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2 次 更新时间:2020-05-12 20: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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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傀儡戏——傀儡社, 蹴球——圆社, 此外还有香药社、川弩社、同文社、同声社、翠锦社、古童清音社、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打球社、射水弩社等。这些民间文艺社团, 相当于工商业行会, 主要具备如下功能:1.行内协调。出现了“社条”行规, 制定行业规范, 约束成员遵守职业道德。也有社首、班首等行会头领19。2.应付官府科差与和雇, 为宫廷、官府、驻军提供娱乐服务。3.参与和组织大型社会娱乐活动, 如杭州经常举行的大型歌舞活动, 由这些社团各自组织舞队20。这些行会与社团组织的舞队与鼓乐, 平时也应召提供娱乐服务, 如前述酒库开沽就“差雇社队鼓乐”, 招摇过市。一般行会对公共活动、庙会等, 往往是献送财物, 文艺社团则献送自己所长的服务。“社”具有行会的一些特征, 但可能没有工商业的“作”、“行”等行会组织那样严密和持久。由于有大量游走不定的路岐人存在, 加之娱乐业本身更具有不确定性, 服务业较之工商业的非实物性, 使行内规范与协调的约束力相对有限。有的社很可能只是向“会”献送时的临时组合, 或献送的一种具体形式。此外, 有的“社”可能并非行会组织, 而只是一种松散的或临时的同好合伙21。

   由于民间艺人队伍的壮大, 技艺水平的提高, 宫廷、官府、军队使用乐舞的手段逐渐改变, 渐趋于市场化, 这和两宋政府干预经济手段的市场化趋势是一致的22。文化娱乐服务主要通过以下三条途径获得:1.营制:教坊 (高宗改称教乐所) 、诸军乐、官伎等, 专为官方提供服务。2.役制:在官府专门的乐籍注册的民间乐工、官籍注册的伎女, 每年必须义务为官府服役, 相当于普通户籍中的上户服衙前役, 因此乐籍乐工又称为衙前乐。3.雇制:官府出钱雇募民间艺人、伎人表演。

   这三种途径在南宋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1.坊几度废置, 军乐少见记载, 规模逐渐减小, 官营制度日趋废弛。2.作为官营乐工的替代, 衙前乐与和雇艺人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民间歌伎中有部分系名官籍, 须随时应付宫廷、官府和军队之召23。也有相当数量的艺人, 被征发奉献给金朝24。但即使教坊的成员, 也大量由衙前与和雇组成25。3.衙前与和雇两种手段中, 和雇越来越多, 这与免役替代差役的趋势相适应26。在文化娱乐市场中谋生的艺人, 自然不如官府艺人那样纯粹, 但人数众多, 种类丰富, 减缓了官府组织娱乐活动的压力。市场化的趋势, 使得政府与民间实现了文化娱乐的资源共享, 并在官府优先的条件下由市场配置。

   南宋庞大的文化娱乐队伍, 仰赖市场为生, 一旦市场受到干扰, 他们就会无以为计, 甚至铤而走险。元代关于民间娱乐的禁令, 剥夺了许多民间艺人谋生的途径, 以致杭州原“说话”艺人胡仲彬兄妹能聚众千人举义27。这反映了杭州娱乐市场具有相当的规模, 市场发育达到相当的水平, 一旦受到超经济强制的干扰, 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丰富多样、层次各异的娱乐市场形态, 满足不同层次的娱乐消费需求, 并相互配合, 娱乐市场在成长之初就得以迅速发育。商业化、市场化的娱乐经营不断发展, 其经营手段进而渗入其他商业活动中, 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展。娱乐业的行业性组织也开始形成, 规范行业经营, 整合市场力量, 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

  

   二 市民文化的成长促进娱乐市场的发育

  

