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6 次 更新时间:2020-08-06 22: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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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西方文明是独特的,那么为什么要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呢? 亨廷顿明确指出,“普世主义”不过是西方权力扩张的帝国主义产物,“19 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做辩护。20 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做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3. 为什么存在“文明的冲突”以及文明冲突的样式

   当苏联的挑战结束之后,“文明的冲突”何在? 维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威胁者”乃至“挑战者”何在? 结果发现,挑战这个体系的力量来自该体系形成之前,即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也就是说,在亨廷顿那里,现行的世界秩序具有大历史的连续性,是“时间进程”的产物。

  

   具体而言,现代化导致的不平等刺激了文化身份的认同,结果导致怨恨心理,民主化加剧了怨恨,从而形成了“文明的冲突”。“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国家或民族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限。”这个观察意味着,基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文明的冲突”,其实内蕴着当下流行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等概念。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像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恰当地综合利用外交、政治、经济手段,以及秘密行动、宣传诱导和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断层线冲突”不但发生在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也发生在一国之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的论述中体现了这一点。而他在最后一本书《谁是美国人》中,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文明的冲突”。

  

   这种文明冲突的样式也体现在现实中。亨廷顿认为,伊斯兰的挑战不足为道,重要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根本性挑战。四分之一世纪后,亨廷顿的战略思想变成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公然提出美国要对中国准备一场“文明的冲突”。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日前说,。美国正在以“与一个真正不同文明的较量”的想法为依据,制定对华策略。斯金纳说,过去的大国冲突,包括美苏冷战,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内部较量”,而与中国之间是美国首次面对“非高加索人”的超级强国竞争。以种族主义思维来制定对外政策,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其实,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初,笔者就断言,以“文明的冲突”为旗帜而动员西方国家对付一个 300 年来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大国家,将是其必然选择,因为“对于‘白人优越论者’而言,除非中国不再是中国人的中国,除非中国不再是儒家文明的中国,除非中国和过去一样陷于贫穷落后状态,否则,中国的发展必然被视为根本性威胁,中美之间必然存在‘文明的冲突’”。

  

   实践进程中的文明范式

   冷战结束,意味着苏联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挑战的结束,但是是否就意味着“历史终结”了呢? 难道西方就没有新的挑战者乃至替代者了吗? 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永恒性,但事实上,在历史长河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是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段而已。观察历史,要具有大历史观。

  

   《文明的冲突》旨在捍卫500年来的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 1500 年,欧洲顺利地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西方通过有组织的暴力而非思想、价值和宗教的优越而取得胜利,到 1914 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 在南美和北美) 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 84% 。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就是西方传统的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西方从 1450 年前后开始兴起,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西方兴起的根本标志则是宗教文化冲突让位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这个体系中,起初也是一片混沌,直到18 世纪初英国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而获得霸权地位,直至 1900 年之前,其中只有一次霸权挑战者,即拿破仑战争。20 世纪上半叶,是世界秩序的转换时期,英国衰落了,美国还不愿意出头,因此呈现多极世界,这才有了两次世界大战,分别都是德国人所挑战的英国治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二战之后,文化的亲缘关系,使得英国和美国和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美国治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代开始。但是,出现了新的挑战者,那就是一方面有着东正教文明基础,另一方面信仰共产主义的苏联。冷战时期与此前世界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法国人拿破仑的挑战,还是德国人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挑战,都不是旨在改变西方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只是谁来领导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只是不满英国人的长期主导。但是,冷战是由于出现了西方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的替代者,要将一个自由帝国主义体系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体系所替代。

  

   苏联的替代性挑战失败了。然而,美国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永恒存在吗? 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亨廷顿认为,“在 20 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瑐瑢。也就是说,多文明的世界不再简单地从属于西方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自一战就开始衰落了,打败了挑战者并没有阻止其衰落。刺激其衰落的力量来自公元 1500 年之前的世界政治。

  

   我们知道,冷战掩盖、压制了此前混沌的世界结构,但是被压制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并没有永远消失,因此,冷战甫一结束,各种古老的政治形态就纷纷浮现,其中一个就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千年恩怨。文明的稳定性或者说质性决定了当下世界依然是千年历史的延续,这是亨廷顿的千年历史观。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只不过是“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20 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亨廷顿还认识到,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其实是可以谈判的,二者有共同之处,最终都指向自由,只不过侧重点不同: 一个是个体主义的,一个是集体主义的。较之这两种政治思潮,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几乎是不能妥协的。因此,不是像很多西方人认为的那样西方只是与伊斯兰原教旨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是两大宗教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在过去 1400 年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多少世纪以来,两个宗教的命运在一波接一波时而停息、时而高涨、时而反冲过来的浪潮中沉浮。

  

   伊斯兰教诞生于公元七、八世纪,而彼时在欧洲,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开始兴起。位于相邻地区的两大文明同时兴起,一开始就交恶,亨廷顿详细地梳理了自公元 7 世纪开始的两大宗教之间的张力和斗争。千年来的“文明的冲突”来自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穆斯林是政教合一,而基督教是政教分离,更重要的是,二者的相似性决定了它们的冲突性,“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 它们都是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 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 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到了 20 世纪末,一系列因素混合在一起,又加剧了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只要伊斯兰还是伊斯兰( 它肯定是) ,西方仍然是西方( 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 ,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 1400 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尚未胜利,历史也就没有终结,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至少面临来自伊斯兰文明的挑战。

  

   亨廷顿还有更大的忧虑,正如他说的,“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 中国的崛起才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根源”。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定位中国的根本性挑战呢? 这不得不从 2000 年前的世界文明史说起。

  

   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史中,大国的主要战场在欧洲,但“冷战后的所谓国际关系也会有一个主要区域,那便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在亨廷顿看来,“两千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 1842 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亨廷顿还是一个“修昔底德主义者”,认为历史上的大国在经济增长之后都是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中国也同样如此。

  

   如果恢复了“东亚霸权”地位,则是内外一体化的天下体系。中国人“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中国人从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变的安全观。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在 19 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要么从属于中国,要么与之合作,或者不受中国控制而自治。亚洲的国际政治等级模式与欧洲的均势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瑐瑩中国最终要恢复“东亚霸权”地位,而美国则是冷战之后东亚秩序的主导者,其霸权在东亚表现为“离岸平衡手”。美国当然不会自动退出东亚,不会自动退出东亚的美国当然视中国的崛起为最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作为儒家文明核心国家的中国与作为基督教文明核心国家的美国之间的冲突。

  

不同的时间尺度产生不同的历史观。如果只看近代以来的 500 年的历史,西方兴起了,虽然有不同的挑战者,但总体上维持了以基督教文明为线索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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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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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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