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民:亲历1964年轰动全国的贵州“大四清”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3 次 更新时间:2020-08-06 19: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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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民  
我和乔学珩都因系知情人而被抽调到省委专案组, 参加查证材料。因为这时对周林等省委领导人的审查已进入专案调查、核实及写结论阶段。对历史问题的调查另有专人负责, 我们只参加对现实材料进行核实、整理, 因为这方面的揭发材料太多了, 需要核实整理。除乔学珩和我以外, 还有办公厅负责机要工作的刘夫亚等同志, 因为他们也是知情人, 而且解放过了关的。负责专案组的是新调来支黔的张健民, 时任省委组织部长, 后升任省委副书记。当时, 周林已免职, 靠边候审。李大章兼任省委第一书记, 原来的贵州省委算彻底改组了。

   关于周林的问题, 揭发的大约是: 困难时期贵州死人的事件; 贵州包产到户, 大搞单干, “城乡资本主义泛滥”; 包庇重用“坏人” ( 如伍嘉谟) ; 个人生活作风腐化糜烂, 等等。我们的核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凡当时中央有指示精神的, 不算; 省委常委会有记录可查的算数, 道听途说的不算 ( 我们专案组的刘夫亚同志一直是作常委会的记录, 有完整的档案可查) ; 生活作风上有真凭实据者算, 捕风捉影者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之受重视程度, 可谓贵州“四清”之一大特点, 原因是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有和女护士的男女关系, 以此类推, 省、市各级领导人都要追查男女关系, 几乎人人都要承认有“男女关系”才算正常, 才能过关, 否则认为不正常。某省委常委主动承认有“两个”, 很快过关得到信任。市里某些干部被追得紧, 只好承认“一个”, 但到最后落实时, 只好老实地说, 这一个就是自己的老婆。真令人啼笑皆非。至于周林等省委领导人被加的“罪名”, 最大最多的就是说贵州搞包产到户, 全省达到80% 以上, 造成城乡资本主义泛滥。其实, 根据我们后来核查, 贵州包产到户面最大的1961—1962年, 也只有40% 。李大章等人把社员的家庭副业, 也通通算为单干, 所以就夸大为80% 。而且这是农民自觉起来抵制“左”的错误, 克服暂时的困难, 使农村经济得以恢复, 到1963年已下降到8% 。至于省委周林等领导人, 为了度过困难, 战胜灾害, 曾说过借一点公田, 给社员种蔬菜或一季夏收作物; 对边沿分散的山区, 可以让他们搞包产到户; 城市里应当允许农民挑蔬菜进城零售, 现在看来, 对恢复经济, 克服困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在当时就把他们的讲话作为搞资本主义的证据材料。

   李、钱为首的“四清”工作团还对解放以来贵州工作下了一个历史结论: “一个根子不正 ( 干部根子) 、两个不彻底 ( 土改、镇反) 、三关未把好 ( 三反五反、肃反、审干) ”。这个面涉及就广了, 把贵州从土改、镇反起的工作都否定了, 不仅否定了历届贵州省委的领导、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 而且把当时领导贵州工作的西南局也否定了, 实际上这个矛头已经直接指向了解放初期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论的会上, 周林据理反驳主持会议的李大章。那次会议, 我们参加专案组核实材料的几个同志也列席旁听了, 因为要作会议记录和便于进一步的核查。据我回忆, 在“结论”写到困难时期的死人事件时, 周林承认有错误, 但认为这是全国性带有共性的问题, 是在大刮“共产风”的大环境下产生的, 只不过贵州搞了反瞒产问题暴露得早, 其实, 四川的问题并不比贵州差, 死的人不见得少, 只是未公开暴露。李大章没有资格来讲贵州的问题。谈到包产到户、单干等问题, 周林辩驳说: 省委只说过在少数边沿分散的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允许, 对中心地区出现的包产到户, 不要硬纠, 不要搞斗争。贵州包产到户的面被夸大了, 从1963年起, 已开始出现好的形势。李大章等人来, 反被搞得更严、更紧了。总之, 周林始终不服, 对“结论”不承认, 严词拒绝。当时给我的印象是: 周林的腰杆真硬, 在巨大声威、 压力面前, 居然敢顶, 敢严词申辩、驳斥。当然, 在李大章等人看来, 认为周林态度极端恶劣, 于是李报告中央, 撤了周林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等待进一步的处理, 但还保留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实际是靠边站了。出入意料的是, 中央很快作了人事调整, 将李大章调回西南局, 仍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 实为第二把手) , 另调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贾启允来贵州任省委第一书记, 钱瑛也调回中央任原职。这里反映了两个矛盾: 一是中央, 起码是邓小平认为李大章对贵州总的看法过头、过激; 二是反映了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李大章的矛盾, 李井泉也认为李、钱等对贵州的问题看得过重, 伤害了贵州广大干部。所以, 李井泉派了他比较信任的贾启允 ( 他们都是晋绥边区的, 贾是他的老部下) 来贵州, 名为继续开展“四清“运动, 实为收拾残局, 挽回人心。这期间有点插曲。李大章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 曾决定成立书记处办公室, 任命乔学珩为主任, 另有王同耕、王同臻、洪云鹏还有那个有名的“四清”积极分子的秘书为副主任, 我也忝列为副主任之一。其任务是为书记们服务, 起草文件、讲话等。按说, 我应该高兴了, 因为被信任了。但是, 我却高兴不起来, 一则经过“四清”, 我已不愿意再搞文字工作; 二则有那么几个极左的积极分子, 今后很难相处。幸亏李大章很快调回, 才未成为现实。贾启允来后就把这个机构撤销了。因为他也对姓黄的秘书不感兴趣, 认为他是可怕的投机分子。

