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忠:关于新中国政治文明与政治类型的思考——兼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4 次 更新时间:2020-07-18 08: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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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忠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58

   可以说,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不断织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思想及其他事业发展的制度之网,并以国家的名义,宣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鲜明立场。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为公民撑开了体现社会主义特色的权利保护之网。西方许多国家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对于公民的权利保护,更多地是立足于“消极权利”,即“不禁止”的权利,或者说是“不受他人干预的自由”。这种权利体系最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因为这种权利预设着把他人的存在看作对自己自由的限制,因而容易失去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应有平衡,甚至助长以个人的任性对抗社会公共善的风气,从而导致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二是加剧社会成员在实际享有权利方面的两极分化。当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权利平等实际上需要对部分社会成员有所救济、补偿的情况下,仅仅提供“不禁止”的权利,或者“不受他人干预的自由”,那是远远不够的。其结果只能是让这种“权利”或“自由”为那些拥有实现它的条件的阶级和阶层所垄断。所以,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也应该接纳必要的消极权利,但不应该满足于这样的权利体系。我们看到,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法,为人民撑起的权利保护之网,是涵盖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所构成的体系的。一方面国家赋予公民一系列带有消极自由性质的权利,不断扩大社会成员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国家主动承担各种公共品的供给,向社会成员提供走向美好生活的教育和引导,更重要的是国家大力度地向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的劳动群众,提供有关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权利的条件支持,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特色。最近中国空前的抗疫“人民战争”,实际上就非常浓墨重彩地展示了国家为人民所高高撑起来的权利保护网的社会主义性质。

   除此之外,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权利体系,还有着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要求。这一平衡,让自由止于任性,让义务成为美德而促进自由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常态。这种平衡是社会建构健康的“群己关系”所必须的平衡,是继承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美德和体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要求。

   再次,宪法将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确定为民主集中制。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再到“八二宪法”以及后来的宪法修正案,民主集中制都是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提出的。伴随着新中国诞生的《共同纲领》第十五条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59“五四宪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60“八二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61

   民主集中制最初是作为列宁建党的重要原则提出来的。究竟如何才能建设一个与以赢得选举为目的的政党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革命党与参与选举的政党,最大的不同在政治认同上。以选举为目的的政党,要参与既有的政治游戏,当然是以接受和认同既有政治规制和游戏规则为前提的。革命党之所以是革命党,就在于它是主张改变的。不认同,要改变,要重建,这些都是革命党共同的精神气质。列宁所要组建的党就是革命党,而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这当然是不为政治当局所容忍的。因此,列宁与他创建的党在俄国风险重重。为了应对这种风险,列宁提出致力于建设高度“集中制”的党以作为革命的核心的策略。然而,这种主张引来了许多反对者,包括卢森堡。列宁对此解释认为,“集中制”有专制主义的集中制,有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62,党的集中制只能是“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63后来这一原则也成为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进而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1927年6月1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正式把它引入党章:“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64最早提出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新中国政权组织原则的,主要是毛泽东。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应该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政体则是“民主集中制”。他说,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65这种把民主集中制看作“政体”(政权组织形式)的思想,他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继续展开,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66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67新中国创建时期,周恩来在对《共同纲领》作说明性报告时则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68刘少奇在说明“五四宪法”时,也是遵循这一叙事模式的。

   其实,如何避免陷于西方式的“议会制”或者“国会制”,是中国历经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乱象后的重要议题。所谓“议会制”或者“国会制”,就是政党通过竞争议会席位而获取国家行政权力的一整套政治游戏。通常而言,在议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成为执政党而组织政府,获得少数议席的政党则为在野党,通过议会的政治活动来实施对政府的监督和“杯葛”,甚至进行“不信任投票”而改组政府等等。这种政治的最大挑战,在于它难以解决诸如“金权政治”、“无能政府”、社会撕裂等等难题,因而不断受到质疑。孙中山晚年明确批评这种“政党政治”是“国会独裁”“以党治国”等等,为什么他会明确告诫他的同党人“中国国民党不是政党,是一种纯粹的革命党”,其实表达的就是希望与“政党政治”作切割的政治心态。中国共产党更是自觉地认为,政治本来就应该是全国人民共同的事业,它不应该被操弄成政党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所谓“政党政治”,更不应该变成政客争夺公共权力的选举游戏,政治应该还原为人民的政治。“人民政治”不是“政党政治”,当然需要一套反映“人民政治”的概念系统。毛泽东明确表示,新政权不搞议会制、国会制,不搞“三权鼎立”,最适合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周恩来使用的“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表述。结合历史的进程,可以看到,“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提出,既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逻辑与实质的准确概括,也是对“人民政治”崭新一页的开启。

   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拒绝提供“政党政治”生长和活动的空间。既然权力来自于人民,既然新国体就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当然就必须真实地反映和服务于国体,否则,“人民政治”就会异化、变质。在这里,需要明确的重要界限是:“人民政治”不是“政党政治”,要落实好、贯彻好“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必须消除来自于自由主义“政党政治”对“人民政治”的辐射。

   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强调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通过民主的方式,汇集民意、凝聚民智、沟通民情、形成共识、达成决策,这都可以从政治认识论和政治伦理学中获得充足的理由作支撑。有人对“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提出质疑。其实,接受正确的“集中”而形成的成果的“指导”有什么不好呢?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个发挥“指导”功能的“集中”是不是好的“集中”?长期以来,人们受到“公共权力是必不可少的恶”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怀疑公共权力已经成为思维定势。但这种怀疑难道任何时候都是天然合理的吗?革命的本来目的之一就是革除“恶”的公共权力,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这种革命就是有问题的革命。当然,经由特定时空下的“民主”而形成的“集中”一定是不完善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要告诉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的认识的不完善性,因而,不断往复的实践,不断的调查研究,干部参加劳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等之所以成为必要,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要完善既有的并不完善的认识与政策。问题的出路还是在于有效地排除自由主义思维所遗留下来的不健康的政治文化的影响,让新的具有建设性的政治文化得以落地、生根、开花和结果。所以,贯彻落实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民主集中制,要克服和消除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更要自觉地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原则。

   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69的基础性意义,任何国家权力的运用都“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70

此外,民主集中制还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一长制”及其可能导致的个人专权。“集体领导”本身就是民主集中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讨论“五四宪法”草案时,毛泽东曾亲自做出一处重要修改。原来宪法草案中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元首”的内容,毛泽东把它删除了。有人认为这本来不应删去,这是毛泽东谦虚。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中对此做了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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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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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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