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

——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 次 更新时间:2020-04-08 22: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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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数量达十五篇之多的《康子内外篇》真正完稿时间:一、1889年,康有为给沈曾植信中称《内外篇》的内容为“说天人之故”。以当时人的思维概念而言,“天”指“天命”、“天道”,有神明的意思,也有可能指“自然”(即今天的概念),“人”的指向是清楚的,指人的知觉、情感、理念和事功,包括“圣人”与“俗人”。“说天人之故”,即两者之间的关联及其原由。现存《康子内外篇》十五篇,虽说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但不是最主要的命题,如第一篇《阖辟篇》就不怎么言“天”而多言君权之运作。即康有可能在1889年所言之后又增加了许多内容。二、1898年,康在《我史》中说“推明太古洪水之事”,“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政教艺乐之事”。而现存《康子内外篇》十五篇中,没有“推明太古洪水之事”,也不分“内篇”“外篇”,与康在《我史》中所述不符。而“太古洪水”又牵涉到“洪水说”,我在后面还会再叙述。三、1890年康送《阖辟篇》给朱一新时,没有说明此为《内外篇》中的一篇。由此,我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康子内外篇》,包括“《清议报》本”和“康同璧家藏本”,康都有可能进行修改或重写。

   1898年9月20日,即戊戌政变的前一天,康有为离开北京,经天津搭船去上海。行前和途中,康对政变的消息是不知情的。9月24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派人在吴淞口接走了康,送至香港。据英方记载,康随身的行李并不多。戊戌政变后,康在北京和广州的家都被抄过。也就是说,康若有手稿随身,应是他于10月19日从香港到日本东京时所带,随行者有梁铁君、康同照、何树龄、叶湘南和两名仆人(他们有可能从广州康家中取走手稿)。但这些人(如叶湘南)都没有说明,曾在康家中取走过手稿;已在东京的梁启超也没有说明,康到达时有大量手稿随身。正因为如此,现存戊戌政变前康有为手稿资料数量极少,我对之是极其谨慎的。也因为如此,戊戌时期康、梁(尤其是梁)所宣称的康许多早期著作今天无法找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康有为手稿,大多是戊戌之后的,尤其是1900—1903年康在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期间所写的。

   康有为指责刘歆造假,称赞孔子“改制”(亦是造假),而他自己的纪录也不佳——《戊戌奏稿》作伪,《大同书》写作时间提前,《我史》制造前半部被抄后再获的谎言且准备修改。23《清议报》上“南海先生二十岁前旧稿”之语,当属出自或经过康有为之手,梁启超必不会自行添加。康将《阖辟篇》等九篇稿本交给梁启超的时间,当在1899年3月22日康乘船离开日本赴北美之前。然《阖辟篇》等九篇是康随身带来日本的“旧稿”吗?此时离“二十岁前”已经过了二十二年,若如果按《我史》的说法写于1886—1887年的话,也已经过了十二年!

   以我研究康有为思想的经验来看,康称“二十岁前旧稿”,未必完全说谎,很可能康在二十岁前已经有了最初的想法或作品,以后不断地修改。这也是大多数思想家的写作方式。康个人独特的性格是将其创制各种思想或学说的时间尽量提前,以说明他的领悟能力,以证明他的天才气质。这是有心“创制立教”的“新圣人”所必需具备的能力与气质。从《阖辟篇》等九篇的内容来看,从康有为所能获取知识的时间段来看,不太可能是二十岁前(即1877年前)的作品原样。1899年,《清议报》发表《阖辟篇》等九篇时,有着两个可能性:一是康随身带有二十二年前或十二年前的“旧稿”,发表前有所修改;二是康随身未带“旧稿”,根据其记忆而重写。无论是修改或重写,说的都是康在1899年的思想。

   既然我们可以推断康《阖辟篇》等九篇发表时有所修改,那么,剩下的六篇是否为1877年前即“二十岁前”或《我史》所称1886—1887年的原样?我以为,也是不可能的。我最重要的依据是:除了北京“康同璧家藏本”外,另有上海“康同凝家藏本”,存有“爱恶篇”“地势篇”“性学篇”“知言篇”“湿热篇”,计五篇,亦未注明属《康子内外篇》;且“康同璧家藏本”属他人的抄本,而“康同凝家藏本”则是康有为的亲笔手稿。24两个版本之间有异文。我以《地势篇》来说明。