   李大章在贵州时, 把被称为“周林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黑参谋部”的省委政策研究室撤销了。 汪行远下乡去参加“四清”, 接受锻炼, 等待处理。研究室有几个同志受了处分, 被下放到地、县或其他单位, 其余合并到省委办公厅, 成立办公厅下属的农村“四清”办公室。我也被留在“四清”办公室, 享受正处级待遇, 但未正式任命职务。乔学珩为省委办公厅主任兼“四清”办公室主任。贾启允来后, 仍继续保持周林的专案组, 以便查清他的问题, 写出结论, 上报中央。

   但他更关注的是解放大批干部, 特别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 因此, 他在修文县搞了一个解放基层干部的“十六条”政策, 受到区、社干部的欢迎。另外, 对县以上干部也进行安抚。他首先是召开了一次新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 比较实事求是地讨论贵州的问题, 周林的错误, 还有如何解放95% 以上的基层 ( 社、队) 干部。这是在1965年的夏天, 我因还在专案组, 在三干会上服务。我的重点是核实周林的材料。三干会结束时, 要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别人先写了一稿, 贾不满意, 最后要我来写这个报告。因为这次会议已出现了实事求是的氛围, 不少同志说了些中肯的意见。人们的头脑也不是那么热了。我主要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写报告时, 根据已核实的材料, 大大压缩了周林的问题, 报告中的语气也比较缓和。另外, 对贵州问题的看法, 经过三干会讨论, 否定了李大章定的贵州80% 搞包产到户的调子, 经过若干点的调查, 结合面上统计的材料, 把家庭副业排除在外, 到1963 - 1964年, 贵州包产到户或单干的面已降至8—10% , 也肯定了贵州广大干部是好的, 否定了那个“一个根子不正”、“两个不彻底”、“三关未把好”的荒谬结沦。关于生活作风问题, 也否定或淡化了那些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

   这个报告写出来后, 很合贾启允的看法, 而且, 他还加上一条要求中央不必再派支黔干部。李、 钱在时, 再要求中央派出2 000多名干部, 已到1 000多名, 要求继续调派。贾启允则认为没有必要再派了。当然, 这批支黔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 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 但他们受了李、钱极左思想的影响, 带着框框, 必然与贵州原在的干部相处不好, 徒增不团结因素。所以, 贾的这个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后中央也就未再派支黔干部了。至于省级机关的“四清”运动, 除原来已开展的省委机关等少数单位外, 其余也就未再开展了。

   三干会后不久, 听说中央要开中央工作会议了, 负责专案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张健民, 要专案组留下我和少数几个同志, 抓紧把材料分类整理装订好, 准备贾启允到中央开会时带去。由于有关周林的结论材料归类装订都是我经手, 到中央开会时, 贾启允要我带周林的结论和有关附件材料去。 同去开会的, 除贾的秘书戴禧融外, 还有省计委的两个处长, 因为那次中央工作会议要讨论新的五年计划。我们作为会议工作人员, 和会议代表一起同住北京东长安街王府井路口的北京饭店, 那时北京饭店还未修建新楼, 既使是旧楼已是当时北京最高级的宾馆、饭店, 是中央开高级干部会议常住的地方。一般人是住不进去的, 我是第一次住在这里。住的地方不用说了, 我生平第一次住这样高级的房间, 而且会议的伙食也是第一流的, 都是第一流的高级厨师做的。文娱生活也十分丰富, 每晚不是看中外名片, 就是请各剧种的名角来演唱。那年运气真好, 正逢上开全运会, 开幕式和闭幕式不用说了, 都是跟随代表们到主席台旁边就坐, 而且每天都有球票, 可以有选择地看。因为这些开会“代表”的身份不同了, 都是中央委员和各省的省委的第一书记。我们工作人员跟着首长, 一起沾光。

   本来我的任务就是去送周林的材料, 材料送到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贾启允要我留下, 等中央的批复, 我只好留下来。那时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 按大区分组, 讨论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某个省厅, 会议记录和写简报要由各省的秘书轮流担任, 其他省都去了两个秘书: 一个是第一书记的机要秘书, 主要管首长的文件、电话和照顾起居生活; 另一个是文字秘书, 主要是整理材料和起草发言稿。 有几个省的机要秘书就是第一书记的夫人, 这样更便于保密和对首长的生活照顾。搞文字工作的另有专职的文字秘书, 轮流参加小会记录和写简报。贾启允来贵州不久, 只带了戴秘书一个人, 以搞机要工作为主, 兼做点文字工作。戴秘书实际不可能去小组会作记录和写简报, 我正闲着, 就拉我去凑合与各省文字秘书轮流作小组记录和写简报。西南局小组, 除西南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 中央委员外, 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有时中央首长也临时来参加。参加这样的会议作记录, 也算我生平最开眼界的一次。

   一直到会议结束, 对周林的问题, 中央都没有什么正式的批复。后来我问戴秘书, 他说, 小平同志讲: 材料给我们就行了, 你们地方就不用管了。事实上, 也就不了了之了。周林还是到成都担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央领导层和西南局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 无怪后来“文革”期间李大章要支持造反派大造李井泉的反了。我交完材料, 就算完成任务, 国庆已到, 参加了国庆观礼即回贵州。所谓贵州大四清也就正式结束了。

   中央工作会议后, 贵州也开三干会来贯彻。我仍留在省委办公厅“四清”办公室工作。但却增加了为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做临时的文字工作任务。三干会上传达中央精神, 这是书记自己的事, 我主要是起草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和会后向中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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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4年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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