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第26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罢免检察长的程序、第44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及检察员（即检察官）的选举和罢免。总之，有关检察长等检察官的任免主体及程序，《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相关条款规定得较为详尽，根本用不着《检察官法》再啰嗦一遍。

　　 [23] 《宪法》第62条第7项、第63条第4项、第101条第2项、第104条，《法院组织法》第34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第6项、第10条、第44条第11和12项等等，均是有关法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及法官任免之规定。由于此等法条检索起来非常简单（如百度一下就知道），在此就不一一照搬过来，以节省篇幅。此等立法事实揭示，复述性法条现象不只是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大量存在，它堪称是我国立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通病”。

　　 [24] 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法官法”就分开规定，其第5条分别规定“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之法官，应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之法官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之委员，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另外，台湾“司法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了出任大法官所需要的资格要件。总之，不同审级的法官分别规定，而非笼统地规定更加规范明确。

　　 [25] 孙波：《试论地方立法“抄袭”》，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

　　 [2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2页。

　　 [27] ［英］丹尼斯·劳埃德：《法理学》，许章润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28] 同前注[6]，黄茂荣书，第112页。

　　 [29] 参见［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30] 法官、检察官放下手中的案件去“送法下乡”或“上街普法”，此乃至为明显的“捞鱼摸虾、误了庄稼”，这是法院和检察院长期出现所谓“案多人少”的原因之一，受法学界诟病已久。相关检讨可参见刘练军：《法院科层化的多米诺效应》，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31]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3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0页。

　　 [33] 《法官法》在“附则”第67条中规定“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导下负责审查案件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审判辅助事务。人民法院应当加强法官助理队伍建设，为法官遴选储备人才”；《检察官法》在“附则”第68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在检察官指导下负责审查案件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检察辅助事务。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检察官助理队伍建设，为检察官遴选储备人才”。在“两法”正文中皆无有关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之规定。

　　 [34] 有关法官助理制度的研究，可参见刘练军：《法官助理制度的法理分析》，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4期。

　　 [35] 葛云松教授曾把那种“不具有法律性质的‘法律条文’称为‘僵尸法条’”，并将“貌似事关重大、理论深邃，其实没有构成要件部分，因此毫无作为行为规范或者裁判规范之可能性的条文”称为“无头型僵尸法条”。参见葛云松：《物权法的扯淡与认真——评<物权法草案>第四、五章》，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显然，葛教授所说的无头型僵尸法条与本文语境中的无头型法条差别甚大，并非同一个概念。

　　 [36] 事实上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相关报道可参见：“法官、检察官从事教学是否会产生利益输送？官方回应”，http://yn.people.com.cn/n2/2019/0423/c378440-32872832.html，访问日期：2020年1月29日。

　　 [37] 关于法官兼职的批准主体，台湾地区“法官法”的规定可供参照，其第17条规定“法官兼任前条以外其他职务者，应经其任职机关同意；司法院大法官、各级法院院长及机关首长应经司法院同意”。台湾地区关于法官兼职比较明晰，其“法官法”第16条明文禁止五类职业法官不得染指，它们是“一、中央或地方各级民意代表。二、公务员服务法规所规定公务员不得兼任之职务。三、司法机关以外其他机关之法规、诉愿审议委员会委员或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委员。四、各级私立学校董事、监察人或其他负责人。五、其他足以影响法官独立审判或与其职业伦理、职位尊严不相容之职务或业务”。而根据台湾地区“法官法”第89条之规定，第16条全部的5项规定及第17条完全适用于台湾检察官。

　　 [38] 在我国，不少所谓“专家型法官”都在法学院作兼职导师，有些甚至像全职教授一样领取月薪，带博士生。有评论认为，“法官到处讲课、著书立说，越来越像学者，这是可怕的社会精英的身份错位。长此以往，注定只有悲剧没有喜剧”，参见刘练军：《法治的谜面》（增订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37-40页。

　　 [39] 遗憾的是，2018年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进行了“大修”，但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具体法官员额数量与检察官员额数量问题，依然未进入到立法者的视野，修订后的《法院组织法》及《检察院组织法》自然就缺乏相关之规定。

　　 [40] 《法官法》第45条、《检察官法》第46条分别列举了6种予以奖励的情形。具体哪6种情形，读者检索起来易如反掌，为节省篇幅，就不在此复制原文之规定了。

　　 [41] 《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页。

　　 [42] 我国《立法法》第7、8条业已明确规定有关国家机构组织之立法，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而我国宪法第62条第3项及第67条第2、3项对此亦规定得相当明确。

　　 作者简介：刘练军，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