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张维迎的企业家观错在何处:假设与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9 次 更新时间:2020-08-29 22: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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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反对枪支管制,反对社会安全网络,因为政府的基本功能在于培育公民自律和自立以实现自我帮助。问题在于,现实市场中的行为者果真又如此的自律和责任心吗?这显然已经遭到其他思潮的批判。

   事实上,尽管笔者从大量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实验中提炼出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并把它视为社会分工和合作的基石,但是,笔者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实然,从来不会认为所有市场主体都会遵守一个先验不变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12]恰恰相反,笔者深深地认识到,每个市场主体在践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由此就会衍生出不同形态和层次的社会竞争和合作。[13]相应地,笔者更倾向于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视为应然和使然:一方面,就应然而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而且是可以实现和值得追求的;另一方面,就使然而言,它也不是自发演进和自然实现的,而是有赖于人类社会有意识的塑造。[14]一般地,人类的亲社会性是“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基础,相应地,亲社会性的提升将会促进“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遵行和扩散,进而推动社会合作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亲社会性的提升又有赖于价值理性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教育,有赖于市场机制的建设尤其是市场伦理的培育,等等,这些都需要引入有为政府的积极功能。尤其是,在迄今为止的任何现实社会以及可见的未来社会中,人类的亲社会性还渊源不能根除动物性本能所促发的逐利行为以及相应的损害他人或社会的手段;为此,也就需要设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对这些“恶行”加以制约,这也是有为政府的基本功能。显然,只有揭示和辨识人类行为中所嵌入的高次元的亲社会性和低次元的本能冲动,才可以为认识真实世界和推动社会发展确立基本分析框架。休谟写道:“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15]正因如此,我们对市场机制和市场行为的认知,不能简单地基于先验的理性经济学人进行分析,而是要深刻剖析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人性及其行为机理。

  

   三、张维迎三大政策主张的逻辑拷问

   上面的分析表明,张维迎忽视了市场主体的行为背离“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现实可能,因为每个市场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亲社会性,进而拥有不同性质的需求;[16]同时,张维迎还忽视了市场主体往往倾向于在财富转移甚至财富破坏中获取个人利益,因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大多是由虚荣本能驱动的。在很大程度上,张维迎的论断是以两大先验且似是而非的命题为基础的:第一个命题,市场经济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制度;第二个命题,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17]相应地,我们可以对此进行简单的剖析:第一个命题并没有界定哪种市场经济可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任何市场本身不是自然的而是“人造”的,而且任何实现市场都以某种特定的市场规则和市场伦理为基石,正是市场规则和市场伦理的差异带来了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18]第二个命题没有界定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因为无论是从套利还是从创新角度来说,企业家精神都会体现出不同的内涵和内容,导向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而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19]有鉴于此,这里对张维迎的三大政策主张再次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和剖析。

   首先,张维迎否定政府监管的重要理由是:(1)所有企业家的自主套利一定都是生产性的,而政府管制一定会将企业家的生产性套利引向非生产性的寻租;(2)企业家都明白商业上的成功要靠好的声誉,而监管却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而假定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20]确实,根据奥地利学派的主流观点,企业家的套利行为主要体现为抓住市场不均衡机会而从差价中获取收益。不过,我们显然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对套利行为进行审视和质疑。第一,尽管套利行为可能有利于促进市场协调,进而有助于推动市场演化,但是,它根本上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财富,而只是利用敏锐性从既有财富中获得转移收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套利行为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生产性的,甚至恰恰是寻租行为,这已经为鲍莫尔所深刻刻画。[21]第二,尽管不是所有市场主体都从事欺骗行为,但不可否认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刻意地隐瞒信息和夸大功效以获取个人收益;同时,不仅市场声誉信息并不完全就是真实的,而且市场声誉机制也有赖于市场伦理的培育和壮大,否则根本就无法以声誉机制来约束逐利行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套利的机会或空间至少有一部分并不是自然的或外生的,而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而且,这种人为的创利行为恰恰不会促进市场协调,反而以扰乱经济的正常运行为前提。显然,所有这一切都与现实市场有关,因为市场不是先验的,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设计”的;同时,良好的政府监管就是针对这部分以损害他人获取个人利益的逐利行为,这些监管措施以及相应规则的制定本身就是市场机制的一部分。

   其二,张维迎反对反垄断法的主要理由是,承袭奥地利学派观点而将完全竞争和创新视为不相容的,认定创新必然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垄断”;相应地,市场份额就成为对创新成败的最好检验指标:越是成功的创新,往往会占有越大的份额。[22]确实,强大的创新能力是获得垄断地位以及高额利润的一个重要原因,高额利润也是企业家追求创新的根本动力。不过,张维迎显然没有区分垄断者的创新行为和掠夺行为,也没有考虑厂商在获得垄断地位前后的行为方式变化。[23]究其原因,厂商在获得垄断地位前后所拥有的市场力量存在根本性的一样,这不是指创新力量,而是市场谈判和攫取力量;进而,当厂商因占有垄断地位而拥有强大市场力量之后,它就可以通过掠夺而非创新来维持或获取更大收益。[24]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样两点现象:(1)大量的创新并不是垄断者所做出的,而主要来自次一级的竞争集团。威廉姆森就总结说:“作为一般规律,一种行业的四个最大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比例和生产力上来说均比不上紧随其后、小一些的对手们”。[25](2)垄断力量主要不是体现在同一产业内的企业数量上,而主要体现在力量的集中上;一个行业不管有多少家企业,只要存在一家独大的企业,它就具有强大的攫取和掠夺能力。事实上,100年来遭受过美国商务部反垄断起诉的那些公司,如美国标准石油、美国铝业公司以及IBM、微软等,早期确实都以创新性为主,但后来的掠夺性却越来越强。有鉴于此,反垄断调查的目的就在于降低这种掠夺性而维持它的创新性。

