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骏:入城又回乡——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社会流动的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 次 更新时间:2020-04-29 11: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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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骏  
然后又进北京, 去上海的例子。对于他们来说, 对村镇的认同和乡土的根源意识从其早年或就非常淡薄。而从其所受的新式教育看, 后天的塑造似也无从谈起。

   第二个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对于村镇权势结构的影响和压力。在清末民初“城乡渐趋分离”的新结构里, 新兴大城市的各种因子如经济、文化、教育等对小城市和村镇构成了持续性的影响和压力。吴元炳在《光绪苏州府志》的序言里即说“即郡城而论, 胥门郭郛, 曩时列肆如栉, 货物填溢, 楼阁相望, 商贾辐辏, 故老类能道之。今则轮船迅驶, 北自京畿, 南达海徼, 又不在苏而在沪矣。固时势为之, 有不得不然者乎?” (2)

   在1912年昆山学界读书人的城乡社会流动中清晰体现了前引史料所说的“时势为之, 不得不然”的特点。考察那些入过新学堂教职员的毕业处, 我们会发现上海龙门师范的毕业生达到13人, 苏州府城学堂的毕业生则有7人。而且在当时昆山一地的“最高学府”———县立高等小学内的10名教师里上海龙门师范学校毕业的有4人, 上海民立中学肄业1人, 上海理科专修学校毕业1人, 上海游戏体操专修科1人, 苏州府中学堂毕业1人, 苏省高等学堂预科毕业1人, 南京陆军中学修业生1人。足证大城市毕业生尤其是上海毕业生在1912年昆山教育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昆山当地的士人就曾生动地回忆起当年他报考上海龙门师范时, 新生录取名单会在江南人信之甚笃的《申报》广告上披露, 这对于清末民初的江南读书人来说无异于新的“金榜”, 因为“榜上有我名字, 不禁雀跃以喜。镇人传诵我镇又有一个进入龙门师范读书矣”!他自己也觉得“一登‘龙门’, 虽不能云身价十倍, 然而重要关键是决定我此后所趋的道路” (1) 。可见上海龙门师范在昆山当地的影响力之大, 而能入此学堂的读书人在昆山一地的社会流动中占据相当有利的位置, 并且其群体性的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十几年后昆山学堂和教职员的状况。

  

   三1925年昆山学堂和教职员状况分析

  

   1925年据《昆山县 (民国) 十四年度学事年报》中的各项表格统计, 当年昆山学堂共计115所。从学堂所在地看, 城校19所、镇校21所、乡校75所。教职员则有376位。

   通过1912年数据与1925年数据的比较, 我们会发现:第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学堂数量和相伴随的教职员数量的增加。到1925年昆山一地的学堂数量比1912年增加了69所, 镇、乡校的数量增加尤多, 教职员数量比起1912年要多249个位置, 总量上扩张近两倍。庄俞在《教育杂志》上就描述这个现象说:

   民国成立, 国事尚在争执之秋, 独小学教育骤见发达, 有一校学生数倍于旧额者, 一地学校十数倍于前者。南北各省, 大都如此。此又我国年来之佳气象也。记者欣喜之余, 敢进一言曰:今日小学之教育不患不发达, 实患无发达之能力, 又患无发达之人才。 (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纵向对比上, 1925年昆山的学堂与教职员数量相较1912年大量增加, 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其实并不算多。据王奇生的研究, 1923—1924年间湖南地区共有75县, 平均每县有小学203所, 有教职员446人。长沙、浏阳等县, 初级小学达到近千所, 湘潭、宁乡、平江、湘阴、灃县等县则有五六百所 (3) 。这一数据一方面证明了昆山学堂和教职员数量的扩张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4) ,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与湖南各县相比, 昆山无论是学堂还是教职员数量都还未达到湖南各县的平均数, 这一点或能推断江南各县尽管亦有较高的读书人“返乡率”, 这从“乡校”数目扩张最为巨大即可见一斑。但这一地区因其经济和文化优势, 读书人“走出去”而不回来的机会仍比内陆地区要更多。