   处于成长初期的娱乐市场在南宋临安迅速发展,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市民文化为娱乐市场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广阔的舞台。市民文化的成长及其对娱乐市场的推动是南宋临安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这主要表现于社会流动中市民社会的形成与扩大, 市民文化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以其自身的特征作用于娱乐市场, 都城临安所独有的移民特性则为这种发展态势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市民阶层28大体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上层市民主要由富豪、食利阶层等组成。一般官吏也应属于市民, 在临安, 如果职衔达不到相当的层次, 大体与市民是相融的。上层市民富有资财, 消费能力强, 消费水平高;他们往往不具备高贵的身份, 也因此就没有了身份的限制, 较少传统的束缚。他们与达官显贵一起形成杭州的高消费群体, 虽然人数不多, 但购买力旺盛, 穷奢极侈, 带动了崇尚奢华的风气。中层市民, 多为工商业主, 包括娱乐业主, 构成市民社会的中坚与主导。他们积极进取, 辛勤业作, 生活稳定富足, 不愁生计, 闲暇时追求赏心乐事29。下层市民人数最多, 包括店员伙计、小本经营者、游民闲人、入城谋生的农民等, 绝大多数伎艺人亦在其中30。杭州劳动力市场充沛而价廉, 因而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发达。同时, 下层市民也不乏娱乐消费, 在中上层市民所掀起的游乐之风的影响下, 尤其是节庆期间“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 甚至不惜债台高筑, 借贷抵押, 也要游乐一番31。

   宋朝单列坊郭户对市民进行户籍管理, 与以往曾有过的作为身份管制的“市籍”迥然不同。适应市民社会成长的这一制度创新, 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市民社会在南宋临安的成长, 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异质因素, 它以迥异于传统社会的特征, 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构成, 促进了市民文化的成长, 使娱乐市场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临安市民社会的稳定和财富的积累, 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能够支付娱乐服务, 也有相应的社会闲暇来消化社会剩余, 这种有利因素远非其他城市所能比拟。尤其是辇毂之下, 获得了官府种种优惠待遇和较好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32。市民掌握了足够多的社会剩余, 才有可能投资于或投身于文化娱乐业。市民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 形成临安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娱乐市场。如中秋节的娱乐活动, 市民上、中、下各层的娱乐消费各有所宜, 差异分明33。

   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升降变动, 至宋代渐趋频繁, 社会阶层的更替加快, 等级界限松动34, 社会流动加强。市民的社会流动, 主要是指财富拥有量的改变而导致的社会地位、社会评价的改变, 也包括通过科举渠道实现身份的改变。加之社会剩余的增多, 导致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中, 分离出专门的技艺人员。在文化娱乐市场中, 既有落第士人, 也有工商业者涉入娱乐业, 还有农民进城以技艺谋生者。社会流动对文化娱乐市场的繁荣具有促进作用。在一个固定的封闭的社会中, 人们的身份被固定, 活动的空间与时间被固定而不能自由流动和相互交流, 消费需求也就被人为地分隔为各不相通、彼此绝缘的部分, 文化娱乐市场所必需的要素流动将受到阻碍。

   市民阶层的成长壮大, 为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上流社会 (包括上层市民与达官贵族) 带动文化娱乐高消费, 中层市民稳定的消费需求, 人数众多的下层市民的不时之需, 构成临安娱乐市场庞大的消费需求。中下层市民在娱乐市场的投资与服务, 充沛的劳动力资源, 使杭州服务市场能以低成本扩张。市民既是娱乐市场的主体, 又是娱乐活动的客体。娱乐市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市民特性, 它既是由市民创造的, 也是为市民服务的, 同时艺术形式又以市民生活为内容。因此, 这种市场的形成与演进, 以市民社会的成长为背景, 以市民社会为舞台, 随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市民与市井生活构成娱乐市场的主题。市场中的娱乐活动以市民及其生活为内容, 娱乐作品以市民生活为原型加工创作而成。作为市民成员的民间艺人, 文艺创作来源于市民生活, 反映市民的心态与性情, 反映市井之世态炎凉。白话小说兴起于宋代, 多反映平民生活, 有学者径称为市民小说, 与唐代流行的文言传奇小说以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生活为内容迥异。在反映杭州城市生活的白话小说中, 中下层市民多成为主人公35;说话人对市井人物非常熟悉, 富有感情;语言来自大众, 平实自然, 质朴无华, 通俗易懂, 琅琅上口。因而深受市民的喜爱, 故能流传久远。杂剧也是一门植根于社会下层, 拥有最广大观众的民间艺术36。