   《地势篇》未刊于《清议报》,其中谈到了“昆仑”,谈到了“北龙”、“中龙”和“西龙”(阿姆河),谈到了“泰西之学所由出于印度”。这些正是“地顶说”的内容。故详细开列该篇康有为亲笔之件,即“康同凝家藏本”,并试作解读:

   中国之学,义学也,私学也。自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分良别贱,尊中国而称夷狄,皆是也。诸圣人所传如此。虽然,非圣人能为之也,天为之也。

   此段所言为“圣人”与“天”的关系。康有为称之“中国”,与印度、伊斯兰教、欧洲相对(后将说明);称之“义”,与“仁”相对;称之“私”,与“公”相对;称之“圣人”,与“天”相对。而“尊”“卑”等义项,与“平等”相对(后将说明)。

   天之营中国也,自昆仑发脉以来,地势东趋,江、河东流。北自天山分脉,南行为祁连、太行,东走医巫闾,内绕而为泰山;南自岷山、川、黔、闽、粤,而环抱于江、浙。前则高丽、日本横为案焉;后则藏地、重岭作护。雅鲁藏布江分印度、中国之界。龙沙江、槟榔江汇为潞江为一重,澜沧为第二重,鸦礲、金沙为第三重,皆万数千里,横亘南北,独流无支,在川、藏千里内横水横岭重重护之。崇山树其域,大海面其前,逼隘褊促于数千里间,欲稍舒张而无地矣。太行以界大塞,五岭以界闽、粤,其山水之向已有不同,故久而后得之。若滇南、交趾,则沦于边夷为多,由其地间于藏江及潞江、澜沧江之间,非尽源于中国,故其君属于中国、印度之间,其师在儒、佛之际。

   此段所言为“天”作“地势”,由昆仑发端向东发展的一路,即中国文明。山岭与河流的走向,决定其发展路线、地域及其规模限制。康有为的这段话,与《万木草堂口说》中的内容极其相似:“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黄河,流入中国”;“昆仑出天山、杭海山、大金山,走兴安岭、走大加海”;“四川亦近昆仑(地顶)”;“中国向东”;“中国去昆仑近,开国早”;“山西为中国地顶,面向黄河,左氏所谓‘表里山河’”。尤其是“中国向东”一句,若未看到康的上引言论,还真不解其意。康没有直接说“黄河”,而是统称“江、河”,指长江与黄河及其上游支流。康又特别指出了雅鲁藏布江(指中下游的一段,即印度所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分开了中国与印度;潞江(即今怒江,下游为萨尔温江)、澜沧江(下游为湄公河)、鸦礲即雅砻江、金沙江因横断山脉而形成南北流向(著名的“三江并流”即在此地);太行山所分开的大塞(要塞,指塞北地区)、五岭所分开的闽、粤,因地势的走向而较晚才归属于中国。“滇南”(似指云南之南部及今印度西北部、缅甸、老挝等广大区域)、“交趾”(指今越南北部)因处在藏江(即雅鲁藏布江)、潞江(怒江)、澜沧江之三江地区(康主要指三江中下游地区),政治属于中国与印度之间、文化上属于佛教与儒学之间。康的这段话,即以“天”造成的“地势”最终决定中国文明命运,自然是荒诞的,“地势”不是由“天”造成的;但从地理形势来谈中国文明的发展趋势与限制,颇有新意,尽管对照中外历史是不精准的。至于最后一点,即康对云南之南、越南北部(东南亚北部地区)的政治与文明的归属,从地理形势到政治历史皆有误,由此可知康对这些地区的地理与历史知识也是不准确的。

   朝鲜则山脉同出而水不同,故隶属之也,而不能同为内地。若日本、暹罗及南洋诸岛,则不过禀气于昆仑,绝非中国山川之支属,但以中国为东地之宗子,故来相朝宗、时奉其教而已。大漠以外山川皆为北龙,故中国亦不能服之,不宜为雄长焉。故曰:非圣人能为之也,天也。以环境皆山,气无自出,故孔子之教未尝远行。数千年未闻有如佛之高僧、耶稣之神父、牧师传教于异域者,盖地势使然。人民感其气而生,无以易之也。惟日本、高丽用我孔子之教者,以日本为天山、金山之余气出,既后矣,气既薄矣,不能复生圣人,而江、河二川长驱东驶,有飞渡之势,水流所趋,染荡自致。此日本所以用中学也。