   这一点我们如再结合1925年统计的昆山教职员毕肄业学校统计来看会更加清楚。在教职员可考的毕肄业学校中, 江苏省立第一师范21人, 龙门师范4人,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原龙门师范) 12人, 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7人, 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1人, 上海其他中等学校28人, 苏州其他中等学校10人, 南京中等学校8人, 北京中等学校1人, 其他地区中等学校30人, 大学毕业3人, 本县师范47人。如剔除本县师范, 则中等学校以上毕肄业者占到总数的33%。如加上本县师范, 则占到总数的45%。这一比例的意义在于已有研究者指出:1920年代在湖南小学教师中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是那些高小毕业因经济原因不能升学的“半知识分子” (5)。这一情况在1934年浙江兰溪县的调查中亦能得到呼应。其教职员中小学校毕业和全无资格者占到了约60% (6) 。但在1920年代昆山学堂的教职员群体里中等学校以上毕肄业者要多一些, 这或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由小学教师主导该地区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个可注意的是籍贯, 从教师籍贯看376名教职员中非昆山籍的为35人。分别为:吴县13人、青浦4人、太仓3人、嘉定3人、武进3人、浙江平湖2人、松江2人、宝山1人、上海1人、镇江1人、江阴1人、宜兴1人。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1912年昆山学界的地域流动特征。

   第三个可注意年龄和薪资。1925年昆山教职员平均年龄为30.71岁, 比起1912年的32.70岁下降2岁, 如考虑到基数的增长则平均年龄下降幅度更大。这种教职员年轻化的趋势在昆山的影响或不明显, 但在其他地区与暴力革命的生成与发动有较大的关系。而在薪资方面, 1925年昆山教职员的平均年薪是183.75元。这一数字低于1924年浙江调查的小学教师的年薪平均数200元 (1) 。亦可见当时教职员主要是小学教师低薪或为普遍状况。

  

   四结论

  

   本文主要着眼于“城乡”这一关键范畴来考察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的社会流动, 从此入手我们会发现清末民初的读书人的社会流动相较传统时代或有较大的改变, 其表现在:

   第一, 清末民初的江南出现了一批从乡村、市镇进入城市, 再进入大城市, 甚至于远赴国外的读书人, 这已为既往研究充分证明。对这批社会流动的“成功攀升者”来说, 同以往士人的社会流动最大的改变可能是明清时代进入城市的士人极有可能再回到乡村, 或仍与乡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有研究者指出:“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往往是双向的。许多人仅仅是在市镇寄居, 其老家还是在乡村里, 他们在城镇中住了一段时候, 以后又回到乡村……‘留着一个根在乡村里’也能有一个退路。即便那些职位高的上层士绅, 退休后更倾向选择行政中心居住, 他们仍定期, 不定期地回乡省亲扫墓, 仍关心着家乡的公益事业, 以守住乡土根基” (2)。但在清末民初的这批读书人进入城市后基本不会再回到乡村, 且与乡村基本断绝了联系。

   第二, 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 读书人社会流动的上升渠道不再是相对单一的学而优则仕, 而是拓展出各种各样的途径, 这些途径有的可能是全新的比如进入军队、有的是以往因其在价值观念中比较低微, 而不太愿意去做的事业比如从商、还有的则是一直即有, 但参与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的如从事地方政治、办理教育事业等。柳存仁就指出, 清末民初进入到上海都市的那批江南文人, 他们的职业或出身包括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大学生、日本留学生、中下级公务员以至高级官吏、军官、编辑、记者、律师、中医、说书人等等 (3) 。可见其立身方式在科举制废除后的多样性。

