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20-05-11 2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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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昇  
则振其余与乡党贫狭者。”

   前已述及, 士族移居城市后, 更多依赖于在城市获得的收入。中晚唐时代, 官员的俸禄发生不少变化, 一个重要的方面, 是地方官的实际收入高于朝官, 江南地区, 地方官收入颇丰。薛放任礼部尚书, 职位不可谓不高, 却因家族聚居, “孤孀百口, 家贫每不给赡, 常苦俸薄。放因召对, 恳求外任。”74北方出身的朝官请求到南方任职并非个别现象, 再举一例:《旧唐书》卷136本传, 右补阙、侍御史、刑部吏部员外郎卢迈, “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 属蝗虫岁饥, 恳求江南上佐, 由是授滁州刺史。”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趋势, 那就是士族向城市的迁徙迅速向南方拓展。这里考察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 因此这些迁徙并非出于逃避战火的暂时现象。更重要的是促成迁徙的原因, 更多是非政治性的, 同以往有着显著的不同。不仅有文化的原因, 也有经济的原因, 还有生活性移民。南方山清水秀, 气候温润, 吸引着北人到这里定居生活, 颐养身心。号称“大历十才子”的赵郡李端, 登进士第, 任校书朗, “移疾江南, 授杭州司马而卒。”75

   随着国家对社会行政管制的松弛, 社会经济和文化多样性蓬勃发展, 依赖于封闭或半封闭性乡村宗族聚居的士族, 也在社会流动中渐渐发生变化, 迁徙的途径在拓宽, 空间也在扩大, 构成一个加速度运动, 促使士族政治社会越来越快地走向衰落。

   概观唐朝士族向城市迁徙的全过程, 可以看到由政治性迁徙渐次向文化性、经济性和生活性迁徙的扩展。如果说政治、文化性迁徙极大地震撼了以城市官僚兼地方领袖为特点的士族政治社会, 削弱其城乡联系的纽带, 那么, 经济、生活性迁徙, 带来地方大姓精英分子大面积移居城市的局面, 更是给予士族政治以彻底的打击。在士族与乡村脱离过程中, 交通与经济发达所造成的城市增加与繁荣,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经此打击, 士族政治一蹶不振, 土崩瓦解, 从以往依据乡村影响中央到地方政治, 逐步蜕变为依赖地方官府影响农村的乡绅, 当然, 这又是一个新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士族政治社会, 是中古社会演进过程的产物。扎根乡村, 经营农业, 宗族聚居并拥有大量以依附为主的劳动人口, 基本上自给自足, 交通与交流不发达, 这些是士族社会形成的土壤, 而国家政治腐败, 权力萎缩或不完整, 中央与地方不统一, 文化上不居于主导地位, 是士族政治伸张的条件。因此, 士族政治社会的消解, 必须从国家政治、生产方式、社会发展、学术文化乃至风俗礼法等方方面面共同作用方能实现, 从魏晋崛起的士族政治社会, 到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社会, 既是国家政治形态的转变, 更是巨大的社会变迁与转型, 此过程中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革, 并不是表面上急风暴雨式的暴力反抗运动, 而是持久不断的社会发展, 任何孤立的单项的研究, 都不足以揭示这一变化过程, 更谈不上做结论。从士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演变过程中, 士族生态的变迁无疑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方面。

  

   注释

  

   1 收于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拾遗》, 中华书局, 1983年。

   2 参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第2版) 。

   3 参阅《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黄山书社, 1987年) 第11篇《楚子集团与江左政权的转移》。

   4 北方老牌士族家世的个案研究, 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 我在《隋文帝传》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研究弘农杨氏, 清楚地看出杨氏家族到北魏时代已由“自云”出自弘农杨氏的人继承门户。

   5 关于魏晋五胡十六国地方社会的瓦解和士族崛起于地方对国家、社会的深远意义, 请参阅韩■《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 载《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6 《隋书》卷70《杨玄感传》。

   7 《北史》卷35《郑羲传》。

   8 《北史》卷21《崔宏附崔宽传》。

   9 《北齐书》卷24《杜弼传》记载, 杜弼请高欢整顿吏治, 高欢回答道:“弼来, 我语尔。天下浊乱, 习俗已久……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 专事衣冠礼乐, 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 不相饶借, 恐……士子悉奔萧衍, 则人物流散, 何以为国?”

   10 《北史》卷35《郑羲传》记载:“ (郑) 严祖, 颇有风仪, 粗观文史, 轻躁薄行, 不修士业。孝武时, 御史中尉綦俊劾严祖与宋氏从姊奸通, 人士咸耻言之, 而严祖聊无愧色。”

   11 这是学术界传统的见解, 如陈寅恪、钱穆、王仲荦、韩国磐、孙国栋等学者均持这一见解。

   12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农民起义”并不多见, 起自社会基层的反抗运动, 参与者成分极其复杂, 即使是农民的反抗, 也多被各个阶层的人物所利用, 因此, 对于鱼龙混杂的反抗运动, 称之为“民变”, 也许要客观真实些。而且, “起义”一词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 我们不能把各种政治企图的反抗都称为“起义”。“文化大革命”期间, 几乎所有的反抗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被称为“农民起义”, 造成极大的混乱, 必须予以纠正。而在学术研究上, 还是应该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故本文将反体制的反抗运动笼统称为“民变”。

