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20-05-11 2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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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昇  
而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

   迁居城市的士族趾高气扬, 但背后却是他们正在丧失乡村宗族的依托, 逐渐失去聚众而起呼啸一方的能力, 在以利益交换为根本原则的官场, 不管他们如何惨淡经营, 盘根错节,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都成为软弱的个体, 靠职位获得权力呼风唤雨, 成为官僚, 一旦被罢黜, 便失去往日威风, 只能黯然退隐, 无法兴风作浪。

   废除九品中正制, 地方官由中央任命, 是隋唐两代一直坚持的政策。隋文帝设进士科, 经过几代人的完善, 成为唐朝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手段, 地方大族对铨选无从置喙。国家长期实行科举制, 效果远远超出当初将选举用人权力收归国家的预期目标, 一百多年以后的大历初年, 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回首评估隋唐人事制度的变革, 说道:“隋氏罢中正, 举选不本乡曲, 故里闾无豪族, 井邑无衣冠, 人不土著, 萃处京畿, 士不饰行, 人弱而愚。”47科举制对士族社会的震撼, 就在于使人才从士族的乡村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 造成“人不土著, 萃处京畿”, 乡村则“里闾无豪族, 井邑无衣冠”, 宗族在政治上弱化了。当然, 其代价也极为巨大, 文化被功利化而世俗化, 士人本应具有的独立求真的品格被压抑而扭曲, 不惜出卖学问以迎合权势, 换取一官半职, 面目庸俗, 故“士不饰行, 人弱而愚”。

   其实, 当士族认同权力文化, 并积极以学干禄的时候, 这种结果已是时间问题了。因为科举从来就不是独立的文化考试, 而是检验权力文化的游戏, 没有真正客观的学术标准, 也没有太多的公正和公平。因此, 身处京师便能懂得科举文化及其游戏规则, 懂得如何把学术迎合权力, 而且还可以打探消息, 得到种种便利。更深一层, 科场是官场的折射, 官场用关系与帮派拼缀编织, 科场自然不能例外。士子在京城奔走权门, 互相援引, 博取声誉, 以跃龙门。考取之后, 更需要各种关系提携, 才能顺利通过吏部铨叙, 踏上仕途。这中间说不尽的机关窍门, 身处京城当然占取莫大的优势, 后面将会谈到, 实际上不少士族徙居两京或中心城市之后, 往往科场得意, 家族人才辈出, 道理就在于此。

   第三, 士族向城市迁徙的进程在隋唐时代大大加快,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官员的经济生活得到确实保障。上面已经分析了城居士族在当地置业经营的情况, 这里再略述其任职而获得收入的方面。

   南北朝至隋唐时代, 官员的俸禄变化很大。北魏初无官俸, 官吏各显神通, 这里来看一个地方官的实例, 《北史》卷21《崔宏附崔宽传》记载, 崔宽任陕城镇将, “三崤地险, 人多寇劫。而宽性滑稽, 诱接豪右, 宿盗魁帅, 与相交结, 倾衿待遇, 不逆细微, 莫不感其意气。时官无禄力, 唯取给于人, 宽善抚纳, 招致礼遗, 大有取受, 而与之者无恨。”地方官要依靠豪右来实施统治, 甚至连俸禄也要靠人供给, 政治自然无法清明, 贪污受贿成风。士族出身的官员, 生活往往需要自家接济, 故与宗族的联系密切而坚强。北魏孝文帝改革, 百官给禄, 但实际上断断续续, 很不稳定, 且为年俸。北齐百官给禄, 朝官最低的从九品仅有二十四匹, 按帛、粟、钱各三分之一的比例支给, 同样是年俸。隋朝京官给俸最低至从八品, 五十石;地方官至下下县六十石, 地方俸禄只给刺史二佐及郡守、县令。下级官员如果只靠官俸, 则生活相当拮据。