   其三,张维迎否定产业政策的主要理由是,产业政策一定会扭曲企业家精神,进而一定会阻碍创新。[26]确实,如果不能很好规范和约束公共决策者行为,如果缺乏足够的信息,很多产业政策往往会导向相反的结果。不过,张维迎的分析也明显存在两大问题。(1)尽管张维迎给出了颠覆性创新和改良式创新的不同,但也严重忽视了那种非生产性乃至破坏性的创新,而后者构成了逐利型企业家所展开的创新行为中的很大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好的制度安排就是将企业家精神引向生产性领域,阻止那些“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创新活动。(2)企业家的创新从潜在能力到真实呈现之间往往需要依赖其他条件,如基础设施的完善,外部性的减少,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的产业政策往往有助于促进潜在个体创新精神到社会创新能力的转化。[27]正因如此,即使张维迎的分析也许反映出当前产业政策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进而也就警示目前的产业政策必须作进一步合理化,不仅要考虑到信息的不完全而避免产业规划的僵化,而且要考虑激励机制的扭曲而误导企业家行为,更要防止政府官僚的私利而产生的代理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根本上都并不能构成反对和否定产业政策的依据,因为私人企业家同样会遇到信息不足和激励扭曲等问题。[28]更不要说,任何市场行为都必然受到游戏规则的引导,产业政策设立了一种游戏规则,自由放任则提供了另一种游戏规则,我们又如何证明自由放任的游戏规则一定优于产业政策呢?很大程度上,自由放任中的经济增长体现的是一种无序式增长,它往往难以获得持续发展。[29]

   最后,需要指出,即使从英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看,其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也不是源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相反,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尽管自由放任的主张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但实际上,那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却是首先出现在国内生产领域,而国际贸易领域却一直存在各种管制,管制的放松要迟缓得多。卡尔•波兰尼就写道:“在英国,对自由放任的解释也至为狭窄;它只是指在生产上免于管制的自由,贸易并不包括在内。当时最主要的棉纺织业,就是从微不足道的地位,发展为全国之主要外销工业——然而,印花布的进口在当时仍然受到法令的禁止。英国生产的白羊不或面部,尽管一直垄断着国内市场,仍然得到外销的补助。保护主义在当时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到1800年时,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主曾要求禁止棉纱外销,虽然他们知道这样做会导致他们生意上的损失。1791年通过的一项法案将对出口生产棉纺织工具的惩罚,扩大到包括设计图或设计说明书的外销。自由主义起源于棉纺织业工业的说法是一个神话。在生产领域免于管制的自由是所有工业的要求,在贸易领域的自由仍然被认为有危险。”[30]国际贸易领域之所以一直存在显著的政府管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本身就是重要的利益承担主体,如果缺乏政府的强有力保护,一国就会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利益净输出方,从而也就难以实现民富。

   既然理论和事实都证伪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那么,张维迎等人为何还如此推崇自由市场而贬斥政府行为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简单地接受了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这种理论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从新产品的创新性转换为对市场盈利机会的敏锐性,进而就将企业家等同于市场上的逐利者;由此,它就不再区分企业家的类型以及创新活动的不同性质,而是热衷于为商业活动以及一切市场行为进行辩护。一个典型的事实是,麦克洛斯基的《Bourgeois Dignity》一书在国内就被翻译为《企业家的尊严》。[31]其实,“bourgeois”本意是“追求私利的商人”,显然,只有当这些商人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时,才可以激发商业活动和产品创新,才可以开启市场经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进而才可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最终实现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正是从这个角度上,麦克洛斯基强调应该赋予商人以尊严,这具有明显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但是,国内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却刻意地将“bourgeois”翻译成“企业家”,进而就赋予了商人以“企业家”的光环。于是,通过概念偷换,这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不仅要赋予商人以尊严,而且要赋予商人以“无上的”尊严;由此,所有的商人行为和商业活动都被打上了神圣的光环,进而也就必然只能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一面,而那些嵌入在商人中的恶性行为以及商业衍生出的堕落效应则遭到否定和无视,顺带那些探究市场之缺陷的学术分析也遭到他们无情的贬斥和打压。

   四、张维迎的思维缺陷之一:对“无形的手”误读

为了给自己的理论信条和政策主张提供支持,无论是张维迎等奥地利学教义派学人还是其他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他们通常会将其对市场行为的理解追溯到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斯密,从而凭借传统智慧来提高社会大众的认可。[32]问题是,斯密的自利人假说以及相应的“无形的手”原理根本上是根植于熟人市场的社会伦理之中:它强调,要获得个人利益,就需要与他人交换,进而必须考虑他人利益,由此才有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一致性。但在现实世界中,那些极端地受私利激发的市场主体往往会蜕变成不关注他人和社会利益的经济人而不是“为己利他”人,进而基于经济人所展开的互动所导向的往往是囚徒困境而非利益共进。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假设而得出的“无形的手”命题犯了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由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推导出互动的集体也是理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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