   13 20世纪中叶以后, 将“农民起义”作为社会发展标志而提出此见解者亦不少, 如胡如雷《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 (《唐史论丛》第3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有些学者也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 附和此论, 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年) 。此观点的提出, 受外在形势的影响甚多, 但其分析问题的视角、方法和结论, 对今日学界仍有影响, 故有必要从学术上重新探讨。

   14 杨玄感反叛的重要意义, 请参阅韩■《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 载《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15 以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卷36《氏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

   16 参阅韩■《隋文帝传》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7章。

   17 参阅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 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18 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台北) 第52本第3分册, 后收入其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年。

   19 城市最一般的定义, 是以非农业居民为主的人口聚居地。就唐代而言, 盛唐以前的城市, 与均田制等国有、农本的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 主要为政治中心地,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 城市的文化功能不断加强, 在均田制度瓦解之后, 经济型的城市蓬勃发展。城市的发展过程, 对士族向城市的迁徙都产生影响。

   20 为了后面的分析, 兹举几个事例说明。博陵崔氏, 《旧唐书》卷81《崔敦礼传》记载:“崔敦礼, 雍州咸阳人, 隋礼部尚书仲方孙也。其先本居博陵, 世为山东著姓, 魏末徙关中。”崔仲方曾祖为北魏司徒, 故其家应为因官而迁徙。这个家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直有迁徙的情况, 《新唐书》卷129《崔沔传》说:“崔沔字善冲, 京兆长安人, 后周陇州刺史士约四世孙, 自博陵徙焉。”范阳卢氏, 《旧唐书》卷100《卢从愿传》记载:“卢从愿, 相州临漳人, 后魏度支尚书昶六世孙也。自范阳徙家焉, 世为山东著姓。”此后还可见到其徙家事例, 如《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记载:“卢怀慎, 滑州灵昌人。起先家于范阳, 为山东著姓。祖■, 为灵昌令, 因徙焉。”陇西李氏, 《旧唐书》卷81《李义琰传》记载:“其先自陇西徙山东, 世为著姓。”查《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表上》, 可知陇西李氏姑臧房远祖在北魏初已出任山东河北地方官员, 始祖李承任北魏荥阳太守, 封姑臧穆侯, 无疑已迁籍。武阳房李大量之曾祖李琰之, 任北魏度支尚书、侍中, 也已迁入京城。

   21 《唐会要》卷36《氏族》。

   22 《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二年正月”条。

   23 《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四年六月”条。

   24 《唐会要》卷36《氏族》。

   25 《资治通鉴》卷192“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条记载:“唐初, 士大夫以乱离之后, 不乐仕进, 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 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至是尽省之, 勒赴省选, 集者七千余人。”

   26 《旧唐书》卷190上《文苑上·崔行功传》记载:“崔行功, 恒州井陉人, 北齐钜鹿太守伯让曾孙也, 自博陵徙家焉。”《新唐书》卷201《文艺上·崔行功传》记载:“崔行功, 恒州井陉人。祖谦之, 仕北齐, 终钜鹿太守, 徙占鹿泉。”

   27 《唐两京城坊考》卷2记载:“ (西京) 崇义坊。博陵郡王崔元■宅。”

   28 分别见《旧唐书》卷111、99和《新唐书》卷121本传。崔日用传称其“滑州灵昌人, 其先自博陵徙家焉。进士举。”崔日用与崔日知的宅邸, 都在洛阳, 《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 (东京) 宁人坊。并州大都督府长史、赠吏部尚书、荆州大都督崔日用宅”;“ (东京) 宽政坊。太常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崔日知宅。”

   29 《新唐书》卷99本传, 崔■宅邸在洛阳遵化坊。 (见《唐两京城坊考》卷5)

   30 《旧唐书》卷88《陆元方传》。

   31 《新唐书》卷116《陆元方附陆余庆传》。

   32 《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 (东京) 康俗坊。太子詹事陆余庆宅。”卷3记载:“ (西京) 大宁坊。太子詹事陆余庆宅。”

   33 《新唐书》卷198《儒学上·孔颖达传》。

   34 《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 (东京) 尚贤坊。左卫将军、范阳郡公张知謇宅。”

   35 《旧唐书》卷85《张文■传》。

   36 (唐) 林宝撰, 郁贤皓、陶敏整理, 孙望审订, 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 (中华书局, 1994年) 卷9记载:“段, 文帝时, 段印为北地都尉;曾孙招, 生会宗、贞。会宗, 金城太守。贞, 武威太守, 子孙始居武威, 九代至■”, “■阳, 司农卿、赠太尉、忠烈公段秀实, 本武威。”

   37 《魏书》卷7下《高祖纪》。

   38 见《隋故东宫左亲侍卢君墓志铭》, 收于《唐代墓志汇编》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 第212—213页。

   39 《故南充郡司马高府君夫人杜氏墓志铭并序》, 收于《唐代墓志汇编》下, 第1660页。

   40 《隋唐嘉话》卷中,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9年。

   41 参阅程千帆《唐代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

42 唐代官方及个人文章中, 经常提及科第出身者免租役问题, 如《唐大诏令集》卷70《南郊赦》说:“名登科第, 即免征役。”《全唐文》卷866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说:“且敕有进士及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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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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