   唐朝初年, 国库空虚, 国家给公廨本, 让官司去交易生利, 分作官俸。高宗永徽元年 (650) , 以各州租脚价充京官俸料, 也就是由国家来支付京官俸禄, 发放日益稳定。地方官俸禄的实际情况难知其详, 兹举一例:“高智周, 常州晋陵人。少好学, 举进士。累补费县令, 与丞、尉均分俸钱, 政化大行, 人吏刊石以颂之。”48地方官的实际收入, 似乎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开元二十四年 (736) 官俸改革:“百官料钱, 宜合为一色, 都以月俸为名, 各据本官, 遂月给付。”数额从一品三十一千文至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文。49白居易《再授宾客分司》称:“俸钱七八万, 给受无虚月。”两相对照, 可知按月给俸的制度是确实执行的。中晚唐时代, 地方官的实际收入除了法定俸料之外, 还有法令规定以外被认为是正当收入的部分, 因此要高于中央官员50。官员有此稳定且不菲的收入, 可以在城市安居, 加上都市优越的生活环境, 都推动着士族加速向城市转移。

  

   四 “安史之乱”以后士族向城市的迁居

  

   士族向城市的迁徙, 在“安史之乱”后, 短时期内出现反复, 而后又回归常轨, 此间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兹分为变异期和后期, 依次叙述。

   变异期 (“安史之乱”时期) 安史乱起, 城市成为争夺的目标, 化为战场, 士族向城市迁徙的进程自然被打断, 反倒出现了由城市向农村的回流。这里先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安史叛军占领河北大部, 忠于唐王朝, 以及对安史军政心怀恐惧或不安者, 纷纷出逃, 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就是留在北方, 这是第二种情况。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第一, 出逃。

   大批出逃者, 首先选择唐朝控制的南方, 尤其是江淮流域。《旧唐书》卷148《权德舆传》称:“两京蹂于胡骑, 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全唐文》卷529所收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亦称:“天宝末, 安禄山反, 天子去蜀, 多士奔吴为人海。”既然称作“人海”, 则可以知道其数量众多, 兹举若干事例。

   上揭权德舆父亲权皋, 避安禄山之乱, “因家洪州……知名之士如李华、柳识兄弟者, 皆仰皋之德而友善之。”据此可知, 洪州为南奔士族的一个去处51。李华和柳识均为大士族:李华出自赵郡李氏。出自赵郡李氏的还有李翰, “天宝中, 寓居阳翟。”52柳浑母兄即柳识, 先祖出自河东柳氏, 后迁徙襄州, 六世祖曾任梁朝仆射。出自河东柳氏的还有柳镇 (柳宗元父) , “天宝末遇乱, 奉母隐王屋山, 常间行求养, 后徙于吴。”53出自河东裴氏的有裴延龄, 《新唐书》卷167本传载其“乾元末, 为汜水尉, 贼陷东都, 去客江夏”。

   像赵君李氏、河东柳氏之类天下名门, 还可以举出博陵崔氏54、范阳卢氏55、弘农杨氏56等等。一般士族南逃者, 比比皆是:京兆韩洄, 《新唐书》卷126本传记载:“安禄山乱, 家七人遇害, 洄避难江南, 蔬食不听乐。乾元中, 授睦州别驾, 刘晏表为屯田员外郎, 知扬子留后”;定州齐抗, 《旧唐书》卷128本传记载, 他是平阳太守齐□的孙子, 定州义丰人。“少值天宝乱, 奉母夫人隐会稽。寿州刺史张镒辟署幕府。”

   第二, 留居北方。

   安史乱中, 也有许多士族留在北方, 如荥阳郑瑜, 《新唐书》卷165本传载其“少孤, 值天宝乱, 退耕陆浑山, 以养母, 不干州里……大历中, 以讽谏主文科高第, 授大理评事”。后任官至宰相, 定居于京城。清河崔从, 《旧唐书》卷177《崔慎由传》载其“少孤贫, 寓居太原, 与仲兄能同隐山林, 苦心力学。属岁兵荒, 至于绝食, 弟兄采□橡实, 饮水栖衡, 而讲诵不辍, 怡然终日, 不出山岩, 如是者十年。贞元初, 进士登第, 释褐山南西道推官, 府公严震, 待以殊礼”。后徙家于京城。范阳卢群, 《新唐书》卷147本传载:“群尝客于郑, 质良田以耕。”一般士族留下来的更多, 不再例举。

