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朝先 徐枫:新基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20-08-22 15: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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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朝先   徐枫  
截至2019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超千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约5000亿美元[11]。据报道,2019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2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944份,新签合同额1548.9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9.3%,同比增长23.1%;完成营业额978.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6.7%,同比增长9.7%。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国“一带一路”承包工程营业额1729亿美元,增长2.3%,1亿美元以上项目506个,增长8.4%。在此过程中,既为项目所在国及第三国创造了近80万个就业岗位,又带动我国设备材料出口超140亿美元,实现了互利共赢。

   从投资的国别市场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显示: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的主要市场,排名前10位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老挝、孟加拉国、泰国、越南、埃及和土耳其。在投资主体上,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性和准公共属性较强、盈利能力低,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并且受东道国政治经济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国有企业成为投资与建设的主力。商务部《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跨国公司主要包括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

   “设施联通”主要包括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合作领域,其中,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中,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两项合计占比高达60%。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建成了一批铁路、公路、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蒙内铁路等是其中的代表性项目。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电网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国家电网公司已在缅甸、老挝、波兰、埃及、埃塞俄比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建国家骨干电网工程,与俄罗斯、蒙古、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累计建成中俄、中蒙等10条跨国输电线路。在通信基础设施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2个国家建有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直接联通亚非欧各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兴通讯,在东南亚各国的市场份额逐年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许多重大基建合作项目已落地生根,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名片,提升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当前,区域内各国在能源、交通、公用事业、建筑等领域的投资建设市场空间巨大,但基建行业投资额巨大、建设周期长、产业链复杂,受“逆全球化”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国际基建市场或将进入冰冻期,我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此情形下,通过加大新基建建设力度,一方面稳住“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面,一方面提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

   (二)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进展情况

   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的核心内容是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项目,重点是在既有基建项目中添加新基建元素,促进传统基建项目转型升级。就新基建的七个重要领域来说,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工程中均有涉及,范围不仅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包括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诸多国家,如巴西、东非、西非等。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主要项目建设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5G网络、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是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的主要优势领域,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领域则相对较弱。

   目前,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新基建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一是中国企业为主的“全产业链”方式,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作为新基建项目的龙头企业,积极竞标东道国国际重大项目。项目竞标成功后,通过业务分包,带动市场化的企业参与,其他企业以“嵌入产业链”方式嵌入、组链,形成“一带一路”新基建项目及其产业链。二是中国企业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组成“联合体”方式,共同开发新基建项目。三是中国企业“业务出海”方式,即国内企业向东道国的市场提供带有新基建元素的设备,间接参与“一带一路”新基建开发。

   (三)中国新基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当前,在“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中,新基建已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未来的市场空间发展潜力巨大。从宽泛的视阈来理解,中国新基建助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路径之一:以新基建“中国标准”引领“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建设。在高铁、5G网络、特高压电网等部分新基建领域,中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标准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标准。例如,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主导突破的特高压输电技术,是迄今为止难度最大、最复杂的电力技术,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完整的特高压交直流标准体系,共建立了包含7大类79项标准的特高压交流输电标准体系,中国特高压交流输电标准电压被推荐为国际标准电压,彻底扭转了我国电力工业在国际市场的被动局面,中国电力拥有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制定标准的话语权。“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并被“一带一路”基建项目所采用,引领“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建设,凸显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诠释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产业技术内涵。

   路径之二:新基建元素融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中国建设的“一带一路”项目涵盖新基建七大领域,可以说,中国新基建元素已经融合到“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以特高压设备在电力互联互通领域的应用为例,在国家电网公司承建巴西美丽山二期水电特高压工程的同时,我国普瑞电力工程公司中标并承担了换流阀及阀控设备供货,相当于为其特高压工程定制了“心脏”。中国新基建元素的海外应用场景,还表现在应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用于我国承建的“一带一路”境外合作园区、工业园配套建设项目等,这同时也是中国科技深度“出海”的标签。

