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务念:应用性追求: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长时段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8: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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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务念  
嵌入于特定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高等教育承载着政府的意志、民族的渴望和国家的期待。其实,不惟应用型本科教育肩负着经济社会建设赋予的使命,即使以研究型精英型大学建设为目的的国家重点大学建设、“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等,也无不体现着教育强国的初心使命。

   (二)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及其现实复杂性

   在中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等教育类型,被学界与实践一线广泛提出以及被官方正式确认,始于世纪之交。因此,当前对于应用型大学、应用型本科教育等概念,也系多依中国国内或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政策文本而作出的规范性定义,这些定义的要素往往包括:办学所在地(地方高校,地处非省会中心城市)、经费来源(多由所在地财政支出)、生源地与就业地(多为本地招生当地就业)、建校时间(新建本科院校,主要是1999年以后成立)[74];或者是“四为主”定义(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以培养本科生为主、以教学为主、以面向地方为主)[75]。这些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快速识别一所院校的所属类型,但这些缺失从学理层面的定义,往往有同义反复之嫌(“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本科生为主”等)或将一些非本质特征(时间、空间、经费等)作为事物的核心、本质要素。诚如前文所言,判断是否应用型高等教育,关键看其是否“培养的学生更符合社会的需要”。若此,我们的视野和思维将得到极大的解放。

   对事物作类型学划分,往往是出于研究(院校类型的识别)与管理的需要(引导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等)。但所谓理想类型,只不是对高等教育实践中某类成分或特征的抽象。如应用型大学这一概念代表着实践与职业导向性(为非学术劳动力市场输送适格人才)以及应用型科研(知识转化),传统的学术型大学代表着理论知识的生产与基础研究(通过科研取得荣誉),现实中也大体依此运行。但回到具体的教育现实中,则并不存在某种纯粹的理想性质的高等教育,应用型研究与基础研究二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在一个创新过程中相互交融为一体。一些所谓的研究型精英型大学也广泛设置与业界紧密相关的实用类专业与课程(如会计、市场营销、酒店服务等);以往诸如政府与企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文教卫生等靠经验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则需要深奥知识才能解决,而这不得不求助于高等学府。以生源地为例,应用型大学招生的地域性特征明显,但是不少研究型大学同样在办学所在地投放更大的招生份额。以归属感为例,一所工程应用型大学与一所社会科学类应用型大学和一所工业大学相比,它与二者中的哪一个拥有更多的共同点呢?博洛尼亚进程中对学生就业能力的要求,就促进综合大学制定利于就业的人才培养方案。2020年,中国官方已经认识到了研究型高校以及部分科研机构在“四唯”“五唯”倾向上的严重危害,在新冠疫情之际即出台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同样地,不少应用型高校遏制不住内心的学术冲动。应用型大学并不安份守已从而发生学术漂移的现象,中外皆能观察到不少案例。如美国赠地学院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为州服务”的大学通过市场与声望的获得能力而跻身于精英研究型大学行列,而研究型大学也能根据需要与市场发展本科教育和赠地学院的应用研究及实用教育。培养目标多元化(大众与精英并存,学术与应用并存)、意识形态多元化(平民主义、精英主义与实用主义集于一身)、管理体制多元化(官僚机构、人格魅力、企业家精神并存)等特征[76],使得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在全球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

   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来说,院校转型会不会产生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二元结构”(类似于经久不化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可能后果?笔者认为,二分法将长期存在,学术飘移也将长期存在。院校分类既是国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两个有机体越是相似,就越容易产生激烈的竞争。”同质竞争,绝大多数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失败者要么被淘汰,要么改革,改革则产生新的领域。[77]院校转型将使高等院校由之前的同质竞争走向将来的有机团结。高等院校作为控制、生产、传承和应用知识的社会组织,在于与经济社会服务、院校协作以及知识劳动过程本身中都将产生相互依赖与倚重。院校之间的知识劳动协作既可以是学术型高校、应用型高校、职业学校之间产生不同的组合,也可以是同类型知识劳动之间的组合,还可以是类型内部的组合。院校之间的知识合作与交流可以是常规性的,如通过外包和柔性生产系统就技术标准等显性知识的转移,也可以是创新性的,如通过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等同侪生产方式创造新知识。

   (三)知识生产与当下应用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当前关于院校转型发展的政策建议中,大多围绕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维度,关于科研方面限于泛泛提及“应用型科研”。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应用型高校的定位是低于学术型高校的”这样一种认知,持一种“应用型大学需要约束自己内心的学术抱负”的价值立场,“地方高校办学定位普遍偏高,有约一半以上的高校将目标定位于学术型、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或高水平大学,而鲜明指向建设应用型的高校比例不大”。[78]在教育一线,不少人也认为“好不容易升了本,谁还愿意和职业教育沾上边儿?”在调研中,除了对自己的市场距离优势比较自信外,而对于科学研究(知识生产)则总感觉在学术型大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似乎应用型本科就意味着缺少知识含金量。在中国语境中的职业教育,往往指的是中下层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对应于英语世界的vocational education。其实,英文世界中还有一个词汇,即professionaleducation,也是广义上的职业教育,指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从培养目标看涵盖基本技能到高级能力和素质,从教育层次看,涵盖中等专业教育一直到博士层次的教育。后者属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意义。这一现实问题,提醒我们,为了平复内心,中国的应用型本科高校需要为学术冲动寻找一个本体意义的出口。其实,这一问题属于高等职业教育性质这一基础问题的延伸:高等职业教育的立场是高等教育优先,还是职业教育优先。

