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玉成 马天航:中国政治学40年:议题设置与政治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20-08-15 01: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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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玉成   马天航  
简政放权与行政首长负责制,行业协会的建立与发展,非正式组织对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等。(62)当然,机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新旧制度的转换存在一段较长的过渡期,邓小平同志从20世纪80年代初着眼,认为在20年的时间内,机构改革都会是党和国家的紧要工作。(63)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政府机构改革仍旧是核心议题,始终在路上。

   第七,政府决策与行政管理。在推进改革进程中,政府如何决策优化与干部制度改革、党政分开、机构改革等同样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提倡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旨在摆脱唯长官意志的非理性决策,以便更好地应对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同时,基于专家建议和广泛民意的决策也是对“实事求是”精神的回归。开展调查研究仅仅依靠领导人本身是不够的,需要建设专业的调研队伍和调查网络。学界在这方面研究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决策咨询与智库的作用,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关系,渐进决策的模型与实践,决策体制、程序和监督的法制化等。(64)“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982年宪法明确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中央和省级顾问委员会的设立既可以让老同志发挥余热,也给予年轻干部施展的舞台。1983年10月,劳动人事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劳动人事学院,各省、市、***纷纷开办行政管理干部学院。(65)与此同时,有大量的研究介绍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公务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66),相关法规和职业伦理,《是,大臣》等作品也在《国外政治学》上翻译连载。学界还针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意义(67),干部选拔的原则和方法,干部的培训与交流,城市和乡村、国企与机关的干部制度改革的异同等开展了研究。上述努力对于推进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以及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八,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是以向下放权为逻辑起点的,旨在“扩大人民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68)中央和地方关系包括诸多方面,重点是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和政治关系。(69)经济方面的放权表现为实行财政分级包干,扩大地方财力;给予地方政府投资审批权、税收豁免决定权以及一定的外贸经营自主权。法律方面的放权包括地方立法体制的改革,给予省级人大和少数较大的市政府制定地方法规和规章的权力;颁布地方组织法,明确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权责关系;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政治方面的放权包括干部管理权从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给予省市领导任免下级干部的权力,为各地制定多元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改革行政区划,推行市领导县制度,一些县乡借力城市获得了发展,但也有一些县域因被地级市汲取资源受到压制,管辖权的配置和府际关系的处理也产生了不少争议。(70)放权主导的20世纪80年代,地方主义的膨胀一度导致中央权威弱化,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才重新主导了央地关系并加强了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的影响。总的来说,央地关系的理论研究是稍落后于改革实践的,直到90年代中后期,学者的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诸如压力型体制、土地财政、城市经营、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行为联邦制、省直管县、地方政府共谋等。

   第九,权力与腐败。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存在大量的制度漏洞,全社会的利益分配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些都为掌握资源和信息的当权者提供了寻租腐败的机会,加之政治和法律监督的不到位,很容易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积极稳妥地处理转型期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问题倒逼的结果(71)。无论是1981年开始的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还是1983年10月开启的全面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以及1988-1989年引发全社会讨论的惩治以权经商谋取暴利的“官倒”现象,都是为了从严治党,抵制不良风气对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冲击和腐化。邓小平同志一直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工作来抓,明确指出:“如果党员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他们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72)政治学界对腐败问题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主要关注腐败现象的成因和类型,如何客观辩证看待社会的腐败现象,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经验、策略和政策,如何通过制度建设约束权力和腐败行为,责任政府的建设,其他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经验和研究的译介等(73)。

