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之伟:初掌大工厂:中共对鞍钢的接管与早期复产(1948—1949)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 次 更新时间:2020-08-24 2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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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之伟  
尽管这些干部在工业生产及管理方面不大在行,但是忠诚与信任成为了任用干部的首要因素。在这些非党技术专家被取代之后,中共自己的技术专家身居要津。蔡博等中共领导人的后代以及周传典等人不但技艺精湛,而且深得信任,他们既是解决诸多技术问题的骨干,又成为培养工人技术员的导师。

   留用旧技术人员来恢复生产只是权宜之计,况且这些技术人员也不能满足鞍钢的需要。为了迅速恢复生产,东北局认为必须尽快聘请苏联专家来鞍,否则鞍钢难以全面复工。41陈云在1949年10月对苏联大使罗申坦言,恢复经济生产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缺少既懂专业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从国民党接收下来的技术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的政治观念都亲美。在鞍钢,70名工程师中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42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而言只有苏联专家能够让中共放心使用。对于苏联专家的到来,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由于苏联1945年在东北掠夺机器等一系列行为,造成工人对苏联不满;苏联专家到鞍钢也在某种程度上使那些留用的技术专家心存疑虑,害怕自己被取代。日本技术专家宣称苏联技术不如日本。对于苏联专家来鞍钢一事,中共格外重视,刘少奇要求对苏联专家工作只准搞好不准搞坏,一旦出现问题,都要追究中方的责任。43鞍山市委也指示要加强与苏联技术专家亲密团结,尊重苏联专家意见,一旦与苏联专家发生分歧,都要从自身严格检讨,同时按照上级要求将此问题上升到反苏就是反革命的政治高度。44为此,鞍钢也做好各种准备,在工作、生活条件、工资待遇甚至是安全保卫上对苏联专家照顾备至,并向苏联专家详尽介绍了鞍钢各工厂的情况。中共利用苏联专家帮助恢复生产的同时,也要求鞍钢干部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从中加速学习,争取尽快学到更多的技术。

   苏联专家到鞍钢后,也表现友好。一方面,这些专家尽心尽力地为鞍钢恢复生产给予技术指导,出谋划策,“询问甚详”。大到工厂的整体规划,小到管道、门房的设计建造,机器的安装调试都离不开苏联专家的帮助。苏联专家指导鞍钢如何组织领导生产,负责起草企业管理的材料,编制鞍钢生产建设规划,设置鞍钢的组织机构。45另一方面,这些苏联专家也向工人示好,他们走进工厂与工人握手,不嫌工人手脏,出入有灰尘、肮脏的地方,态度很不在乎,给工人们留下的印象颇为不错。46总体而言,鞍钢的工人与干部和苏联专家相处融洽,干部们觉得苏联专家确实比自己高明。47苏联专家到来后与留用的日德专家之间常有龃龉,戒备之心常存,相互提防。苏联专家对日德人员表面上平等相待,实际上疑心不断。对鞍钢而言,更主要的问题是日本技术人员利用中方干部不懂技术,隐藏恢复生产所需材料,工作耍滑不负责任,这些都进一步坐实了中共开始即认定他们在政治上不忠诚的判断,故此鞍钢逐步将日德等技术人员边缘化,乃至后来将其遣返回国。48

   中共在接管鞍钢恢复生产之时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着不信任非党干部,特别是有西方、日本和国民党背景的来自曾经敌对阵营的旧人员的强烈的政治观念。在阶级分析观念已内化为中共干部思维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非我即敌的观念。即使聘请苏联专家来鞍,中共与苏联专家间不存在政治观念问题,但中共考虑的是搞工业生产与管理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人。尽管中央工委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不可能很快改变这一切,必须想方设法利用旧人员,但它也无法改变必须要政治挂帅,领导和管理必须依靠自己人的观念。

  

   三 努力学会做“老板”:中共鞍钢干部初适大工厂

  

