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山: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20-07-21 0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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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山  
是任何政体都无法避免的。韦伯(2004b:198,2004c:301)所谓的正当性,一方面是服从者的终极“心理依据”,另一方面又是支配者创造的结果,因而是优势团体和劣势团体持续斗争的产物。在权力分配稳定的情况下,优势团体创造的关于正当性的“神话”会被劣势阶层接受;一旦权力分配不稳定,阶级冲突兴起,这些“神话”就会遭到劣势团体最猛烈的攻击。因此,“任何支配(就此字之技术性意义而言)的持续运作,都有通过诉诸其正当性之原则的、最强烈的自我辩护的必要”(韦伯,2004d:19)。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性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经验产物,而“绝非仅只是个理论性与哲学性思辨的问题”(韦伯,2004d:18-19)。

   韦伯拒绝仅从“理论性与哲学性思辨”立场思考正当性问题,转而从历史的角度切入,也就意味着他与以往的政治哲学分道扬镳了。这种立场之变,本质上是德国历史主义的产物。历史主义决定性地颠覆了现代自然权利论的自然状态,用历史的自然状态取代了虚构的自然状态,提出了家庭状态即是自然状态的主张(李荣山,2019)。韦伯的三种正当性支配是三种理念型,虽然通常不是以 “纯粹”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中,却是从历史中提炼组合而来,绝非“理论性与哲学性思辨”的产物。三种支配类型的原型大致可以对应三种历史个体:传统型支配对应的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家长制,卡里斯玛支配带有对早期基督教的联想(韦伯,2004c:303-304),法理型支配则是西方独有的法律理性主义的产物。这是一个历史的分类,而不是哲学思辨的分类。通过考察历史上丰富多样的支配形态与理念型的接近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具体的历史事实”(韦伯,2004c:305)。具体而言,这三种纯粹类型在历史中呈现为种种交叉的亚类型:家产制、身份制、家产官僚制、世袭性卡里斯玛、职位性卡里斯玛、望族支配,等等。总而言之,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描绘了一幅从最初的家长制到现代国家形成的壮阔图景。

   虽然历史中具体的支配形态多种多样,但韦伯的考察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支配者及其僚属的关系,也就是管理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官僚制。原本支配的事实只存在于个人成功地向他人发号施令,并不必然有赖于僚属和组织的存在(韦伯,2005:73)。然而,随着行政规模的扩大与管理事务的增加,支配的经营要求持续的行政管理,包括由人组成的行管理僚属和物质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韦伯,2004b:201)。无论“是个武装有‘立法’‘诉诸全民投票’以及撤换官吏等权力的‘人民’;是个基于贵族制或‘民主制’之原则选举出来、而配备有‘不信任投票权’或实际决定权力的议会;是个基于法条或实际上互选产生的贵族合议制;是个全民投票选举的总统,抑或是一个‘专制’或‘立宪’的世袭君主”(韦伯,2004d:71),都离不开官僚制。

   纯粹的家长制支配乃是基于对传统和家长个人的恭顺,不需要管理僚属。随着家权力的分化,出现了共同的经济形态“庄宅”(Oikos,大规模家计),原初的家长制支配演变成家产制支配,并进一步演变成家产制国家。此时,君侯的直辖领域大大拓展了,不仅包括自己的家计,也包括一个庄园隶属民的复合体以及庄园农民的家计。这就需要一个有组织的“管理”,以及适当的职务分配(韦伯,2004d:123),家产官僚制就此产生。纯粹的卡里斯玛支配依靠的是个人的超凡魅力,这与官僚制支配正好相反(韦伯,2004d:264-265)。然而,卡里斯玛权威是极其不稳定的,一旦无法不断被重新确证,就很容易失去。无论是支配者,还是其门徒或归依者,都无法接受卡里斯玛只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恩宠,而是要想办法使它例行化,成为“一种日常的持久性拥有”(韦伯,2004d:280)。然而,卡里斯玛例行化的代价是自身的变形,它必定会使自身导入法理规则和传统的轨道(韦伯,2004d:283),成为“日常的构成要素”,也就难逃被官僚化的命运。总之,只要面临管理问题,或者说只要支配者离不开行政僚属,广义的官僚制支配就可以在任何时空下存在(施路赫特,2004:73)。上述分析表明,三种合法性一旦落实到具体的行政管理领域,就必然面临官僚化的共同问题,韦伯的分析重心因而转到官僚制及其理性化的进程。

