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中国西方哲学研究7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7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11: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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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  
不仅大量中国青年学生到国外学习并且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且国内许多哲学院系都长年聘任西方学者任教,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界的特殊研究领域,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显得神秘且被神化。反观西方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中国对西方哲学的了解相比。这种不对等越来越显得有些奇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在哲学层面或者形而上学的“道”的层面越来越自信了。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而言,西方哲学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的,因而它不是我们思维发展的圭臬,而是我们思维有益的参考或参照。我们仍然将关注西方哲学的发展,不像西方人那样忽视东方文明的智慧。只有善于向他者学习的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文化;只有乐于借鉴他者的文明,才是有创造力的文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识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的精神样态。

   伴随着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了解的加深,中国学界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越来越多的哲学工作者逐渐从对西方哲学的解读转向学术性的分析和批判性研究;二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开始从纯粹西方哲学研究转向结合中国哲学问题进行融通性的研究;三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开始从纯粹西方哲学理论研究转向利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进行结合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研究西方哲学的张世英先生近年对一般哲学的体系性思考、王树人先生对象思维的原创性研究、张祥龙等对中国与西方哲学的融合性思考;有西方哲学学科训练背景的俞吾金、赵敦华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展开自己独特的探索;而冯俊则结合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近年来我本人大概也属于这个类型。

  

   三、以自信的态度与西方哲学对话的阶段(2012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成长为第一大制造业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过去,中国出版界主要是进口国外特别是欧美的著作版权,但是,到今天,我们除了继续系统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有关中国的哲学思想、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的著作的版权也推向国外。中文译为外文的著作数量不断攀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外译项目的支持也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中国的这一发展进程,变化有些太快了,以致于我们自己和国外都面临着如何适应这个变化的问题。

   中国的时代性变化引起了许多新的效应。一方面,中国哲学界越来越从仰视西方的心态转变为比较理性的平视性态度;另一方面,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学术界开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关注中国了,也有某些人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开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焦虑,展开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歪曲式理解。早在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是对苏东剧变之后,美欧对失去与苏联集团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后寻找“新的敌人”的适应性反映,当时亨廷顿就提到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问题。不过,这一说法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欧美与中国相比仍然有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欧美还是对自己所谓“自由”“民主”“理性”“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核心价值观感到骄傲,要与非西方的文明展开较量,以维护西方文明。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现在的西方似乎对“他者”超越自己越来越焦虑。西方社会似乎在放弃自己过去所宣扬的价值观,而走向反理性、反文明的立场。譬如,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政策规划处正策划将中美之间的冲突从“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强权”“意识形态敌人”,进一步发展成“不同文明、种族之间的冲突”。自身作为非洲裔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伦·斯金纳,在参加华盛顿一个智库活动的讲话中,把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形容为中西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争斗,她竟然还罔顾历史事实把中国称为美国历史上面对的第一个所谓“非白人”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她看来,美苏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争夺”,而“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因而对美国构成了独特的挑战。⑦这种按照种族来划分你—我的观念,已经与纳粹主义思想相去不远了,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显然,西方的多元主义和所谓“开放社会”的神话已经破灭,这是欧美内部民粹主义甚嚣尘上所导致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的结果。特朗普等人抛弃了理性思维,也就抛弃了西方哲学的传统,这必然侵蚀欧美的软实力。特朗普及其背后某些利益集团和敌视中国的势力的所作所为,也猛然警醒了那些被西方哲学体系和价值体系所迷惑的人。西方哲学的原则并不完全是西方人的行为原则,当这些哲学原则可以被用来攫取利益和权力时,他们就冠冕堂皇地拿来宣扬或教训发展中国家,当这些哲学原则妨碍到他们攫取利益和权力时,他们马上就弃之如敝屣,露出自身“利益至上”的马脚。

   然而,不能因为西方某些势力对我们的围堵,我们就放弃对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的研究。我们应该把西方某些势力的言论与西方哲学的学术理论分开。在西方哲学理论的发展中,仍然有许多具有启发性意义的时代性智慧。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与包括欧美国家的人民一起努力,打破文化交往和思想交流中或明或暗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世界文明和思想精华在思想碰撞磨砺和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以中国当代哲学知识视野的宽度和理论观念的深度,“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以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研究西方哲学,从开始就是为了通过了解“他者”而提升自我,但是最初我们多是从与他者的差距去考虑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理解与思考,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不同文化思维方式的相互补充的一面,我们越来越自信地对待自己与他者。

   进入新时代,中国学者无论从视野和方法上都已经更加自信,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就展现出了某些新的特征和趋势。