   在接管鞍钢这样的大工业后,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即希望能够尽快恢复生产。由于鞍钢面临着“缺机器、资本、专家,原有干部缺指示”的情况,高岗向中央建议“准备调一批文化较高的干部进入工业。不如此,不能解决问题”。49随着中共在东北大获全胜,鞍钢的职员和工人开始陆续回到鞍山。1948年12月26日,东北局委派时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的李大璋以及技术干部郝希英、王勋等正式组建鞍山钢铁公司。50郝希英等人在中共党内算是多少懂点工业、有管理工厂经验的干部,但是高岗与东北局显然低估了恢复生产的难度,没有意识到这些干部在进入鞍钢后还是与这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格格不入,自己所掌握的那些领导与管理工业的经验无法适应鞍钢的情况。

   东北局及南满分局在东北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就从南满分局及鞍山市调来一些干部进入鞍钢,1949年东北将鞍钢作为建设重点后,又从各机关和东北各省市地县调来大批地市县级以及部队中的团级干部。51整个鞍钢的干部人事安排全部由东北局组织部负责,鞍山市委无置喙之地。鞍钢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共对鞍钢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东北土改工作中颇有名气的干部马宾正是此时被调到鞍钢任职。马宾早年在新四军工作,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之一,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主要在新解放区做土改工作,其发动群众运动搞土改的方式曾被高度肯定。随着1949年中央决定恢复鞍钢生产,中央及东北局调派大批干部进入鞍钢,充实鞍钢的领导力量。此时在辽宁省委担任秘书长的马宾也奉命于当年9月到鞍钢就任第一副经理。之所以选中马宾担任这个职务,一方面与当时鞍钢干部的级别对应任命方式有关;52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马宾在工业方面掌握一些知识,以及他善于做群众运动工作的经历。

   马宾早在抗战刚刚胜利被调往东北时,就在沈阳搜罗了几箱子有关工业的书籍,努力学习工业知识,按马宾自己的话来说是“对搞工业建设有莫大的兴趣、志愿和决心”。53之后在任辽宁省委秘书长时,他还在省委机关所在的瓦房店兼职担任滚球轴承厂厂长,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尽管这些来自农村和军队的干部或能征善战,或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但是充当厂矿长或车间主任一职,却不一定合适。54马宾与郝希英、李大璋、王勋等人毕竟只是在根据地搞过小军工厂,他们中不少人甚至没有见过大工厂,对如何管理大工厂更是知之甚少。55

   毛泽东意识到中共对于经济建设不大熟悉,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去学习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向懂得经济的人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学。56东北局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尽快从战争转向工业建设,要由外行变为内行。为此,鞍钢组织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每天早上7点到9点学习业务知识,老师由邵象华等技术专家及新毕业分来的大学生充当。这些只有课本知识的大学生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自己对许多课程也是一知半解,甚至“自己也没有学过,只能现学现卖”。57鞍钢有时也会请日本技术人员讲课。58很多干部因为能够到鞍钢这样现代化的大企业工作而兴奋不已,很注意倾听技术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向技术专家学习。如时任鞍钢副经理的马宾像小学生一样,向当时留用的技术人员学习,早上5点起床,晚上还进夜校。他还经常把技术人员召集到家里来研究鞍钢的技术问题,同时请有丰富经验的老工人及技术人员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努力,他虽掌握了一些冶炼钢铁的知识,但离真正懂得冶金炼钢还相距甚远,对于管理鞍钢这样的大企业仍有“拿鸭子上架”的感觉。59后来马宾又找到与其相熟的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张秀山,要求留苏学习。