   此段所言为由“天”造成的“地势”,决定了中国文明外传的范围与限制。朝鲜、日本、暹罗(今泰国)和南洋诸岛(康有为可能指苏禄、爪哇等处),因地势而只能成为藩属国,成为汉文化圈之内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北龙”,这应是《万木草堂口说》中“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额尔齐斯河,流入俄国”之意,康在此处变成了中国文明不可跨越到“大漠以外”的因素。康于此还得出新的结论:“天”造成的“地势”使得“孔子之教未尝远行”(康后面还会继续证明此说)。

   若印度则为昆仑中龙,故能自出圣人,造为文字政教。川原平衍八千里,故其教多仁而平等也。中国地域有截,故古今常一统,少分而旋合焉。印度、泰西山水极散,气不团聚,故古今常为列国。即偶成一统,未几而散为列国焉。其师之教亦祖佛之说,而以平等为教,亦其地气为之也。夫敛者、专者、义者,皆引而入内之意也;散者、辟者、仁者,皆荡而出外之意。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出中国,而佛氏、耶稣、泰西而能肆行于地球也。皆非圣人所能为也,地气为之也,天也。昔尝思西藏、印度与我疆域逾隔不远,而佛法能东来,而儒教不能西行者,何哉?盖印度之为国向南,襟带南海,海水东流,故能至中国也。中国之山川皆奔趋向东,无一向西者,故儒教大行于日本,而无一字飞出于印度,盖亦山川为之也。

   康有为此处的“昆仑中龙”,当为其在《万木草堂口说》中“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印度河,流入印度”。康称印度“能自出圣人,造为文字政教”,但不再说明位于“地顶”的“昆仑”是其文明的来源,不再说明作为“中龙”的“印度河”是文明的传播路线,而是宣称印度的地势造成其教“多仁而平等”。康称之为“仁”,与其开篇中的“义学”相对,称之为“平等”,与开篇中的“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分良别贱”相对。平散广漫的地势,造成印度(亦包括欧洲)多国并存,难以一统。康再次说明中华文明(“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外传的原因,是超越了“圣人”的“所能”,是“地气”所为,是“天”决定的;而佛教能外传,在于印度地势向南,面对海洋,由印度洋东流而至中国。然康所说海洋传教,与小乘佛教的传播路线相近,与大乘佛教的主要传播路线似有不同。

   马哈墨河(何——引者注)以能立教也?盖昆仑西龙阿母河水西流,山川随之,为一大都会焉。此所以自有君、师,能成一局也。

   至此,康在《万木草堂口说》中“昆仑有四大金龙池”全部出现了,但他没有提到波斯或小亚细亚的早期文明,也不再说明“马哈墨”(穆罕默德)之教从婆罗门教“转手”,而是径称源自“昆仑西龙”的“阿母(姆)河水西流”直接创造了伊斯兰教文明。

   欧洲山川之散极矣,地中海备四方之向,其山亦然,此所以伊古以来诸国并立也。亚非利阿在其南,印度海西流阻于是焉,此泰西之学所由出于印度也。地中海之水怒而欲出红海,近者里息勃斯开苏夷士河,地中海水泻而东来,泰西之政教大行于亚洲必矣。亚墨利加洲山川面向于东,有朝宗欧洲之意,此欧洲之教政所以操柄风行于美洲也。若是者,亦非人为之也,天也。25

康有为最后描写了欧洲的地理形势,指出“泰西之学所由出于印度”,这与《万木草堂口说》是一致的。他又提出了两个新说: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泰西之政教大行于亚洲”;二、美洲的山河向东,位于其西的欧洲政教由此“操柄风行于美洲”。前者与“地势说”似有矛盾,地势是由“天”造成,圣人亦不可为;而人为的苏伊士运河却可以改变地势,使得西方文明传到亚洲来。后者的描绘并不准确,南北美洲虽是西高东低,但其主要河流走向并非全是由西向东,且此类言论不见于《万木草堂口说》《万木草堂讲义纲要》等记载之中。康在万木草堂讲到美洲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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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2020,(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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