因素的矛盾与相互作用,演进的方向就是为了寻求适应。

   与文化历史考古相比,过程考古提出了一套近乎颠覆性的理论,它不再用考古学文化描述考古材料,而是将其视为人类文化适应的产物。不再用传播论来解释文化变迁,而是用文化系统论、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等理论来解释文化适应的变化。这样的话,过程考古就完全改变了考古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虽然文化历史考古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不过更多限定在构建时空框架的作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可以把过程考古的出现称为范式的变迁,考古学研究核心概念、基础理论、研究任务等都发生了改变。而要实现过程考古的目标,就必须发展系统的科学推理,必须发展考古学理论的建设,这构成了过程考古最重要的贡献。不论是从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还是从理论出发去演绎,抑或是跨越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鸿沟,都需要考古学理论的建设。不论是归纳还是演绎,考古学推理所运用的理论可能都不是来自考古学本身,这就要求考古学视野不能局限在考古学的领域,而应有更大的范围。考古学史上,这样的考古学理论更多来自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相比而言,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中程理论”建设是属于考古学领域本身的,这也是宾福德孜孜以求的方面——在考古学中开展自身的理论建设,如他在澳大利亚、非洲、阿拉斯加等地所开展的民族考古研究以及晚年所进行的狩猎采集者研究等[30]。从学科发展的整体意义上来说,过程考古对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强调让考古学摆脱了材料发现与整理的模式,让考古学研究超越了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对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的意义

   回到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我们很自然地会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研究与过程考古有什么差别或差距?二是为什么过程考古不能为我所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体是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一个明证就是它的基本推理逻辑是归纳,从考古材料中进行理论提炼,最终上升到“考古学文化”的理论高度,然后探讨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或是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渊源。因此考古学文化理论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石。但是,这一理论本身来自19世纪的人类学研究,并经过考古学改造。其理论前提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特征组合的异同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社会群体是什么意义上的,我们在试图把它与已知的历史上的族群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这构成了文化历史考古的边界,从其理论前提来看,它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尽管文化历史考古是因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的,它的最初目的也是试图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追溯民族的历史渊源,但是把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已知的族群直接相匹配是难以实现的,它超出其理论前提所预设的范畴。

   我们另一个理论提炼是沿着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单线进化论进行的,比如把某些考古材料理论上提升为母系氏族社会,并认为从母系到父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进化规律。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理论并不可靠,母系、父系氏族社会是同时存在的,大多数社会,包括处在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都是父系的[31]。沿着一个已经过时、已经证伪的理论来归纳材料,显然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从考古材料到母系氏族社会属性的推理并不充分,并没有相应中程理论的支持,民族志材料并不支持普遍存在一个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说法。最后,我们得出母系氏族社会的推断主要依赖墓葬材料,但是即便按母系来埋葬死者,也并不意味着现实社会都像纳西族摩梭人那样生活。中国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极高,摩梭人的母系社会生活方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这个案例曾经被当作主要参考的民族志材料,现在看来这样的推理是有问题的。从考古材料到社会组织结构的推断处在考古推理阶梯的中间层次上,比生计、技术、文化适应层面的推理要困难得多。在考古学研究发展的初级阶段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考古学接触到更多西方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这一类研究就明显减少了。主要的理论提炼回到了以考古学文化为中心的研究上。

   从理论出发的研究也曾经有过成功的尝试,如郭沫若之于奴隶制与封建时代分期的研究[32]。但是从理论出发的研究后来发展成为“以论代史”[33],没能做到从理论出发去演绎,得出可以检验的假说;也没能充分开展对考古材料本身的研究;尤其是没能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脱离了考古材料系统研究(考古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最终只能是教条。而没有理论引导的归纳或演绎是不存在的,最终只能让研究停留在考古材料形态识别的层面上。不论是归纳还是演绎,都需要丰富的理论资源,需要我们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去借鉴理论。因为考古学要想研究人而不只是物,那么就必须运用与人相关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是考古学所不具备的,必定要从相关学科来引入。遗憾的是,中国考古学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非常有限,相关学科发展如人类学与社会学都曾经中断,即便没有中断的学科,自身也存在理论建设的问题,并不能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中程理论建设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中国缺乏接触、调查与研究世界各地狩猎采集或是初级农业社会的可能。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变化非常迅速,比如西南地区曾有很好的手工制陶的民族学资源,但是在我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之前,这些地方就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手工制陶技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也组织过大规模的民族学调查[34],不过侧重点并不在物质文化方面,那时的技术手段也非常有限,没有留下系统的民族志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研究者开始发展实验考古,尤其是石器的实验考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实中程理论的建设并不限于此,还有许多领域。

正是基于过程考古对严格科学推理的强调,在中程理论领域还诞生了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的研究,这一领域追问考古学研究者看到的材料能否代表古人的活动,研究者除了研究民族志材料之外,还深入到动物行为、历史材料乃至当代物质活动之中[35],形成了诸如埋藏学、废弃过程理论等新的领域。其中迈克·谢弗(Michael Schiffer)更进一步将之上升到行为考古的范畴[36],试图在人与物之间构建一个普遍的理论体系;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则发展出垃圾考古[37],让考古学走进了现代生活。这些研究表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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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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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文化》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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