   尽管干部们被提拔起来担任厂长等职务后如饥似渴地加紧学习,但仍“掌握不了生产经营的全局”,“在技术上还是漆黑一团”。60在鞍钢“只有政治厂长而无技术厂长”,这些决策者“还是没有学会做‘老板’”。61中共意识到自己在工业上的外行,在干部们刻苦用功之时,力求对原有制度尽量维持原状不动,没有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立即废除旧制度。“当我们还没有能够定出一套更合理有效的制度来代替旧制度中某些不合理或过了时的东西时,宁肯不轻举妄动,以免影响生产组织,发生无政府状态。”62这种做法使鞍钢在接管之后及恢复生产的早期保持了基本的稳定。但是,中共党的各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一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如果自己不懂业务,事事要听命于非党的技术专家,势必会造成大权旁落,最终导致企业的发展偏离党的路线和目标。因此,鞍钢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一开始就被明确要求必须要行政与技术双肩挑。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认为培养工人干部比较容易,应从工人中培养选拔干部,以便充实到基层领导岗位。63“大批的培养和提拔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已成为目前全党性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64为此,1949年初鞍山市委成立职工总会干训班,开始培训和选拔工人干部。选拔培训的对象大多数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文化程度较低,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对共产党朦胧的认知。对中共而言,这些工人都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稍加培养即可担任在1949年6月公开建党后的基层党组织的骨干。

  

   资料来源:此表为笔者根据中共鞍钢市委鞍钢炼钢厂《炼钢厂对提拔工人干部问题的简单总结》(1949年,鞍山档,3/1/8/18)制作。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这个时期的鞍钢工段长、班组长等基层干部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己选举,在工厂开工后才逐步由上级从工人中培养干部加以委派。被提拔的或是在护厂、献交器材及立功竞赛中表现积极、有技术、经过考验的工人,或是在群众中有威信,或是一直追随并经过党的教育培养的老工人,甚至只要工作积极负责,能团结群众,工作上再有些办法,为人虚心,就能被列为培养对象。在所有这些条件中,经过党的考验、政治觉悟高成为首要的条件。65之所以将老工人作为选拔培养的对象,主要是考虑到这些人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可资利用,且这些本来就是积极分子的人会因为提拔而加倍努力工作。培养提拔工人当干部,既符合中共的政治理念,又能兑现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因此,“大胆提拔工人干部有益无害”。66从炼钢厂、燃气厂、发电厂等厂矿提拔的干部中可以看出向党靠拢、得党信任,是获得提拔的重要条件。对于那些有过政治历史污点的工人,在提拔的时候仍然有所疑虑,不能十分信任。笔者提取了炼钢厂8名工人干部晋升情况作为样本分析究竟哪些工人能够获得拔擢。通过表1可以看出,这些获得提拔的工人的共同点是有经验、有号召力的老工人,他们大多能够追随共产党,有过立功表现,已成为一名党员,经过政治训练,其轨迹大多是从工人培养成积极分子,再由积极分子提为技术员,进而从技术员拔擢为各级领导干部。而军转来的工人被认为政治上合格,没有经过政治训练就可提拔使用。

   实际上,由于中共对现代大工业太过缺乏经验,很多事情不知如何入手,对于提拔工人干部的问题,最初也不是很重视,既不能做到未雨绸缪,又不能在出现问题后很快地因应,只是在工作需要的时候顺手现抓。因此,大部分被提拔的干部(尤其是基层生产一线的干部)都是现需现抓。有时由于太过强调政治清白,即使工人技术过硬、工作积极,也不敢贸然提拔。同时,担任各级领导的干部们也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在提拔干部时更多考虑的是与己的熟悉程度,这多少引起青年工人的不满。

按照上级指示,提拔干部主要在老工人中产生,这些老工人虽然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却大多受到旧社会习气的熏陶,政治理念淡薄,而且成为干部后,由于文化水平低,不但工作办法少,亦不知如何领导和管理工人,如何搞制度,进而造成了鞍钢在恢复时期生产上的混乱。67中共不得不想办法提高工人干部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则需从政治上提高。随着鞍钢各厂矿逐步恢复生产,以及生产立功竞赛与创造新纪录运动的开展,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做法,在培养选拔干部时逐渐将掌握技术、有工作能力和积极性作为主要考虑因素,政治水平和历史资格留作参考。6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生产的恢复,需要这些资历老、具有号召力且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老工人发挥带头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工人干部也确实“起着极重要作用”。在立功竞赛与创造新纪录运动的开展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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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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