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国权”与“人权”之纽结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辨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4 次 更新时间:2020-03-25 2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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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 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

   [3]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署名“守常”;见《李大钊全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4] 参见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第17、209页。

   [6] 参见黄玉顺:《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7] 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

   [8]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原载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9] 学界所谓“大五四”指新文化运动,“小五四”指五四运动。

   [10]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11] 参见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科玄论战”是由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发表“人生观”演讲而引发的,而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参见张君劢:《人生观》,原刊于《清华周刊》第272期;收入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12月版;汪孟邹编《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12月版。

   [13] 参见黄玉顺:《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14] 黄玉顺:《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5]“全盘反传统”这个判断,我后来加以纠正,参见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16] 杜亚泉主编《东方杂志》历时9年,即从1911年到1920年。“东方文化派”指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群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主张调和新旧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征、张君励、章士钊等。

   [17] 黄玉顺:《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见氏著文集《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185页。

   [18]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称帝,废民国年号,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于1916年3月23日下令恢复“民国”年号;于1916年6月6日病逝。

   [19] 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意大利总理奥兰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

   [20]美国也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因为在国会表决时遭到多数反对。不仅如此,美国后来还倡议召开了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使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1922年2月4日),中国得以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其实,中国起初连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都没有,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得以参会。

   [21] 参见黄玉顺:《中国之自由精神》,见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75-76页。

   [22] 这7点主张是: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23]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创刊号,1986年8月。

   [24] 正如上文已经阐明的:这里“反封”这个措辞是不确切的。

   [25] 刘悦笛:《“救亡压倒启蒙”:本无可争议》,《社会科学报》第1577期。

   [26]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创刊号,1986年8月。

   [27] 李泽厚:《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28]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29]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30] 黄玉顺:《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界》2006年第5期;《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

   [31] 黄玉顺:《评“自由儒学”的创构——读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当代儒学》第12辑,杨永明、郭萍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另见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代序,齐鲁书社2017年11月版。

   [32] 黄玉顺:《中国之自由精神》,见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77页。

   [33] 参见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学术界》2001年第3期。

   [34]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1919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35](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36] 黄玉顺:《五四的自由理念》,见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87-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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