   官僚制的理性化进程是相当悖谬的。在家产制下,为了应对家计的扩大,支配者设置“宫廷官职”以便扩大自己的支配范围,由此催生了官僚制的萌芽,也即官僚化的第一阶段。此种官僚制具有以下特点:(1)缺乏对官职的公私之分(韦伯,2004d:128)。支配者任用的“官吏”主要是对他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家士”或“廷臣”。这些家产制官僚的职务忠诚建立在对支配者的恭顺基础上,带有浓厚的私人性。(2)缺乏职务的专业化。(3)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别于被支配者的身份团体,企图垄断官职和权力(韦伯,2004d:124)。支配者为了对抗官僚的分权企图,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包括不断巡幸各地、利用各种手段控制驻外官吏、任用非特权阶层的人,以及分割地方官吏权限等(韦伯,2004d:152-155)。官僚分权和君主集权的斗争反复上演,陷入某种“家产官僚制的永恒复归”结构(陈涛,2019)。这就开启了官僚化的第二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家产制国家集权分权斗争的拉锯局面逐渐定型化(Weber,1978:1040;韦伯,2004d:149-150)。在权力分配模式的定型化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封建制下独特的身份制国家。封建制企图将支配者与封臣的关系定型化与固定化,因而出现“行政机能的极小化”(韦伯,2004d:258),尽量减少官吏的必要性(韦伯,2004d:257),往往对官僚制的发展形成相当的阻碍(韦伯,2004d:229)。然而,封建制只不过是家产制的一个“边缘性的个案”(韦伯,2004d:196),因而身份制国家也“绝非从家产制到官僚制的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链接”(韦伯,2004d:229)。中世纪晚期,随着绝对主义王权的兴起,家产制以君主官僚制的形态重新复兴摧毁了身份制国家,并日渐接近纯粹的官僚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为止(韦伯,2004d:229)。与此同时,在没有经历西方独特的封建制阶段的东方国家同样也在理性化。中国的皇帝在对抗氏族和私人恩护关系对官职的垄断过程中,采取缩短官吏任期、本籍回避和设监察御史等手段来加强王权,更史无前例地采用科举制来考核任官资格,从而达到“官僚制即事化可能性之最彻底的实现”,与典型的家产制基于私人恩宠的任官制度彻底决裂(韦伯,2004d:161)。

   西方绝对主义国家的家产官僚制最终在近代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法律理性主义相结合(韦伯,2004d:45-47),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纯粹的官僚制,也就是官僚化的最后一个阶段。以往关于现代官僚制的研究很多,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只指出它与前现代的官僚制之“职务忠诚”的最大区别是非人格的切事性。如前所述,前现代官僚制职务忠诚总是附着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现代官僚制则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具有理性的性格,唯规则是从,只在意目的与手段的计算(韦伯,2004d:87)。在韦伯(2004d:53)看来,这种严格的切事性恰好体现了国家理由的观念。

   从家长制发展到现代官僚制的理性化进程带来两个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革命性”影响。首先,官僚制日渐褪去了与伦理的紧密联系。前现代的官僚制无不附着着某种伦理。在家长制和家产制下,是基于恭顺形成的传统伦理及其各种演变形态,而在封建制下,是基于个人间忠诚的身份荣誉。即便是中国这种切事化程度极高的家产官僚制,也因受制于强调恭顺的传统伦理,无法突破“氏族国家”的界限迈向现代官僚制。韦伯极为看重的“王安石变法”本有利于中国往纯粹官僚制方向发展,但终因守旧的儒家士大夫以改革背离儒家伦理为由强行抵制而流产。在韦伯(2004d:258)看来,家产制国家的伦理根基于父子之间权威主义的关系。“君父”是家产制国家的理想,“福利国家”则是其迷思。现代官僚制褪去了伦理色彩,沦为支配者手中“最为进步的权力手段”。同时,它通常又会“披戴上来自‘文化价值理念’——例如‘国家’‘教会’‘地方团体’‘政党’或‘经营’——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光环,用以取代世间的,或非世间的人格性的支配者,而体现在一个共同体之内”(韦伯,2004d:25)。换言之,伦理已经蜕变为“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里又特别表现为“国家”这种意识形态,也就是国家理由的“理念”层面。

