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2 次 更新时间:2020-05-11 2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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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昇  
有薛举、李轨、罗艺、梁师都、李勣、王世充、沈法兴、朱粲、李子和等。起自民间者不占优势。

   初期的反抗, 以逃避力役、军役和谋生存为目的, 主要由起自乡村的人来领导, 然而, 如瓦岗军领袖由翟让变为李密所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 领导权日渐转入士族手里。当初逃兵役、反暴政的民变, 以杨玄感反叛为分水岭14, 演变成为推翻隋朝的政治斗争, 士族阶层并没有被铲除, 他们经过分化集结, 重新左右改朝换代的进程。

   其次, 士族武装主导下建立的新王朝, 仍以门阀士族为其政治基础。就唐朝君臣的出身而论, 其浓厚的士族特色, 甚至超过前代, 故唐高祖李渊颇引以为豪, 多次提及:

   武德元年, 高祖尝谓内史令窦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 吾与公家咸登此职, 今我已为天子, 公为内史令, 本同末异, 无乃不可乎?”威曰:“臣家昔在汉朝, 再为外戚;至于后魏, 三处外家。今陛下龙兴, 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 位忝凤池, 自惟叨滥, 晓夕兢惧。”

   三年, 高祖尝从容谓尚书右仆射裴寂曰:“我李氏昔在陇西, 富有龟玉, 降及祖祢, 姻娅帝王, 及举义兵, 四海云集, 才涉数月, 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 多起微贱, 劬劳行阵, 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 历职清要, 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惟我与公, 千载之后, 无愧前修矣。”

   唐朝君臣, 士族比例之高, 相当突出:

   苏氏议曰:创业君臣, 俱是贵族, 三代以后, 无如我唐。高祖, 八柱国唐公之孙, 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 娶周太师窦毅女, 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 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 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 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 并是贵胄子弟。比夫汉祖、萧、曹、韩、彭门第, 岂有等级以计言乎?15

   显然, 隋末民变没有打破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农民的反抗运动固然铲除了一批世家大族, 但同时也崛起一批新贵;虽然暂时调整了生产关系, 但由于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有限, 即使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 获得土地的农民也将重新分化。豪强大族的普遍出现虽说是魏晋南北朝动乱的结果, 其实也包含着生产方式的必然性。以为一两次农民起义就能扫除门阀政治, 不切实际。只有社会变革的各种条件成熟, 暴力革命才有可能促其成功, 否则, 滥用暴力往往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倒退的结果。

   以上考察说明两点。第一, 隋末民变的结果只是完成了士族阶层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 却没有改变士族政治的格局。激起民变的原因是隋炀帝滥兴军役, 而反对隋炀帝暴政的政治目标得到了从士族到百姓的普遍响应, 因此这次民变对士族的冲击以及调整生产关系的作用不大, 以此作为士族政治消亡分界线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二, 唐朝仍然是由士族建立并以士族阶层为政治基础的王朝。

   暴力革命在历史上发挥关键作用的情况, 并不是暴力本身造成的, 而是社会变革的内在条件成熟所致。因此, 要彻底改变士族政治的局面, 关键仍在于促成社会变革的内在条件成熟。根据上节分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阶层的基本特点, 国家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力促其变。

   其一, 必须建立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政府及法律体系, 加强国家的公共职能, 把乡民从武断乡曲的士族豪强的控制下争取出来。

   其二, 要大力办学兴教, 奖掖学术, 确立国家在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权。

   其三, 发展经济, 尤其是要促进商品流通, 贸易繁荣, 建设一批区域性新兴城市, 将地方优秀分子不断吸收到国家体制内, 刺激乡村士族大量移居城市, 逐渐同乡村脱离, 而失去地方根基。

   这三者紧密联系, 共同作用, 不可或缺, 推动社会发生深刻的质变。这种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进程, 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但其作用是持续不断的, 虽然看不到雷鸣电闪般的力量宣泄和物质摧毁, 却造成不可逆转的变革, 更加坚韧有力。

   历史中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呢?隋唐王朝建立后, 国家重建新的统治体制, 励精图治, 实现了上述的第一点。关于第二点, 科举制度的创立、国子六学等教育体制的重建, 以及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诠释, 确立了国家对文化的主导权。因此, 如何将士族精英分子从乡间成功地吸引出来便至关重要, 而这有赖于经济的发达。前已述及, 魏晋以来的国有土地制度, 是特定的社会动乱时代的产物, 其对经济的静态、严格统制, 到和平建设年代就日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成为障碍。隋文帝时代, 国家授田已经难以为继16;武则天末年, 浮逃户大量出现17, 盛唐时期, 均田制实际已经瓦解, 市场繁荣, 城市蓬勃发展, 士族加速向城市移动, 深刻的社会变化潜流涌动。在此进程中, 科举制起到了不断把地方大族优秀分子吸收到国家体制内、迁徙于城市之中的重要作用, 不但有利于打破门阀政治、提高官员素质, 而且还具有促进社会阶层变动和使社会发展趋向均质的重要意义。当然, 也以学术独立精神的扭曲为代价。

   关于唐朝政治与科举制、官学制度, 以往研究甚多, 精彩纷呈。而对于士族向城市的迁徙及其意义, 甚少关注。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18, 罗列十姓十三家著房著支向两京籍贯迁徙的情况, 称之为中央化, 认为中央化的士族官僚化而失去地方性。这项研究是有价值和启发的。我以为, 士族的迁徙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 既有向中央的集中, 也有向地方的转移, 总的来说, 是从乡村向城市移动19。如果把这一现象同社会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研究, 则其意义就远远超出士族本身, 考察士族迁居城市后与本籍地宗族的关系及对双方的影响, 可以看出这种迁徙是如何造成士族政治社会的衰落, 进而从一个侧面探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

