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序言——为什么要不断地书写文学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20-08-21 0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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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启用王弼注。颜延之的取舍,重视玄学倾向性是明显的。刘义庆《幽明录》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王弼梦见郑玄找他算账,骂他把儒家老祖宗的东西破坏掉了。王弼吓得把舌头咬断,惊吓而死。刘义庆死在元嘉二十一年,这个故事流行于那个时期,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郑玄注和王弼注取舍的巨大分歧。永明六年陆厥与沈约书就说,元嘉后期,王弼注盛行,崇玄败儒。刘义庆的记载,虽系虚幻故事,确有真实的历史背景。通过文学编年,可以把这些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出来。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浓郁的安土重迁的乡情观念。项羽功成名就,思欲东归,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刘邦暂都南郑时,群臣“皆山东人”,颇多思归,故刘邦最初曾想定都洛阳。定都长安后,刘邦自称“游子悲故乡”,一方面按照家乡原貌在长安修建新丰让父亲安居,自己临终前回到故乡又高唱《大风歌》。马援转战沙场,留下“马革裹尸”的壮语。班超出使西域数十年,“年老思土”,要求落叶归根。因此,秦汉铜镜中常有“毋相忘,莫远望”之类的嘱托,而在秦汉诗歌中更是有大量的思乡之作。譬如《古歌》《悲歌》《古诗十九首》以及乌孙公主《歌》、蔡文姬的《悲愤诗》等表现思乡之作,可谓举不胜举。研究文学史,就不能不关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区域的文化特点。而地域文学又不仅仅限于华夏不同地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包括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研究。只要这样,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华夏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形态,从宏观上建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总体框架。

   在文学的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中,人是核心所在。

   康德《逻辑学讲义》说:“哲学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最终目的的一切知识和理性使用的科学。对于作为最高目的的最终目的来说,一切其他目的都是从属的,并且必须在它之中统一起来。在这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1]形而上学:我能知道什么?伦理学:我应当做什么?宗教学:我可以期待什么?人类学:人是什么?这里,核心问题还是人。

   我们研究文学史,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广大读者提供某种系统的文学发展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理解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意义,最终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理论体系。这个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研究文学史,依然任重而道远。

   2018年11月11日于京城爱吾庐

  

   [1](德)康德《逻辑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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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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