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祖萍:《文心雕龙》修辞学理论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20-04-19 00: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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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祖萍  
注重结合《文心雕龙》全书的修辞学理论,即刘勰重视美文的同时,同时强调自然之说。不论哪种观点与见解,《文心雕龙》一书取名即重视文章修辞是毋庸置疑的。

   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刘勰取名《文心雕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书名一般来说能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书的内容和特点,应该说,《文心雕龙》书名本身隐含着的修辞学理念与全书的修辞学理论是一致的。文质兼备,是贯穿《文心雕龙》总的修辞原则,也是刘勰修辞学思想的核心。因此,刘勰对文采卓越、华实相宜的作家如孟子、屈原、曹植等极力推崇。但刘勰在申述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同时,针对齐梁以来的绮靡文风,崇尚自然之道,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在语言运用上,主张文章在具有华美的语言形式的同时,修饰文辞应符合自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关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解释《序志》篇“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时评论:“此与后章‘文绣鞶帨、离本弥甚’之说,似有差违,实则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贵修饰,特去甚去泰耳。全书皆此旨。”(27)詹锳等先生正是从这个角度对《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加以进一步的申说。因为刘勰主张“文章本贵修饰”,所以,刘勰在系统广泛地评述了历代的作家作品,分析其作品的成败与得失;总结创作经验时,对于汉魏六朝骈体文学中的许多代表作家作品及其重要修辞手段,都加以肯定;但对片面追求辞藻艳丽的齐梁文弊加以抨击,重视自然之旨,反对浮讹泛滥,故黄侃所云“去甚去泰”。总之,就书名本身提供的信息而言,《文心雕龙》言明文章艺术的构思要选择精美的文辞,这是学界的共识,如果结合《文心雕龙·序志》对其命名含义的进一步说明与《文心雕龙》全书一以贯之的修辞学理论,强调文质兼备,理想的美文以自然为宗的修辞学理论不言自明。

   《文心雕龙》一书从书名到全书都体现出对文章修辞功能的重视,《情采》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刘勰所生活的时代是极为重视语言形式之美的齐梁时代,文辞之美,是当时文章的重要审美标准。《文心雕龙》多次提到“修辞”一词,经统计,提到“修辞”这一术语有以下五次:

   《宗经》:“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修辞”指修饰文辞,修饰文辞要注重经书的语言范式。

   《祝盟》:“修辞立诚,在于无愧。”此处“修辞”指修饰文辞。

   《祝盟》:“立诚在肃,修辞必甘。”此处“修辞”也指修饰文辞,修饰文辞要美好和甘甜。

   《才略》:“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缛锦之肆。”此处“修辞”指修饰言辞或辞令。

   《才略》:“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飨,国侨以修辞扞郑,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郑大夫子产在晋楚争霸之际,内以礼法驭强宗,外以口舌折强国,郑国得以休养生息,孔子赞之为“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此处“修辞”指郑子产善于修饰言辞或辞令。

   可见,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的“修辞”这一术语,主要指修饰文辞言辞,但联系言及“修辞”一词的上下文,重视修辞立诚,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仍然与其文质论的修辞学思想一脉相承。

   现代修辞学的学者给“修辞”下的定义很多,但在通过修饰文辞、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这一点上达到了共识。如王希杰:“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就是‘修辞’,同‘语音、词汇、语法’相提并论的‘修辞’。”(28)可见,《文心雕龙》中“修辞”这一术语的含义,相当于现代修辞学的含义。

  

   四、《文心雕龙》对语言运用的高度重视以及修辞学理论的建立

   中国古代修辞学是附属于文论的,研究中国传统修辞学离不开中国古代文论。《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巨著,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四部典籍,信手拈来,对偶典故,婉转自如,自始至终表现出对语言艺术的高度重视,是魏晋南北朝修辞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架构了中国古代修辞学的理论基础。

   刘勰的生平,史料记载较少,主要在《梁书·刘勰传》与《南史·刘勰传》中,《梁书·刘勰传》中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29)的记载,可见早孤的刘勰,具有笃志好学的秉性,熟读儒家典籍,他的儒家思想及对儒家经典的语言艺术的熟谙程度也从此扎下了根;《梁书·刘勰传》:“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纶,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30)可知刘勰在定林寺主要做与佛教有关的工作,即协助僧佑整理佛经典籍、编制目录、抄录群籍等,其整理、鉴别、归类、考订等功夫,无疑在提高了刘勰的佛学修养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其思辨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刘勰在投依僧佑的十余年,最重要的业绩是完成了不朽的著作《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序志》篇赞曰:“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从中可知这部著作是刘勰的精神寄托和希望。