   迎合市民趣味, 文娱活动丰富多彩, 娱乐形式也层出不穷。《武林旧事》卷6列举的“诸色伎艺人”共53种, 除3种“御前”服务外, 其他说书、演唱、杂剧、杂技、体育、宠物游戏的表演者多是活跃于娱乐市场的艺人与市民。这与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相关, 是市场需求刺激下的产物。如相扑, 除了竞技之外, 还有小儿相扑、女子相扑, 也有引人发笑的“戾家相扑”, 一人表演两偶相扑的“乔相扑”等, 搞笑逗乐, 花样翻新, 迎合市民欣赏所需。临安的“学乡谈”, 学各地方言以取乐, 如学萧山、绍兴、宁波及苏北等地方言。甚至出现取悦市民的低级趣味现象, 如取笑生理残障者, 取笑农民, 反映了市民文化的轻浮与庸俗的一面。市民文化具有的离经叛道倾向, 也反映在娱乐活动之中。如不守妇道的女性, 不遵儒家教条的士人, 奋力抗争的下人, 都是话本中的主人公。济颠和尚尤为代表, 他不守清规教律, 自由自在, 玩世不恭;他不阿权贵, 同情百姓, 扶危济困。话本《济颠语录》中济公的形象, 实际上也是不满束缚、渴望自由的市民心态的折射, 因此南宋后流传不衰。有的优人旁征博引, 滑稽谐戏, 把佛陀、老子、孔子都解说成女流之辈37。

   新兴的市民文化具有活力, 并与上流文化交融渗透, 不同阶层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有机的整合,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娱乐市场的整合。临安娱乐市场的初兴, 是宋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的产物。人类文化变迁史大体经历了巫术化—贵族化 (宗教化) —平民化几次大的变迁。宋代正处于从特权 (贵族) 文化向大众 (平民) 文化过渡的初始阶段。有学者指出, 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 莫过于相对普及38。教育的平民化与知识的传播, 知识阶层人数不断增多, 使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被排斥到士大夫阶层、官宦集团之外, 成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成员。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也随之融入市民文化市场之中。他们或开学堂, 或入市作文卖字, 或参加书会编写文艺作品, 或浪荡于茶坊妓院39。临安的讲史艺人有解元、贡生、书生、宣教等当时流行的知识分子称谓, 甚至还有进士。这极可能是真实身份, 因为他们是潦倒失意而“下海”的文人;纵或只是艺名, 也是因为他们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通俗文化从业人员的素养提高, 提高了娱乐市场的水平。一些技艺人具备较高的才学, 如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小说开录篇》对说话表演者的知识水平评价甚高。即使路岐人, 也能使文弄墨, 并杂以讥讽幽默40。知识和文人溢出旧制度的管道, 走向城镇民间文化市场, 为市民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大众文化的新兴及其向上流社会的渗透, 成为宋代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上流人士是瓦舍勾栏的常客, 民间艺人与社团向宫廷、官府、贵人献艺, 既有市场化手段41, 也具制度化的渠道。这就可能使文化娱乐进一步摆脱贵族化倾向, 使贵族文化与民间文化趋近, 虽然还不是合流。如嘌唱, 本来是街头叫卖声加工而成的歌曲形式, 后来也由街市扩及士人宅院。甚至妓女所创服饰也在上流社会流行开来42。

   与此相应, 上流文化也突破等级界限, 向下层市民文化靠近, 而成为大众文化。如服饰、车马、住宅、用乐等方面的等级规定屡受冲击, 一些高消费活动从贵族扩及平民;宫廷的缠足之风也流向民间;达官显宦的花园不时向游人开放;南宋教坊几度兴废, 废止时教坊乐人便拨差勾栏, 流入娱乐市场43。

社会流动消融等级阻隔, 促进各阶层的融合, 各阶层的价值取向趋近, 社会风尚趋近, 文化娱乐趋近。几乎所有文化艺术形式, 在宋代都出现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交融的趋势, 走向大众化和世俗化。宋诗从语言到题材都出现了“以俗为雅”的文化景观, 这是宋代士人文化性格的时代特色所致, 士人的生活态度世俗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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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cearch 200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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