   路径之三:新基建元素深度嫁接“一带一路”东道国的基建项目。目前,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中,中国新基建元素已经深度融入各国的建设领域:在电力基础设施领域,我国特高压直流已经实现产业化,在海外市场实现了关键设备的输出,如中国西电为俄罗斯提供特高压输电产品;国家电网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实践应用项目,可对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提供精准主动抢修、光伏云网、智慧车联网、虚拟电厂等代表新基建元素的技术服务。在通信互联互通领域,世界各国的5G基站建设中,有2/3的设备需要华为提供;中兴软创(中国联通新加坡子公司)与泰国运营商AIS、True深度合作,提供全套技术解决方案。在交通互联互通领域,金晓电子参与建设了“巴基斯坦KKH二期”(赫韦利扬至塔科特路段)交通项目,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交通诱导系统,为出行提供精准可达的信息,精准预计行程,提升出行效率。

  

   三、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存在的问题

   (一)海外新基建应用场景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当前,我国海外新基建由于受到技术短板、人才供给不足、投融资市场狭小、东道国政府严格管制等多重因素制约,应用场景受限。

   第一,国内技术短板问题。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整体基础相对薄弱,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这对处于科技应用前沿的新基建产生不利影响。构成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装备的重要基础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如新型传感器等感知和在线分析技术、典型控制系统与工业网络技术、高性能液压件与气动元件、高速精密轴承大功率变频技术等。我国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结合也存在一些关键技术需要破解,如多源多通道数据实时采集感知、大数据故障诊断深度学习、数字样机建模等关键性技术的短板问题,造成在数字化应用软件开发时,通常会出现数据结构的异构性。数字化的关键核心技术并未完全掌握,部分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甚至依赖国外,使得我国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只能以单点、个案的方式介入,应用场景十分有限。

   第二,人才供给问题。国内新基建领域人才供给是否充裕,是决定“一带一路”海外新基建项目能否可持续拓展的关键所在。根据智联招聘统计,当前我国新基建核心技术人才缺口长期存在,预期2020年底将达417万人,尤其是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核心技术岗位的缺口较大,即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通用技术人才。在核心技术专业人才存在缺口的同时,新基建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也相对不足。智能制造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智能制造系统和产品设计工艺要有机融合;其次是要用新技术去改造原有工艺,这需要既懂信息又懂制造的融合人才,而这些目前都存在大量缺口,人才短板成为制约国内与国外新基建市场发展的要素瓶颈。

   第三,投融资市场问题。当前,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大多数国家,仍为经济欠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是一个突出问题。截至2018年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总计865个,总投资金额约5029亿美元,其中50%以上项目为基础设施项目[12]。一般做法是,中资企业通过PPP模式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东道国政府(公共部门)为项目发起方,中资企业(多为央企,但在PPP中属于私营部门)为项目投资方,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成立合资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运营。目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中资资金占比高达60%以上,依赖程度大;项目资本占用率高,回收周期长,缺少市场化的退出渠道,尤其是私人部门参与投资的意愿低;部分东道国投融资软环境差,项目投资风险高等[12],这些问题在新基建领域可能更加突出。由于当地经济较为落后导致市场容量有限,造成新基建应用场景受限,例如城际高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领域,项目建设成本高、运营成本高,而当地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较低,城际高铁的上座率低,导致项目市场回报率较低,影响新基建项目推进。

   第四,东道国政府管制问题。由于新基建往往涉及网络、信息、数据安全等问题,在“棱镜门”事件之后,各国普遍重视国家信息安全问题,“一带一路”国家也倾向于对新基建领域实施相对严格的清单管理制度,一些国家甚至提出“信息国产化”,旨在加强信息安全性。比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非等都对电信服务设置了准入门槛。泰国电信市场存在技术壁垒和政府采购歧视的贸易壁垒,国外电信设备供应商或运营商若想要进入泰国市场,需要首先与泰国CAT(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Thailand)公司和泰国TOT(Telephone Organization of Thailand)公司合作,签订特许收入分成协议或通过电信经营许可证方式进入。在马来西亚,通过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和网络服务需收购现有已注册的网络设备服务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股份。这些限制措施使得海外新基建应用场景受限[8]。

   (二)国内外新基建的参与主体出现结构性失衡

近期,国内各地掀起新一轮的新基建热潮,尤其是市场化的企业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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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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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NKI网络首发202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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