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江南干革命”已有学者作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 (6) , 关于师范生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亦有很优秀的成果 (7) 。不过在这两条脉络里, 似都比较缺少清末民初革命可能性的积聚及和江南地区读书人长程社会演化之关联的分析。在笔者看来, 江南地区在清末之前虽无“师范生”, 却有着与师范生闹革命一定程度上类似的读书人社会流动的机制。即明清时代江南地区文风鼎盛, 人才众多, 但却限于学额, 很多士人虽才华横溢, 却往往失意于科举, 而后产生许多胸怀不平, 愤懑满腹的“游士”。台湾学者王鸿泰指出“明中期以后, 随着科举参与者得日益庞大, 上升管道相对狭窄, 士人之挫折与压力日重” (1) 。而从辛亥革命的进程看这群脱离了科举轨道的“游士”, 实际上具有相当强的革命性, 但同时其革命性像在南社诸人那里又是以传统文人的方式来表现的, 可以说是“另一种革命”, 这种革命往往表现在“绅与绅战”和有限度的“发动群众”。因此在江南或从清末开始, 一直在发生大大小小的由读书人主导的“革命”, 但却不太会发生类似农民暴动, 进而武装夺权这样的“暴力革命”, 此或是从长程来看, 在“江南干革命”的可推进之处。

　　 最后让我们以沈从文投射进自己影子的小说《知识》来再体味一番从清末民初读书人在城乡间社会流动的曲折与无奈:

　　 哲学硕士张六吉, 一个长江中部某处小地主的独生子。家中那份财产能够由他一手支配时, 年龄恰满二十岁。那年正是“五四运动”的一年。看了几个月上海北京报纸, 把这个青年人的心完全弄乱了。他觉得在小城里蹲下毫无意义, 因此弄了一笔钱, 离开了家乡。照当时的流行口语说来, 这个人是“觉悟”了的分子, 人已觉悟, 预备到广大的世界来奋斗的。他出外目的既在寻求知识, 十多年来所得到的知识, 当真也就很不少了。凡是好“知识”他差不多都知道了一点。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又出国在某国一个极负盛名的大学校里, 得了他那个学位。他的论文为“人生哲学”……他同许多人一样, 出了学校回国来无法插进社会。想把自己所学贡献给社会, 一时节却找不着相当事业。为人纵好, 社会一切注重在习惯, 可不要你那么一个好人。他心想:没有机会留在大都市里, 不妨事, 不如回到我那个“野蛮”家乡去看看吧。那野蛮家乡, 正因为在他印象中的确十分野蛮, 平时他深怕提起, 也从不梦想到有一天会再回转那个家乡。但如今却准备下乡了…… (2)

　　

　　 注释

　　

　　 11 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 收入《潘光旦文集》第十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116页。

　　 22 关于此可参见徐泓:《译者序》, 收入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13年。

　　 31 费孝通:《江村经济》,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 第102页。

　　 42 [美]卢汉超:《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及其现代意义》,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6期。

　　 53 转见[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李里峰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256页。

　　 64 参见张灏:《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 收入《张灏自选集》,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年。

　　 71 《昆山校长、教员、技师出身比较表》, 收入《昆山县教育统计图表附调查报告书》。

　　 82 3 4 收入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提名录初辑》,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2年。

　　 95 清华学校编:《游美同学录》, 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第123、124号。

　　 106 此书收入早期留美归国学生400余人的中英文小传。陆宜泰:《解放前陈墓留学生名录》, 载《昆山文史》第八辑, 1989年内部资料, 第201—208页。

　　 117 《本校师范生姓氏录》 (戊申上学期) , 《龙门师范学堂校友会杂志》第1期, 第26—38页。《本校师范生姓氏录》 (戊申上学期) , 《龙门师范学堂校友会杂志》第4期, 第18—23页。

