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进入专题: 中国   欧洲   长江三角洲   经济发展   比较历史  

彭慕兰   史建云  
就卡路里总量看, 1790年前后中国每个等成年男性仅从谷物中获得的2 651千卡 (Pomeranz2000, 39) ——江南或许更高——就足以与英格兰从所有食物中获得的2 700千卡相比 (Fogel 1992, 268—269) 。

   在摆脱了黄的英格兰农村工人的膳食极不典型的观点后, 我们可以转向比较一般的消费。这里我与黄相反, 认为农村无产者的消费模式在英格兰可能比在江南代表了社会中更大的比率。在这个问题上最好的指标是, 人口中有多大部分其收入接近于农业工人的收入。林德尔特和威廉森估计以“从事耕作的劳动者”为家长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31英镑;占总户数48%以下的各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40英镑, 其中将近20%的乞丐和游民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仅有可怜的10英镑 (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400—401) 。因而大约有50%的家庭收入为农业工人家庭的1.3倍或以下, 这底层的50%的家庭平均收入为22英镑, 即低于务农劳动者收入的30%。将近75%的家庭收入是农业工人的1.8倍 (55镑) 或以下;这一巨大的群体平均每年挣30镑, 略低于农业工人的平均数。

   江南大部分居民是佃农和/或自耕农, 他们的收入超过无地雇工的幅度可能更大。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甚至佃农每天工作的收益也相当于农业工人的3倍。使用强烈偏向雇工的假设,我们可以把家庭收入的差距缩小到2.2∶1, 但仍然使江南佃农 (自耕农则更不容置疑) 高于农业工人的幅度远远超过英国25%以外的所有家庭高于“务农的劳动者”的幅度46。

   所以, 研究黄的问题从经验上加强了我的立场。江南和英格兰工人的膳食以及他们的收入花在粮食上的比重都是相似的。江南的大部分人 (佃农和小农) 吃的或许多少比无产者好, 也能买得起更多的粮食以外的其他物品。英格兰的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 (1801—1803年, 位于下层的48%的家庭挣到国民名义收入的11.5%, 下层73%的家庭合计占24%。据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401—402页计算) , 城里人的膳食也不比农村人好。城市工人或许的确把他们收入中的更大部分花在非食物商品上, 但这通常代表城市的生活费用更高, 而不是生活质量更好。

   如果江南约15%的居民是乞丐和游民, 另外15%是无地的雇工——两个数字大概都偏高47——可以认为两个社会中最下层的30%人口生活同样悲惨。但英格兰还有20%的人收入平均只比农业工人高30%,另外25%的人平均高出不到80%, 而在江南, 收入可能远高于农村无产者的人群会迅速扩大。因而, 江南社会中接下来的45%可能生活得更好。从那一水平向上, 英国人的收入增长迅速, 以至这顶层的1/4中大部分人可能比江南人生活好, 或许甚至足以使全英国的人均收入及消费超过江南。最近的研究表明, 英格兰的收入分配甚至比上文所用的名义收入数字更不平均 (Hoffman, Jacks Levin, and Lindert 2002, 341—343) ,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定, 当然也没有偏向。对这一广泛的尽管是有缺陷的资料, 黄仅仅是提出了简单的反对。

   在能够更全面地证实我对消费问题的看法是否正确之前, 肯定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值得一提的是, 事实上我确实说明了18世纪西欧最富裕的地区在很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并且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2000a, 153—157) , 我也希望我的书将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做出贡献。然而, 黄坚持认为在进行任何详细研究之前已经知道答案, 这样只会使我们一事无成, 而对纺织品这一重要问题, 我认为始终有相当稳固的基础。

   在我看来, 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巧妙地解释了黄对他们获奖作品批评中的很多误差。他们的计算, 即如果采用黄首选的出生率数字——这对他认为人口控制是通过马尔萨斯压力而不是生育控制的观点非常重要——并把它与我们知道的死亡率结合, 中国人口就会从1700年的2亿到1900年超过100亿, 作为对黄关于社会及人口动力全面叙述的一个驳斥特别引人注目 (Jams Lee, Wang Feng, and Cameron Campbell 2002, 603) 。

   然而, 这里值得加上一两个非常具体的与我自己著作相关的较小的要点。黄对一个马尔萨斯主义的死亡驱动的中国人口史的偏好留给我们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 特别是在关系到江南时。我们知道这一地区从1750年到1850年人口几乎没有增长, 同时全中国人口可能翻了一番48;甚至黄可能也会同意, 江南有中国最高的生活水平。如果生育控制不起作用, 能否得出这个特别繁荣的地区也有比这个国家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死亡率的结论?当然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伊懋可 (Mark Elvin) 最近提出, 一些边疆地区的居民比江南居民更长寿, 尽管生活更贫困, 因为那里一直有无主的资源使他们能够在迫切需要时倚之生存 (1999, 142—173) 。但即使这种情况最终证实对某些边疆地区来说是事实, 黄是否需要实际证明它对于华北平原或长江中游人口密集地区来说也同样是事实?因为这些地方在这些年中也经历了比江南更为迅速的人口增长 (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遭遇了更多的灾难) 。这里肯定也存在着尚待解决的难题, 迫切需要有新的数据, 但黄先验地推论内卷化必然推动这段历史, 导致了不真实的结论。最后,就我们确实想使人口成为这段历史一个重要动力的意义上说, 像我所做的那样, 以1750年以后中国很多不发达地区非常迅速的人口增长为焦点, 而不是以江南本身相当缓慢(约1393—1750) 并且后来极为缓慢 (约1750—1850) 的人口增长为焦点, 是否没有意义?