   《文心雕龙·诸子》:“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道出了以文章流芳百世之心声,立言而追求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牢不可破的传统观念,扬雄有“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31)之宏愿,曹丕把文章称之为“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看重以文章名垂青史。刘勰在当时仕进坎坷的情况下,怀着立言不朽的强烈愿望呕心沥血完成著述,以对偶工整、辞藻华丽的骈文形式,把抽象的理论表达得非常形象,并且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对文学作品的文辞之美论述最为全面,表现出对语言艺术的格外重视。

   《文心雕龙》在《情采》篇中言“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表现出对作品修辞的赞美。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远远超出文学理论批评范畴,它实际上是以语言运用为本的思想理论体系。”(32)从不同的视角道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语言运用的重视程度。

   语言是文化、思想的载体,是文学艺术的第一要素。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33)语言与人的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

   吕叔湘认为:“文学作品是用语言作媒介,用语言把它写出来的。……就是讲思想,他的思想也不能赤裸裸地往作品里头搁呀,他还得给它穿上衣服呀,那就是语言了,他得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出来,总之还是离不开语言的。”(34)

   王宁先生说:“通常所说的‘修辞’,本来就寓于语言的正常法则之中去……文学家所说的超越语言的种种现象,其实正是被语言的正常法则在冥冥控制着。”(35)言明修辞与语言法则的关系,强调语言运用的重要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着力在探索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美,利用一切语言技巧使作品更好地传达出对生命的体认,极为重视作品的对偶工整、用典精切、音韵和谐以及辞藻华美。当时的文学评论者也极为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技巧。如西晋陆机作为文坛大家,不仅善于驾驭语言,而且《文赋》在许多地方重视语言及语言的运用,如谈到修辞造句:“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36)事物的形体千姿百态,文章的体裁屡次变迁;表达思想离不开艺术技巧,修辞造句要用优美的语言与和谐的声律。钟嵘论诗也具有重采的审美倾向,其《诗品》在强调作品有充实内容的同时,还要具备工美的语言形式,《诗品序》:“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37)可以看出钟嵘重视文学作品运用赋比兴的修辞手法,主张风骨、文采并重,《诗品》列为上品的曹植、张协、陆机、谢灵运等诗人,其作品皆为辞采华茂、文采富艳之作;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注重吸取与此有关的著述与言论,并加以完善与发展,他对于语言运用的关注,也是在这样的时代与环境下展开的。

   任何深刻的思想,只有用准确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才能成为现实的思想。语言是作者进行思维活动和表情达意的工具,也是一篇文章外在的物质形式,语言和文章的关系十分密切。刘勰在评论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对语言运用的重要性有着许多深刻的认识与阐述,略举几例以窥其全豹。

   《书记》:“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言辞犹如舌吐莲花,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别人,郑子产善于修辞,诸侯都依赖他,可见修辞之重要。

   《神思》:“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外物靠耳目来接触,语言主管它的表达机构,作为文学形象,是以语言为工具进行创作的。

   《声律》:“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语言是构成文章的关键。

   《练字》:“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语言文字就是表达思想的工具。

   《神思》:“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思想转化为文思,文思用语言来表达。语言文字表达得好,语言贴切时,就像天衣无缝,和思想完全相符;表达不准确,则与思想相差千里。这就说明为文时准确使用语言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对文学作品语言运用重要性的认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丰富的修辞学内容,奠定了中国古代修辞学理论的基础。可见刘勰对于作为研究语言运用科学的修辞学,在表情达意(或者说在文学)中的作用的认识。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宗经”是《文心雕龙》修辞学理论的总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概括了以“宗经”为理念和以经书简约、雅正的语言为范式的修辞观,强调经书是各种言论和文章的始祖:“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宗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修辞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贯穿于《文心雕龙》的修辞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刘勰在前人的基础上主张文质彬彬,情采兼备,即“文附质”“质待文”(《情采》),“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采》),内容和形式应该有机的统一,修辞为情理服务;在文质相符、内容决定形式的基础上,刘勰主张“巧辞”“文辞”,“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重视在文章写作中以真挚的情感作为建构修辞艺术的基石。

《文心雕龙》文体论提出了文体修辞的准则,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理论基础。《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二十篇,全面地考察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法则,其论文叙笔的总原则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探讨了各种文体的源流,解释了各种文体的名称,选取了各种文体的优秀篇章,陈述了各体的写作纲领与修辞原则。《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修辞原则来源于对各体文章写作实际的总结。如言及“箴”这种文体:“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夫箴诵于官……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箴》)箴的特点是讽诵官府得失的,要达到防范过失的要求,文词的修辞要准确。“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诔碑》)言碑文的写作,需要具备良史之才,要注重叙述盛德与清风亮节,从而达到昭示对象美行懿德与卓越功绩的修辞效果,这是碑文的修辞准则。刘勰同时也对不同文体的语言特点与风格加以归纳:“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定势》)在此,刘勰把相近的文体加以归类,指出不同体裁语言风格的具体要求,即文体不同,其语体风格也随之变化,从而揭示了文体修辞的特征。而《体性》篇:“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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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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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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