　　 121 《本校毕业生姓氏录表》, 《龙门师范学堂校友会杂志》第1期, 第10—11页;《本学堂第三届三年简易科毕业生姓氏录》、《本学堂第四届三年简易科毕业生姓氏录》, 《龙门师范学堂校友会杂志》第4期, 第12—14页、第14—17页;《毕业生状况民国元年报告》, 《江苏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5期, 第131、137、139、141、145、155、163、165、169页。

　　 132 转引自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 载《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一期

　　 (1935年10月) , 第9—10页。这种趋势到了1930年代则愈加明显, 且越发体现出其“畸形”的性质。浦江清即发现:“松江旧称富庶, 比年五谷丰登, 米贱如泥。上海进口多舶来洋米, 因此输出之路绝。农人无以为生, 皆离陇亩, 向上海等都市跑, 田主大受影响。松江城中居民, 所谓上层阶级多半靠田租吃饭, 此一类人渐穷, 则市面繁荣不能维持矣。但今日松江城市反觉热闹者何故?因多战争, 四乡不靖, 四乡小康以上之家皆搬来城市居住, 又新筑松沪长途汽车路, 一小时可抵上海, 交通十分方便, 上海住家既昂而不舒服, 故在上海业工商者分住松江。故今日松市繁荣, 非本市人维持之, 迁来之人维持之也。此种现象为中国农村破产之一征”。氏著:《清华园日记》, 1933年9月3日条, 北京:三联书店, 1999年, 第85页。

　　 141 《求学的历程——邵汝干先生自传 (上) 》, 载《昆山文史》第五辑, 第94—95页。

　　 152 庄俞:《小学教育现状论》, 《教育杂志》1913年第3期。

　　 163 5 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的动员参与机制》,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 北京:中华书局, 2013年, 第88页;第89页。

　　 174 6 且这一扩张的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 据1934年浙江兰溪实验县的调查, 该地区小学有302所, 教职员达到800余人。冯紫岗编:《兰溪农村调查》, 杭州:浙江大学, 1935年, 第12页。

　　 181 转见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

　　 (1897—1937)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年, 第147页。

　　 192 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以吴江震泽为例》, 《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 第44页。

　　 203 柳存仁:《关于鸳鸯蝴蝶派》, 《人文中国学报》第5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第7页。

　　 214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 收入《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年, 第161、162、163、166 页。

　　 221 杨国强:《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北京:三联书店, 2008年, 第280页。

　　 232 像无锡礼社镇以薛姓头面人物居多, 其家族盛时“视礼社为其采色, 对于异性贫苦农民之保护救济, 引为己任, 而唐、吕诸族依傍薛姓地主, 俨若附庸。每遇灾荒, 薛姓地主常开仓施赈, 远及邻邑, 当永善堂初创时, 本为救济异姓贫民之用, 发月钱, 分年米, 薛姓无受施者。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 地主每有婚丧大事, 附近农民辄来服役, 视同天职, 事毕给酬, 必辞必谢, 一若恩赏。迨薛氏衰落, 地主与农民间之关系乃由亲而疏, 民国十六年后更日趋恶化”。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 收入《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 第167页。

　　 243 薛暮桥在1932年曾指出:“过去地主在以收租、放债等经济上之势力驾驭农民而已, 仅有甚少, 今则凭借党、政、团防、甚至民众组织, 对于农民之统治, 又加数重保障”。氏著:《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 收入《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 第160—161页。另可参见邓若华:《20世纪前半期常熟地方精英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 2004年。

　　 254 陈文熙:《对于全县教育之商榷》, 收入《常熟县教育状况》 (民国元年第一次调查) , 第1页。

　　 265 [日]岸本美緒:《序》, 《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 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9年。

　　 276 参见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

　　 1927—1945》, 载《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

　　 287 参见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 载《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年。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

　　 (1897—1937) 》。

　　 291 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 收入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年, 第130 页。

　　 302 沈丛文:《知识》, 《新与旧》,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45年, 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