  

   四 回到大背景来:19世纪及其后

  

   重新解释现代经济的诞生比重建18世纪经济的各种细节必然需要更多的推测, 但对这些细节新的理解使这个任务成为必要。在一系列引起争论的文章中, 杉原薰 (Kaoru Sugihara) 把最近500年全球经济史分成了三个阶段, 帮助把人口、劳动密集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放入一个新的视野中。如果这个世界结束于1820年, 他告诉我们, 一部此前300年的全球经济史就会以“东亚的奇迹”为主体, 它通过把劳动密集、节约土地和资源的技术结合在一起, 使数量前所未有的人口生活水平保持略有提高。英国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口或许通过一条不同的道路, 以人均水平衡量生活得稍好一些, 这可能值得在结尾处占简短的一章 (我还要加上一句, 根据最近发现的劳动投入增长方面的证据, 甚至这条英国的道路也要到更晚些时看起来才有所不同) 。到1945年, 这部大历史看上去完全不同了,与我们大多数人伴随成长的历史相似: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欧和新欧洲的成功, 这种成功以非比寻常的迅速的技术革命加上人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空前投入为基础, 使人均消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到2000年历史看起来又有所不同, 东亚再度提供了产出总增长中的大部分, 一些地区甚至以人均指标而论也追上了欧洲。杉原薰还指出, 东亚发展的新浪潮走过的道路,表现了东亚传统 (包括一场勤劳革命) 和欧洲特征的一种融合, 而不是简单模仿在西方起过作用的东西 (1996, 2000) 。

   杉原薰表述这个问题的方式提醒我们, 历史分期问题关系重大, 要说明贯穿一个时期的一条具体的道路在以后的时期怎样激活或 (特别是) 阻碍可能的发展必须非常小心。它也提醒我们, 尽管经济上的现代性最终必然要求以体现为新技术的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单位劳动力产出的增长——黄把这一点看作发展的全部内容——但实际上同样需要其他变革和很多可能的模式, 以及它们可能由以发生关联的顺序。这里值得考虑人口密集的日本的情况。

   黄勉强承认德川时期的日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证明一个劳动高度密集的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并不矛盾;然后他试图最小化这一事实的相关性, 说18世纪的日本没有出现人口增长, 而中国增长了不止一倍 (黄 2002a, 159—160) 。但真实情况是, 1750年以后的江南人口像1730年以后的日本人口一样增长得非常少;此外, 甚至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零增长之后, 畿内——日本最发达的地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仍然是江南的3倍左右49。尽管在某些方面日本的先进地区显得比江南更繁荣, 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它们或许更差, 例如人均食物供给, 看起来或是低于江南或是低于全中国的大部分估计50。所以江南并不需要与畿内完全同样的发展机会, 但它们很多共有的特征具有启发性——单位面积高产量、广泛的商业化 (尽管与中国或西欧大部分地区相比, 日本的制度在理论上看起来甚至更不像一个合乎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 、主要出现在农村家庭的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 等等——而畿内可能面临甚至更为强烈的地方性资源压力。

   那么, 为什么应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人口增长 (更不必说江南1750年以后极为缓慢的人口增长) 正在驱动一个必然走向灾难的内卷化过程?黄强调“19世纪中期”明显存在由战争、旱灾和其他灾祸“造成的可怕的生命损失” (2002a, 171) 。我对此并不否定。相反, 我认为能够使一个相当富裕的18世纪与无疑存在于20世纪初的普遍贫穷协调起来, 而对严酷的19世纪进行分析对我这个观点相当重要 (尽管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 衡量事物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的不同尺度———例如, 一方面是死亡率, 另一方面是非食物商品的消费———不一定按固定的顺序变动) 。但流血冲突和其他灾难的存在并不能单独确认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其根源, 比方说1914年到1945年间中欧和东欧的巨大杀戮及领土冲突, 不能实质上自动确定1914年以前的人口过剩 (很多当时人都意识到这一点)要对那些流血事件负责。现在我们回到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非常基本的并且至今未解决的问题上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19世纪政府的失败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政府的哪些部分 (有人可能会说明为什么要重视君主制、军队、满汉关系、地方行政或和丑闻时期及其后文职机构的更大影响———这些因素与黄和我研究过的各种一般民众的社会经济问题可能存在的联系程度会完全不同) ?我们是否应该集中注意帝国主义和鸦片, 注意各种社会和经济动力, 无论它们在某一方面可能起过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但对清代财政体系和行政管理结构施加了无法承受的压力, 因为这个体系没有发生足以与它们保持同步的变革;或者注意一个部分源于人口压力的社会经济生态危机?

   黄在18世纪后期中国存在大量极贫人口这一事实中, 看到了一个正在无情发展的社会危机的明显迹象。这当然是事实, 但这个事实早已存在, 并且当时到处都存在。他引用洪亮吉和陈宏谋的话, 他们认为情况正在日益恶化(黄2002a, 172—173) , 但是并不清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指的是江南;当时其他的人, 例如黄安 (Huang An, 音译) , 认为江南民众的物质利益不断改善, 甚而 (像陈宏谋在其他场合那样) 指责由于普通百姓生活放纵致使道德沦丧 (黄安 1816, 转引自Shih 1992, 160; 陈 1962, 68) 。简单地引证个别奇闻轶事不会使我们有太大进展, 如李、王和康在对黄的应答中所强调的 (2002, 601—602) 。在这一点上没有证据证明极贫人口的数目比总人口增长更快, 他们的处境越来越绝望, 或者在一个肯定不够完善的综合性劳动力市场中, 失业游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必然对那些确实有一块土地、一份可靠的租佃契约或其他有工作保障的人的挣钱能力造成向下的压力。

代替直接证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国   欧洲   长江三角洲   经济发展   比较历史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136.html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