   前已述及,学术飘移现象,中外皆存。高校与知识之间存在天然的逻辑关系,现代高等教育的科研、教学、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便可对应知识劳动的三种形态,分别是知识生产与创造,知识传承以及知识应用。劳动资料都是高深的知识这一特征,是学术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的共性所在;二者在这一核心维度上的差异性,在本质上也是知识的性质和结构的差异。就学术型、研究型大学而言,主要是以陈述性知识或命题性知识为劳动资料;在应用型大学,主要以程序性知识和实践隐性知识为劳动资料。应用型高等教育中的知识劳动资料,其高深性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陈述性知识和命题式知识的教学部分属于“高深知识”;其二,程序性知识总体上是与“高深”的陈述性知识相关联的;其三,程序性知识本身也有“高等性”,需要一定的基础技能作为起点。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判断职业教育的专业是否“高等”,还要看所设专业服务的行业(企业)的先进性程度,这是一个与经济创新、产业升级、高端自主制造相关联的概念。看这些所服务的行业或企业能否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竞争、是否需要不断知识转化、产品是否需要不断研发创新[79]。

   在应用型大学,科研(知识生产与创造)同样是其不可或缺的职能,而不仅仅是教学与社会服务上划地为牢。也即,在知识生产上,应用型大学也应调整角色,创新模式,从而推动学校的内涵发展,而不是自觉矮人一等。在德国,学术资格、职业实践经验和教学能力三重资格被称为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入门砖。意即,只有亲身深入经历过理论结合实际的经验,才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应用型教学与研究[80]。中国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直至今天,依然处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面对的问题很难在现有知识库存中找到答案,“象牙塔”式的对于纯学理、纯知识的探求,难于满足社会现实需要。在这种背景下,知识生产模式以问题解决为导向,通过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促进知识的生产和创新。这种模式与传统模式的闲逸好奇、封闭垄断特征不同,知识生产的主体不再局限于高校,而是政府、企业、社会与大学协同合作。新知识、新技术用于产业与实践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中,创新知识生产模式可以考虑两大路径。一是问题导向的,以超越边界为特征的知识生产,即面向复杂问题的解决和跨产业组合性技术应用,破学科组织边界,形成问题导向、碎片化知识有机组合的学科建制路线,以技术群、知识群为构建主线,通过技术的变革进而持续性的形成新知识,最终成为知识集群[81]。这种研究成果是由多个利益相关者基于复杂问题解决策略和技术变革而协作产出的。二是推动基于技术逻辑的模块化课程改革[82]。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最基本职能,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职能皆要服务于此。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不同于学科导向的学术型大学,基于技术逻辑或实践逻辑的专业导向构建课程体系,可作为一种探索方向。以通过了德国专业认证的合肥学院为例,其课程体系构建的做法为,通过开展企业行业调研,确定专业核心能力,并将其分解为若干个子能力,从而确定各子能力的知识构成,再组建成课程模块,最后由一个个课程模块组建成系统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参考文献:

   [1]崔丽英.论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历程及特点[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 (02):13-16.

   [2]陈小虎,等:应用型本科的基本问题、内涵与定义[J].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1-5,28.

   [3]张杰.我国应用型本科研究热点与脉络演进可视化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0,(1):47-53.

   [4][75]李均、何伟光.应用型本科大学40年:历史、特征与变革[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3-49.

   [5][57]邓晖.高等教育酝酿大变,600所地方本科院校将转向应用型——是“强扭的瓜”,还是“花开逢时”?[N],光明日报,2014年05月15日.

   [6]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25.

   [7]潘懋元.什么是应用型本科?[J].高教探索,2010,(1):10-11.

   [8]涂尔干,2006.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7.

   [9]中国传统教育主要以修身养性求道为目标,受教育者应成为有良好和广泛修养的君子,即追求通人、通识,而不是掌握知识的一技一艺的专家,所谓“君子不器”。以职业为目标的专业教育是中国与西方在教育实践和教育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参见陈洪捷.《德国学校论略》与清季中国对专业教育观念的接受.微信公众号)

   [10]雷晓云.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其文化透视.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68-82;175-180.

   [1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02.

   [12][15][17][18][34][36]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21,35,41,42,142,143.

   [13]潘懋元.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福建船政学堂创办140周年纪念[J] .中国大学教学, 2006, (7):14-19.

   [14]陈学洵,田正平.详议创设船政工程折[A]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卷[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6]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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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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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庆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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