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国权”与“人权”之纽结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辨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4 次 更新时间:2020-03-25 2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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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大本营乃是《新青年》杂志,因此:《新青年》的宗旨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新青年》宗旨的变化,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概念的变化,其涵义有广狭之别:

   1、新文化运动的三段式划分

   (1)第一涵义、即最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为期三年,截止于1918年底。本来,按照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的宣示,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乃是“人权与科学”(并不是“民主与科学”)甚或就是“人权”;而到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标志着该杂志作者群体的分化,《新青年》逐渐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这个转变对于半年之后出现五四运动具有重大的背景意义;而五四运动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趋势,从五四运动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130余篇。

   (2)第二涵义、即较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为期五年,截止于1920年。从1920年9月第8卷开始,《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年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其宗旨显然已再不是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的“人权”理念了,而是“共产主义”理念,尤其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的“阶级斗争”。

   (3)第三涵义、即最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为期八年,截止于1923年。当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并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同年2月,爆发了著名的、影响极其深远的“人生观论战”(或称“科玄论战”)[11],标志着现代新儒家登上了历史舞台。[12] 至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三元格局”(自由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新儒家)正式形成,至今尚未根本改变。[13]

   显然,最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上述最狭义、即第一涵义的概念,即1915年9月至1918年10月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根本宗旨是“人权”。

   2、新文化运动的两段式划分

   上述三段式划分,其着眼点是《新青年》的性质和宗旨的转变。我还曾有一种两段式划分,将广义的、即第三涵义的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段。这种划分基于我对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三9现象”的观察。[14] 所谓“三9现象”,是说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三个重大转折性的年头都带着“9”字,我称之为三个历史“拐点”,那就是1919年、1949年和1989年。其中第一个带“9”字的年头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年头,它将历时八年的广义新文化运动一分为二。对此,我曾这样加以描述:

  

   这个思想运动可以1919年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段。

   前一阶段,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到1918年这么几年当中,全中国的知识界分成两个阵营:一边就是那些前朝遗老,留着辫子的人,也就是保守的保皇派;另一边就是越来越多的激进派。这些激进派怎么样呢?那就是全部一边倒,也就是我开头所说的“两个全盘”: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15] ……

   到1918年底,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随后1919年,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组团到欧洲去考察。……他们到了欧洲一看,满目凋零,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种末世的颓废和悲哀之中,西方所有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一致在反思和怀疑自己的文化。……中国去考察的那些人就想:我们还学什么呢?连先生自己都出问题了嘛!那该怎么办呢?面临另外的选择,就是两条路:

   一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一下子出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间是在1918年,代表人物是李大钊,他开始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另一条道路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派”[16] 的崛起。[17]

  

   这就是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绝不是一回事,不能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

  

   二、什么是“五四运动”

  

   最粗略的观察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不同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于它并不是一场时代性的“文化”运动,而是一场时事性的政治运动。当然,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五四运动同样具有深刻的内涵。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宗旨

   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宗旨,一种标准化的概括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这个概括值得分析:

   1、五四运动并非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

   说五四运动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这个判断值得商榷。这里所谓“封建主义”,其矛头所指显然是中华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然而稍作思考即可知道,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体制,事实上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封建”,既非中国古代西周式的封建,也非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feudalism),而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共和”(除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2日至1916年3月23日的短暂称帝外)[18]。正如上文已经讲过的,当时的中国并非所谓“封建”社会;早在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而且,即便将“割据”“分裂”状态说成是“封建”,北洋政府也不是封建的:五四运动时期的皖系政府所谋求的恰恰是政治统一,直系为推翻皖系而打的旗号正是反对这种统一;后来直系政府也谋求政治统一,而与之对抗的力量也是这种反对这种统一,所打的是“自治”“联省自治”等旗号。

   况且,五四运动所针对的国内对象也并非整个北洋政府,而是当时“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所指的“国贼”,具体所指的是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其实,北洋政府也非什么“卖国”政府,恰恰相反,北洋政府也是相当“反帝”的,也是民族主义的,开创了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主动收回租界的先河,先后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俄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英国在厦门的租界、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等。

   其实,北洋政府时期乃是中国社会首次实行全方位、大规模的现代转型的时期。在经济上,北洋政府时期的成绩骄人,史学界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兹不赘述。在文化上,北洋政府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时期。正是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思想环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2、五四运动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确实,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这个判断是没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的口号中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诸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 “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

   五四运动之所以是“反帝”运动,这是因为:运动爆发的缘由,就是因为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不顾中国的权益,要将德国原来在山东的一些特权转让给日本,导致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浪潮。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不仅指日本,而且指主导巴黎和会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支持日本的英国和法国):当时主导会议的是由英、美、法、意、日各出2名代表所组成的10人最高理事会(“十巨头”会议);决策的是英、美、法、意4国首脑会议(“四巨头”会议)[19],而实际上是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议(“三巨头”会议)。这些发达国家也就是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帝国主义”。

   简言之,五四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反封”,而是“反帝”。因此,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人权”(personal

   rights),那么,五四运动的宗旨则是“国权”(national rights),即通常所说的“民族自决权”(the

   national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所以该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便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因为“国贼”意味着“丧权辱国”。

   (二)“五四运动”的概念

   综上所述,严格意义的“五四运动”,特指1919年的那场只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反帝运动: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运动爆发;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的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20],运动结束。

   这就是说,五四运动的宗旨,否定性的表达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肯定性的表达就是发扬国族主义,亦即“国权”;而上文已经谈过,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则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显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

   当然,我们说五四运动就是一场“反帝”、争取“国权”的运动,这并不否定五四运动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但无可辩驳的是,正是、而且唯有在“反帝”这一点上,各派力量才形成了统一战线,也才会有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这也表明,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并不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而是国族主义(nationalism)。[21]

   此外,五四运动的“反帝”还有一个重大背景不可忽视,那就是:西方的英、美、法所主导的巴黎和会,乃是将苏维埃俄国排斥在外的;和会的另外一个重大议程,乃是筹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旨在对抗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这表明五四运动的“反帝”必将导向政治上的苏俄道路。唯其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会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崛起。

  

   三、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

  

   本文强调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严格区分开来,并不是说两者之间毫无关联,而是想说明:将两者混称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势必遮蔽某些东西,这不仅有碍于我们对五四运动本身与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认知,而且因此而有碍于我们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认知。因此,问题在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一)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分际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但那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并不是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五四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可以肯定,即便没有发生新文化运动,同样会爆发五四运动。

   1、现象

   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有趣现象:当时《新青年》杂志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更不是运动的组织者。陈独秀在运动中的表现,并不是以《新青年》杂志发声,而是迟至6月11日才跑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并被捕,从而导致《新青年》停刊半年之久。

其实,最早促成五四运动爆发的甚至不是学生团体,而是北京各团体及各界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19年2月16日,林长民(北洋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事务长)任理事长,与其他理事汪大燮(北洋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梁启超、蔡元培、熊希龄、范源濂、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等组成10人理事会;紧接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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