   第十,发展与稳定。1980年代末兴起的有关“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本质上是探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以怎样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新权威主义主张由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强人主导推行现代化。80年代末,世界上的几股潮流同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影响:一是苏东国家的体制改革,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倡导的“改革与新思维”(74);二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几乎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三是欧美各国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民营化和市场化助推政府再造(75);四是亨廷顿思想的影响,强调政治稳定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意义,甚至政治稳定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主要目标。(76)结合各种潮流和中国的改革实践,政治学界对于新权威主义的态度是多元且鲜明的。一是坚决反对的(77),即中国刚刚从对权力的过度崇拜中走出来,为什么还要塑造新权威。这些人主张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应该同步推行,甚至政治改革要引领经济改革。二是谨慎乐观的,即在推进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强有力的权威是必要的,“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贸然推动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损害经济改革的成果。三是强调后发国家自身的特性,即英美的经验未必适用,在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并举的时代,集权和民主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方面(78)。经验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不断地探索和调整,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摸着石头过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三、组织+技术:关注新的国家形态

   根据我们党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即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判断:一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新时代;二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基于新时代新矛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毫无疑问,政治学需要研究的课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譬如说,关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具体指标体系,关于达至这一宏大伟业的规划、路径和方略;关于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体制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关于党全面领导原则下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等等。这些方面的重大课题,都是政治学需要系统研究、认真回答的问题。

   在所有这些新课题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重大、更具基础性的问题,即国家新形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而在当今时代,在全球化、信息化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国家形态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已经变化了的国家形态,是政治学40年之后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国家”概念史

   政治学以国家为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是从原则出发,政治学所研究的“国家”本身也不是一个确定的对象。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国家”甚至不可同日而语,不同时期同一国家的“国家”,也完全不是同一个模样。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国家”,不仅与恩格斯所指出的“公共权力”以及霍布斯所比喻的“利维坦”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与我们自己四十年之前的“国家”也大相径庭。

   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并据此提出了国家的经典概念。恩格斯指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力量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79)

   与恩格斯这个经典定义异曲同工的是,霍布斯把国家比喻为传说中的巨兽“利维坦”,霍布斯说:“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80)

   (二)新国家形态的两大基础性要素

   可以认为,当代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全有别于经典意义上的国家形态。与以往的国家形态不同的是,在当今社会,新国家形态具有两大基础性要素:一是“全组织”。其基本要义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实现了整体上的“组织化”,这种组织化涵盖了所有类型、所有层级、所有规模的“子组织”,所谓“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缝隙”“网格化”。从文化层面来看,这种全组织还具有内在的一种超强“磁力”,使得所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组织逻辑”行事,所有参与人在“组织逻辑”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进而使得组织更加强大有力。二是“强技术”。即是说,现代交通、通信、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在国家权力中得到了全方位的运用,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可以借助现代技术做到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

   在新国家形态下,组织具有发展、运用、垄断技术的独特条件,技术为全组织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因而,组织+技术,使得当今的新国家形态如虎添翼,所向披靡。

   (三)新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

   新的国家形态已经开始凸显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新国家形态实现了从“全能型”到“确能型”的转变。过去有所谓全能型政府的倾向和努力,但是受限于主观的客观的种种原因,很多方面的公共事务还是力所不及的。但是在新国家形态下,已经达到了“确能型”的转变,就是说,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只要想做,无事不成。二是,“父爱主义”与“监护主义”的双重角色和功能。国家可以通过其庞大的组织系统和技术系统,从吃喝拉撒到言行举止,实行全方位的供给和规范。三是,“国家至上”的理论与实践得到完满统一。如通常讲“没有国哪有家”之类的命题,可能不符合逻辑,或者也违背政治公理,但是在新国家形态下,几近成为了现实。

   (四)高度关注新国家形态下的政治发展

   如果说新时代政治学的议题设置,最为重要的当数上述的“新国家形态”。当下新国家形态的形成,已经或者正在颠覆经典的国家概念;已经或者正在颠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已经或者正在改变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职是之故,需要引起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

   注释:

   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②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代发刊词》,《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③曹沛霖、杜欢、苏翊豪:《中国政治学:改革、比较与学术发展——曹沛霖教授学术访谈》,《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0页。

   ④王邦佐、潘世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2-423、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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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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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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