   不过, 本文要强调的是另一面, 即清末民初是一个变与不变交错互动的过渡时代, 前面所说的两点应该结合起来考察方有其意义。清末民初读书人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虽然很多依托于大城市, 但在小城、市镇和乡村同样也存在着不少的机会。江南小城、市镇、乡村里学校数量的拓展, 教职员位置的增加等均是比较充分的证明。更重要的是清末民初主要依托大城市所举办的新教育, 尤其是中学以上教育对于贫寒子弟的开放性, 相较于科举实有相当倒退。薛暮桥就发现在江南无锡一个市镇里“高级小学几已为地主所独占。至中学以上教育, 更完全无农家子弟插入之余地”, “中学学生每年约费二百元, 大学学生三百元, 一人所费, 与全家日常开支约略相等。子女成行之家, 竟有因此破产者”。而且在那个地方铁路未开通前“开明地主每年仅入城一次, 农民更墨守乡土, 终生未尝一睹都市文明者十之八九。其赴沪、宁、平、津各处者更如凤毛麟角, 全镇仅二三人而已” (4) 。

   因此, 市镇、乡村中社会流动机会的存在和新教育的结构性限制让当时读书人的城乡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仍和明清时代相似, 并非只有从乡村、市镇到城市这一个方向, 而是亦有大量读书人在入过城之后返回市镇、乡村。而目前学界似对这一方向上的社会流动关注并不够, 本文正是在此方向上做的一个尝试。而一旦我们进入到对这一个方向的社会流动的考察, 我们会发现其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轨迹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 在以往清末民初城乡社会流动的研究中, 不少学者基于读书人“入城不回乡”的预设, 很自然地推论出近代中国乡村中的最重要矛盾之一是原来的地方精英离开乡里, 地方社会被掏空, 然后地方社会上被一批素质低劣的“土豪劣绅”所把持。笔者承认此推论在某些地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但从本文揭示的很多读书人“入城又回乡”的现象看, 若简单地说地方社会被掏空未必十分确切, 这些“回乡”的读书人就其文化程度来说实未必“土”, 其回乡原初的意愿和行动也未必“劣”。不过近代以来城乡关系所形成的新结构很容易使他们从价值观到行动方式与以往士绅大不相同。因为这些读书人在大城市中学到的知识和养成的生活习惯已和小城、村镇里的人们格格不入;他们彼此之间又因行动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新旧中西分野而在地方上不断“召来仇神, 放手悍斗” (1) ;更重要的是对于乡里, 他们原本多以文化展示和做公益之事来体现其作为地方元气的价值 (2) , 进而较为隐秘地积累自己的各种资本。但此时却被时势推动着对身边之“公产”进行赤裸裸地占有攘夺, 并和各级政府勾结, 以行政人员之身份进入乡里, 直至激怒乡里 (3) 。民国元年常熟一位县视学曾说“此等市集为乡人日常聚集之所, 得之天然者” (4) 。而清末民初之后, 中国无数小城、市镇和乡村的一切恰恰都变得不再“得之天然”, 而是依附于城乡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支配关系。这些关系带来的是对地方社会各种形式的强行锲入。而这些“回乡”的读书人正是这种种支配关系强行锲入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与明末清初时代有其相似之处, 即处于一个种种秩序大变动的时代, 而且其变动更加广泛而深刻。因此, 正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所言:考查这样时代里的读书人的社会流动并不能与一般承平时代的社会流动作简单类比, 所谓“社会流动性”可能在近代能力主义的考察模式外有着更为复杂丰富的东西 (5) 。除了实际的社会地位升降外, 我们或要特别关注那些“入城又回乡”的读书人对于内心秩序和社会秩序解体的焦虑不安, 以及同时产生的对秩序确定性的执著追求。受这些情绪左右的地方读书人虽然其个体未必会对历史发展有何具体影响, 但他们会在不断的城乡社会流动中衍化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相, 这些社会相与较为稳定的社会体系所呈现的面相差异甚大, 成为了秩序大变动时代历史走向的背景和基础。

第三, 具体到本文研究的教职员群体来说, 因为昆山一地绝大部分学堂为小学, 教职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师范生。所以笔者尤其关心的是一个“20世纪中国革命如何在地方上成为可能”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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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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