   综合上述两方面, 可以对该时期的基本倾向做一归纳:首先, 动乱爆发, 居于城中的士族不得已出逃, 却不逃回原籍地, 而是成批逃往南方。留在北方者虽为大族, 却也是隐遁避难。和往昔相比, 那种世家大姓于动乱中率宗亲、聚流民、筑坞壁以割据一方的景观已成旧梦, 乡村不再是士族的根据地, 而只是临时避难所。由此可证, 士族长期徙居城市后, 与乡村宗族同舟共济的关系已经基本消失。而乡村的宗族因精英的不断流失, 也已经无法发挥太多的社会政治影响。城市士族无根化、乡村宗族庸俗化, 这才是士族门阀政治走向全面衰落的根本原因。

   其次, 逃到南方的士族, 基本上还是奔往城市, 如上面提到的洪州。此外, 如富裕的会稽, 《全唐文》卷783所收穆员《鲍防碑》称:“自中原多故, 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 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再如荆州地区, 《旧唐书》卷39《地理志》说:“自至德后, 中原多故, 襄、邓百姓, 两京衣冠, 尽投江、湘, 故荆南井邑, 十倍其初, 乃置荆南节度使。”士族迁居城市的大势并无改变, “安史之乱”只是暂时改变其方向。

   再次, 无论在南在北的士族, 都期盼国家重新安定, 好再登科第, 重踏仕途。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 他们大多还是通过仕进回归以往向中心城市迁移的主流。所以, “安史之乱”带来士族迁徙的转向只是暂时的现象, 而且也没有改变士族向城市迁徙的潮流, 因此, 只能作为异变来评估。

   上述“安史之乱”时士族的流向, 反映出盛唐城市繁荣的背后是士族的根本性衰落。和暴力革命相比, 士族向城市迁徙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其作用却是根本性的, 所造成的趋势难以逆转。士族失去乡村的根基后, 从经济来源到政治社会地位都越来越依赖于国家, 故其根本利益同国家日趋一致, “安史之乱”时, 没有出现士族趁火打劫闹独立的情况, 而是拥护朝廷共同御敌。道理就在于此。

   “安史之乱”中士族无所作为, 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以宗族为基础, 兼具城乡两方面影响的士族政治社会没落, 取而代之的国家官僚政治社会迅速成长, 唐宋社会变革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完了一大段路程。衰落中的士族一心期盼着国家重新统一安定, 恢复往日的荣耀。士族阶层作为国家专制集权的制约, 已经转变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力量, 吴越同舟。因此, 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 无论出逃的还是回流乡村的士族, 又都重回原轨, 依旧涌向城市, 继续走完士族衰萎的路程。

   后期 (中、晚唐时期) 安史乱平, 士族向城市的迁徙又基本回复常态。但此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择要而言, 国家对社会生活全面介入和行政控制的政策, 发生了质变。形成于分裂动乱年代的国家土地制度——均田制彻底崩溃, 在此基础上依靠行政手段建立的租庸调税收制度、军事方面的府兵制度, 纷纷瓦解。国家在财政税收上越来越依赖于市场, 兵丁依赖于招募, 不得不减少对社会生活的人为管制, 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政策观念发生重大变化, 即由以往基于政治考虑的严格、静态管制, 向顺应社会发展的动态管理转变。因此, 许多人为设定的框框被打破, 经济多样化发展, 城市日益繁荣, 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变迁。

   在文化方面, 国家的科举政策也有了许多新变化。从原则上说, 是对更广阔的地域和更多的社会阶层开放。首先, 在程序上, 以前必须于本贯投牒取解, 现在取解不再受籍贯的限制, 例如京兆、同、华地区举送者及第的可能性大, 士子就会更多到这些地区取解;如果在某地不能取解, 他们还可到另一地取解。57其次, 对参加科举人员出身限制方面颇有放宽, 原来不得预于士伍的工商子弟和胥吏可以参加科举, 选拔的区域也由北方扩大到南方58, 选拔的对象和空间都大有扩展, 地域与阶层的界限在相当程度上被打破了。与此相反, 开元年间颁布《循资格》以后, 流外入流和门荫的限制更趋严格, 科举及第基本上成为任官所必须具有的资格。这些措施都进一步促进士族向京畿与中心城市迁移集中。

前已述及, 居住于两京者, 在科举方面颇占优势。《唐摭言》卷2“京兆府解送”条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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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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