   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重要后果:官僚化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集中的过程。韦伯(2004d:31-65)列举了现代官僚制形成的六个方面的社会经济条件,其中五个与国家权力集中密切相关:(1)货币经济与财政等前提条件。典型的官僚制采取的是货币薪俸制,这就需要稳定而发达的货币经济和统一的国家财政预算,而这一切皆有赖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2)行政事务之量的扩展。官僚制本来就是应行政事务的增长而出现的,国家越大,越需要官僚制才能维持稳定的支配。韦伯(2004d:42)看到,“近代初期欧陆诸国的国家权力,通常都集中在那些最大胆迈向行政官僚化之途的君主手中。显而易见,大规模的近代国家在技术上是极端依赖官僚制之基础。国家愈大,愈是个强权,对官僚制的依赖就愈是绝对”。(3)行政事务之质的变化。也就是行政日趋“集约化”,尽可能将所有事务集中交由国家直营机构来连贯地处理。(4)官僚制组织的技术优越性。精准、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统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以及物资与人员费用的节省等切事性特点,全都是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尤其是一元式支配的情况)里达到最理想状态。(5)行政手段的集中。官僚制结构的发展通常伴随着物质经营手段集中于支配者手中。在身份制国家,行政工具全部或部分由从属的行政僚属自行掌握。亲自管理行政的家产制君主,往往想方设法自行提供行政工具,以免权力被分散。到了现代,行政僚属和行政工具彻底分离,国家垄断了行政工具(韦伯,2004b:203-205)。国家权力集中恰恰是国家理由的另一面,韦伯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为了应对赋役国家在国库收入与军事上饱受机能失调的威胁,王安石开始军事财政改革,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统一的国库行政来支撑一支为君王效力的国家军队(韦伯,2004a:125-129)。在韦伯眼里,“王安石变法”是家产官僚制国家理由的典型代表。

   上述两个革命性的影响使得现代行政管理鲜明地染上了国家理由的双重色彩:一方面,官僚制日益脱离了原本的伦理色彩,成为纯粹的支配手段,但同时又隐秘地和某种国家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官僚制大大增强了国家的权力,同时自身又拥有了支配者难以驾驭的极大权力(韦伯,2004d:71)。总而言之,前现代保有的不同程度的权力—伦理平衡格局,到了近现代已经摇摇欲坠,只能靠某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正当性来维系。如何在新的条件下重塑权力与伦理(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伦理”)的平衡,是现代政治面临的重大挑战。

   (四)政治家作为政治伦理的担纲者

韦伯拒斥纯粹的信念伦理,信奉责任伦理。然而,谁才是这种伦理的担纲者呢?官僚制已经丧失了伦理,沦为纯粹的行政管理工具。因此“无恶无好”地忠实履职是官僚的纪律,“出于对下命令者的责任,尽心地执行上级命令”是其荣誉所在。官僚虽说也必须要承担政治责任,但仅限于对上级负责,谈不上是责任伦理的担纲者。至于平民,韦伯往往把其与“直接民主制的行政”关联起来,他们扮演的是被卡里斯玛政治家煽动的角色,更谈不上是主动承担政治责任的主体。既然民族利益和文化价值的含义是暧昧的,政治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也就难以区分,只有高明的政治家才能掌握这门审时度势加以区分的艺术。“有恶有好”是政治家的本色,“采取立场、斗争、有所动情”,“对自己的作为,要负无所旁贷的个人责任,要负无法也不可拒绝或转卸的责任”是其荣誉所在(韦伯,2004b:224)。从这个意义上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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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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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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