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渭:《晋书》的评价与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 次 更新时间:2020-04-09 22: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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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渭  
犹未尽意, 故取材而绘为图。其所绘有《西晋地理图》、《东晋地理图》、前赵和后赵等十六国疆域图。据称此乃补毕、方两家之缺陷。此外,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 对东晋南北朝地志, 也有整理补遗之功效。程旨云撰《中国历史地理·两晋篇》, 其篇首分弁言、晋代行政区域之演变、户口农田水利、都市与交通、边疆民族、民族大迁徙、民族血缘与民族文化、结论, 共8篇, 附有7表。各篇中又分有小子目。程氏认为两晋地理重点有三:行政区划之演变、南北交通之要道、民族意识之反应等, 其讲述较详。以行政区域之演变为例, 又细分为晋初之行政区划;行政区划之调整;州郡之侨置;东晋行政区划之再调整;十六国之疆域等5类来叙述。显然, 程氏两晋地理篇之旨趣, 已超越地理而深化到与地理有关的史实之研究。

民国时期, 对两晋职官之研究, 以论九品中正制者最为引人注目。而食货方面则以占田、课田制论述较多。但上述两方面的论著, 质量较优者, 似不多见。程树德于《九朝律考》中, 有《晋律考》3卷和《序》1篇, 有关两晋律令诸端, 从资料上大体理出头绪。此一时期, 继清人之后又补出《晋书》14表。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 综有爵位可考之宗室, 所得54王, 其有误者则正之, 漏者则补之, 疑者则阙之, 语简而要, 一般王侯爵位掌故, 大致齐备。秦氏《补异姓封爵表》, 对晋13等封爵, 分别制表以明之。于一爵之中, 又以先后为次, 年代失考者列于后。有的关系其世次, 而阙名待考者, 或纪传记载有误应加刊正者, 或世系无考者, 秦氏皆随文加案语说明, 以便查阅。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晋方镇年表》, 继清周济《晋略》诸表之后, 其《补晋执政表·序》云:“周氏疏舛尚多, 附列之人, 牵连及之, 可议尤众。兹表之作, 虽未敢以信后, 然错综全书, 详加校订, 有审且慎焉”。其两表凡有异周表者, 皆逐处注明, 以示补周表之不足。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 与万斯同表体例各异, 一重时序, 依时而列诸镇;一重方镇, 分州列表。体例既异, 则内容记述有别, 而吴表考证之多, 尤非万表所能及, 显见吴氏拾遗补阙之意。沈维贤《晋五胡表》, 以晋武帝泰始元年 (265年) 起表, 迄晋愍帝建兴四年 (316年) , 每年之下, 再分述有关西晋及诸胡史事。有关五胡之始兴, 及寇乱之情由, 且详为注释, 无论地域、种落、建国史实, 旁征博引, 条理分明。缪荃孙撰十六国中的四凉、夏、北燕六国百官表, 他在《后记》中说:“万季野 (斯同) 先生历代史表有汉、赵、后赵、成、秦、燕、后燕、南燕九国将相大臣表, 练立人 (恕) 补西秦百官表, 今补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夏、北燕六国表”。可知缪氏作表, 乃补清人之所阙。其体例虽仿万表, 而博稽群书, 按年比事, 纠误补阙, 所得六国百官共384条, 六国职官, 可以分别查稽。至此两晋十六国之志、表大略俱全, 表、志之作告一段落。志、表中之重复者, 或补其阙, 或补其不善, 除少数水平略低外, 绝大多数互见详略异同, 各具短长, 自可齐轸并驱, 为学人所用。故民国时期, 是《晋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及补志补表的最后完成时期, 其成绩是显著的。7