  

   三 盛唐以前士族向城市的迁居

  

   和平年代的人口流动, 与动乱时期恰成对照, 士族阶层中的精英分子逐渐向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集中, 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加快。

   北魏政权安定之后, 已经出现不少华北士族逐渐与政府合作, 任官内外而向城市迁移的倾向。崔、卢、李、郑、王、杨、高等北方代表性士族, 其上层分子均参加到胡族政权中, 并不断从原居地迁徙出来20。迁徙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因为任官, 故其迁入地一般以长安、洛阳等京畿地区为主;若非担任京官, 则迁入任职所在的城市。后一种情况, 多见于地方性士族。然而, 由于仕宦以外的迁徙途径少, 且任官的数量也有限, 所以迁居城市的士族不多, 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不大。而且, 士族对任官的评价不高。《北史》卷33《李孝伯传》记载:

   李孝伯, 高平公顺从父弟也。父曾, 少以郑氏《礼》、《左氏春秋》教授为业。郡三辟功曹, 并不就, 曰:“功曹之职, 虽曰乡选高第, 犹是郡吏耳, 北面事人, 亦何容易。”州辟主簿, 到官月余, 乃叹曰:“梁叔敬云:‘州郡之职, 徒劳人耳’。道之不行, 身之忧也。”遂还家讲授。

   这种士族的清高, 与其不依赖于国家, 拥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影响的实力地位密切相关。

   唐代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唐太宗修《氏族志》, 确立了由中央政府来排比确定士族地位高下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 意义深远。唐太宗曾一语道破修《氏族志》的目的:“我今定士族者, 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 垂之不朽。”21其“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22的原则, 被以后的君主所遵循。当然, 《氏族志》最终还是将山东大姓崔民干列入三等, 国家与士族相互妥协。高宗、武则天修《姓氏录》, “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 凡九等。于是士族以军功致位五品, 豫士流”23, 明显是太宗政策的延续, 但做得更加彻底。国家对士族社会的强行介入, 表明自隋朝厉行中央集权化以来, 国家的政治权威一直在加强, 并已居优势地位。所以, 即使士族对武则天的做法颇为不满, “入谱者, 缙绅士大夫咸以为耻。议者号其书为《勋格》”24, 却也只能发发议论, 而无力扭转局面, 甚至连太宗时代朝廷的让步妥协都得不到。

   国家权力的伸张与士族政治的衰落, 是此消彼长的过程。从士族本身的原因来说, 其精英分子不断迁往城市, 影响至为重大。

   士族大量迁入城市过程, 贯穿于整个唐代。其间曾因为“安史之乱”而一度扭曲方向, 旋又回归大势, 城市犹如巨大的吸盘, 把乡村社会的文化、政治精英源源不断地吸引而去, 彻底改变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保存于民间的局面, 确立城市对乡村的文化优势, “学而优则仕”同时也成为“学而优则入居城市”, 留在乡村者越来越受轻视。此人才流动之势, 后世亦不能改。

   唐代士族向城市的迁徙可以“安史之乱”为界, 分为前、后两期, 而以“安史之乱”为变异期。变异期属战乱的特殊年代, 且时间不长, 故与后期同节论述。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前期 (盛唐以前) 唐朝建立并巩固之后, 各地士族逐渐改变观望逡巡的态度25, 纷纷出仕。作为士族阶层标志性的“天下名门”, 几乎无一不有任官内外的事例, 最早支持李唐创业者, 可举博陵崔氏的崔民干, 唐高祖登基, 即被任命为黄门侍郎, 掌机要。

   博陵崔氏各房, 因任官而先后迁居。大房之崔行功, 曾祖北齐钜鹿太守崔伯让时, 已自博陵迁居恒州井陉。祖父崔谦之, 任北齐钜鹿太守, 再迁徙至鹿泉。26族侄崔玄玮为武则天及中宗朝宰相, 家居长安崇义里27。这一房在初唐已被视为长安人, 故《旧唐书》卷187下《崔无传》称他“京兆长安人也。本博陵旧族”。

   第二房的崔沔, 《旧唐书》卷188本传记载:“京兆长安人, 周陇州刺史士约玄孙也。自博陵徙关中, 世为著姓。”后又迁徙至东都, 故本传又称:“睿宗时, 征拜中书舍人。时沔母老疾在东都, 沔不忍舍之, 固请闲官, 以申侍养。”可知其家族已在洛阳定居。

   博陵崔氏各房各支, 几乎都有因为当官而迁徙的事例, 如第三房的崔光远, 崔日用及其堂兄崔日知28;安平房的崔仁师, 其孙崔湜等29。

   与博陵崔氏同为天下名门的清河崔氏、赵君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渤海高氏、河东裴氏、薛氏、柳氏和彭城刘氏, 都有许多向城市迁徙的情况。南方的大姓, 如吴郡陆氏、兰陵萧氏等, 同样也向中心城市转移, 兹举一例:

   陆元方, “苏州吴县人, 世为著姓……举明经, 又应八科举, 累转监察御史……长寿二年, 再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其子陆象先, 应制举, 景云年间, 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30。《唐两京城坊考》卷3“西京安兴坊”条记载:“西门之北, 户部尚书陆象先宅。”可知陆家最晚在陆象先时已定居于长安了。但若考察陆氏其他人的情况, 则可看出陆氏家族更早就不断地向城市迁徙, 例如, 陆元方的从叔陆余庆与陈子昂、宋之问等人为友, “举制策甲科, 补萧尉。”31武则天时代, 从苏州移居洛阳、长安32。

除了上述天下名门, 地方领袖的世家大族也出现向城市迁徙的趋势。例如, 唐朝著名学者孔颖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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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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