   第一,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已经变成更加冷静的学术性审视,与西方哲学家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具有相互平视的特点。我们不再把西方哲学视为圭臬或“洋教条”,而是成为我们哲学研究的必要参考性资源。我们希望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发展当代中国的哲学理论。例如,报纸、杂志有越来越多中西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发表出来,英文版的《中国哲学前沿》(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杂志,从2006年创刊到今天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版发行了14年,该刊物既发表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英文论文,也发表西方哲学工作者的论文,表现了中西哲学家们双向的交流互动,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中外哲学家讨论学术问题的平台。当然,中国学者仍然且应当对西方哲学保持强烈的研究兴趣,继续进行必要的系统性翻译和研究工作,许多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的主要著作已经基本都出版了,今后可能就是要完成哲学家著作全集的整合和一些相对次要的哲学家著作的翻译和系统化的任务。除了《剑桥哲学史》的翻译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冯俊主持的多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的翻译,《劳特利奇哲学史》是西方世界在走向21世纪时出版的一部代表当今世界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它对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种编年式的考察。此书出版不久,就被翻译成为中文,体现了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的研究已经同频共振。实际上,现在许多西方学界的著作可以中文版与西方语言的版本同时出版,不再像过去那样慢半拍了。

   第二,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同步追踪的特点,欧美哲学思潮的变化很快就会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回声。例如,许多西方刚刚出版的著作很快就会有中文版,如万俊人等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另外桑德尔等人的网络课程也在中国被迫捧,西方很多热门的讨论很快就会进入中国学界。例如,复旦大学哲学系连续几年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报告;由韩震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哲学所学者编写的《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2007-2009)》《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2010)》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西方同行的认可。就现象学的研究而言,如丁耘指出的,“现在德国人很羡慕中国现象学的发展,他们说‘德国哲学在中国’,‘现象学在中国’,我不敢说中国现象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德国,但是中国现在对现象学感兴趣的人数肯定超过德国。”⑧就分析哲学而言,如江怡所说的,“经过40年的工作,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无论是在国内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国际哲学界都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和评价。”⑨

   第三,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队伍和机构已经非常壮大。一是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多在欧美有留学的经历,许多人拥有欧美大学的博士学位。二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对西方中世纪宗教哲学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对西方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研究、清华大学的西方伦理学研究、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杜威哲学的研究、同济大学对当代德国哲学的研究、山西大学对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山大学对现象学和逻辑学的研究等等。

   第四,许多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提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国外哲学的学术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老一辈学者如汝信、邢贲思先生都是既研究西方哲学,也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俞吾金、张一兵等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赵敦华2018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哲学要义》,成为学界的一个佳话。而我本人也是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二级学科中穿插,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审视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用西方哲学的视域和方法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问题。显然,中国学者在让西方哲学讲汉语的过程中,也在同时构建自己对哲学的时代性理解。

   但是,西方哲学毕竟是另外一种文化时空中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因而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从根基上或元层次上就有差异,即使我们研究它,也必定有我们理解结构的限制,这也许就是张汝伦所说的,“我们对西方哲学不能融会贯通,不仅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缺乏整体把握,也表现在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思想不能真正吃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加以阐释与表述。近40年西方哲学研究的普遍现象是翻译体盛行,各种译名满天飞,却不知道它们真正在说什么”⑩。我们应该跳出某些藩篱,按照更高的、更普遍的因而也更加包容的哲学思维研究西方哲学,这样才能让西方哲学讲汉语,并且成为我们思考的学术资源。

   另外,目前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也出现某种消退的趋向。这表现在西方哲学研究的热度下降,譬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量已经好多年落后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仅仅排在第四位。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哲学的“狂热”,这也许是学术研究应该有的理智状态,西方哲学研究到了它在中国应该有的热度正常值。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西方哲学的资源进行持续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哲学作为一种学科机制产生于西方,而且还在于欧美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文化影响力的力量。乌克兰汉学家维克多,基克坚科指出:“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非西方国家中研究西方哲学的佼佼者。近几十年来,大量西方哲学的名著被翻译成中文。如今,中国正在认真学习,吸取西方世界、包括西方哲学的精华。但这一切仍然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11)这就是说,中国仍然在研究西方哲学,但是却仍然自主地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即将实现的时刻,中国的学术创新必须融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外国特别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传统的西方哲学学术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

   ①这一时期的翻译成果,具体参见李俊文:《百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②谢地坤:《西方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的反思》,《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4-395页。

   ④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⑤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⑥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⑦参见温燕等:《美挑动与中国“文明较量”》《环球时报》2019年5月6日,第1版;张锐:《“对华文明冲突论”是一种以己度人的危险逻辑》,《光明日报》2019年6月19日,第2版。

   ⑧丁耘:《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阶段》,《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⑨江怡:《40年来的中国分析哲学研究:问题与挑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⑩张汝伦:《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哲学动态》2018年第9期。

   (11)乌克兰通讯社网站5—13日报道《中国正在完善与世界合作的方式》,《参考消息》2019年5月24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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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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