新中国五十年来对《晋书》的全面研究, 主要成就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校勘方面有全面总结吸收前人校勘成就的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校勘记》。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最早为吴则虞初点, 并作了《校勘记》长编。杨伯峻和张忱石在吴氏基础上, 正式进行全面校点, 并按统一体例出《校勘记》。《载记》部分则是由唐长孺校点的。全书《校勘记》共计约2156条 (包括何超《音义》5卷注) , 减去重复的51条, 共有2105条。杨、唐等自出《校勘记》1385条, 为校勘总数的66%, 其余吸取26家校勘和研究成果共1142条, 为总数的34%。杨、唐等自校所出《校勘记》约占三分之二, 足见其用功之勤。杨、张二人的校勘, 以志为最多, 又可见其对典制之重视。以《校勘记》内容分类, 对《晋书》原文衍、脱、错字、字句倒误的校勘共约611条, 订正各种类型的人名错误约329条, 史实错误近100条, 记日干支错误92条, 年、月时间错误约117条, 地名错误约103条。8杨氏等校勘所用除宋、元、明、殿、百纳本外, 还采用敦煌石室《晋书》残本、各种类书、典制、金石、《通鉴》原文、考异、胡注等古籍, 各种资料, 基本网罗殆尽。故所出之《校勘记》, 绝大多数不是用一条或二条证据, 而是用三、四、五、六条或更多的证据。这比清人校勘常只用一、二条证据, 有的虽指出错误, 但不知何据, 更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唯其搜集资料最为丰富, 所以其《校勘记》才有可能比其他各家总和多出一倍。而且杨、唐、张氏等在采用其他各家校勘成果时, 常用多条材料加以补正, 这类补正各家的校勘记共约279条, 占所吸取前人校勘记的38%。因此, 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 不仅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好的, 而且其所出《校勘记》对研究《晋书》和晋史,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论《晋书》7条中, 指出唐修《晋书》之源的王隐《晋书》、孙盛《晋阳秋》价值颇高;《晋书》“予诸旧作, 收获必多”, 意指其为新创之史著, 而非抄袭前人之作;以及《晋书》“荒怪”之说“正可见当时风气”诸点, 皆为评论《晋书》之高论。周一良关于《晋书》撰有札记53条。9其中有的实际上是短篇论文, 对晋史多有创见;多数则是关于《晋书》编纂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词的考订辨识。由于周氏对魏晋南北朝史造诣很深, 其札记水平颇高。如《〈晋书〉改易史料文字》、《〈刘元海载记〉删略》、《恨不杀汝》、《李氏称巴氐》诸条, 均为精彩之笔。其札记既揭示了唐人修《晋书》时采集资料之得失, 又澄清了某些史实真相。

第二、建国后关于专门研究《晋书》的论文, 大约有30余篇。其中内容包括唐代重修《晋书》的原因、编纂方针和指导思想、参纂人员、起止时间、取材来源、史实正误、《载记》与《十六国春秋》的关系、《晋书》的文学性、对《晋书》的总体评价等等。其中有些文章质量颇佳, 所获主要有三, 其一是对唐修《晋书》的原因、指导思想、起止时间、参撰人员、取材来源等问题, 基本予以解决;其二是对《晋书》的编纂方针和指导思想, 也大体明确;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对《晋书》的史学价值给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因为在千余年对《晋书》贬多于褒的情况下, 只有新中国的学者用唯物史观作指导, 才能突破封建传统偏见, 实事求是地对《晋书》的史学价值给予符合实际内容的充分肯定, 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可以说, 这既是对《晋书》在二十五史中地位的彻底翻案, 也是对《晋书》史学价值的总体性认识的一个飞跃。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属于断代史的共有4部, 论文集20部, 专著39部, 中国通史或专史中有关两晋卷共约20余部。古籍整理7部1。论文数量之多, 尤为可观。学者对晋史的研究与《晋书》研究之间, 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 研究晋史主要在揭示其各个领域的客观规律, 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联系在于, 在揭示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时, 必然会涉及两晋历史资料、典章制度、史实真伪、人物评价、文化遗产等, 而这些同《晋书》的编纂又息息相关。因此, 历史学者对晋史的全面深入研究, 为《晋书》的编纂研究打了坚实雄厚的基础。有关评价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很多, 在此本文难以一一作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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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 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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