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国权”与“人权”之纽结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辨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4 次 更新时间:2020-03-25 2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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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旨在说明:如果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并非下面这样的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

  

    新文化运动 → 五四运动

  

   而是下面这样一种关系: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        ↗

    个体主义    国族主义

                 ↖↗

               现代性

     

   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两者共同产生于一个更大更深的背景,即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根源,那就是国族时代(the times of nations)的现代性(modernity)的一个内在的深层悖论。

   1.现代性悖论的一般性分析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以来,世界进入了国族时代,国族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我曾反复多次指出:现代性与国族性是互为函项的。[30]“国族主义”(nationalism)其实既非贬义的,也非褒义的,而是对于国族时代的一种普遍必然现象的一个中性描述。

  

   在这个国族时代,个人与国族是密不可分的。于是,政治生活中始终有一个根本性的困扰,那就是个人主义与国族主义(nationalism)(或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之间的张力。……当倾向于个体时,就会走向自由主义;当倾向于国族时,就会走向国家主义……国族时代的政治生活,就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31]

  

   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主体”(subject)或“主体性”(subjectivity)。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个体性(individuality)或个体主体性(individual subjectivity);但现代性同时蕴涵着国族性,即伴随着现代国族(nation)的兴起。对此,我曾加以分析:

  

   人类的历史,就是两种主体活动的历史:个体,群体。而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就其“主体意识”而言,也就是两种:个体意识就是个人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国内问题上;群体意识就是民族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如果在国际关系上把一个民族国家视为一个个体,则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一种个人主义或曰个体主义;结果我们看到,现代所谓“国际关系准则”往往正是个人主义原则的扩大而已)。这是理解现代历史的一大关键,解开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在国内,个人主义的表现就是自由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所以要反封建;在国际,民族主义的表现却有两种情形:一方面是先发展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后发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32]

  

   于是,个体主体性便呈现出双重性:在国内问题上,个体就是个人,这是现代性的个体主义的根由;然而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族就是一个个体,这是现代性的国族主义、集体主义的根由。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国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构的。而当一个国族在国际上面临生存危机时,它就需要内在集中凝聚力量,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后发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与现代化路径,往往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各种形式的威权主义。[33]

   自由问题亦然,迄今为止,国族时代的自由主义其实蕴涵着两个维度的自由观念:个人个体(a person as an

   individual)的自由;国族个体(a nation as an individual)的自由。当一个国族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时,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20世纪的德国、苏俄、中国都是明显的例证;目前西方“白左”政策的后果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是一个现实的例证。

   2.现代性悖论在两个运动间的体现

   上文谈到,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所陈“六义”,并未提及“民主”,而是谈“人权”;然而到1919年,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则又是另一种概括——“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后来流行的“民主与科学”[34]。这个变化及其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值得深究:

   (1)新文化运动所凸显的不是“民主”,而是“人权”,即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取向。这是因为“民主”并不能涵盖《敬告青年》中的一系列关键词“自主”、“自由”、“平等”、“人权”、“权利”;相反,“人权”这个概念可以涵盖“民主”,因为民主只是人权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种落实。如果脱离了人权,民主就可能变为民粹;如果脱离了个人自由,平等也可能变成民粹,这特别体现在它与国族主义结合之际,而争取“国权”的五四运动正是其典型表现。

   (2)五四运动所凸显的不再是“人权”,而是“民主”。过去有一种说法,称五四运动之前是“旧民主主义”、之后是“新民主主义”,即都归为“民主主义”,这也不无道理,即: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五四运动的“民主”是不同的,前者是个体主义的,后者是国族主义的。所以才有刚才提到的陈独秀《新青年》的转变:

  

   我们不妨再回头去看看陈独秀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你瞧,在陈独秀心目中,引进民主与科学的目的,在于“救治中国”。原来如此。说到底,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以来的强大主题,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民主与科学”,它们不是目的,而是“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的手段。陈独秀一生思想数变,而民族主义则是一以贯之的精神。

   不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思想精英们无不以民族主义精神为动力;而且不特五四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思潮无不贯穿民族主义精神。林毓生曾指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35] 这是颇有见地的。民族主义,这实在是理解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是有其深刻的世界历史背景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理解整个世界现代历史的一大关键。一部现代世界史,可以说是一部民族国家竞争史,这里,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只不过扮演了一种工具的角色。[36]

  

   这就是现代性的深刻悖论在五四运动中的体现。新文化运动所凸显的是个人的自由权利,而五四运动所凸显的则是国族的自由权利;当然,后者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即导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崛起,并进一步导向了现代新儒家的出场。

   总而言之,常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固然,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历时八年,即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科玄论战”爆发、现代新儒家出场,最终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延续至今的“三元格局”。但是,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其宗旨是“人权”,历时三年,即从《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月发表陈独秀《敬告青年》到1918年11月发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思想潮流发生了路径转向,即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与国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运动的宗旨不是“人权”,而是“国权”。当然,这种转向的深层根源蕴涵在国族时代的现代性之中,即个体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的张力,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新文化运动是国内性的国民的个体主体性运动,而五四运动是国际性的国族的集体主体性运动。

  

  

   参考文献:

   [1] 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 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

   [3]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署名“守常”;见《李大钊全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4] 参见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第17、209页。

   [6] 参见黄玉顺:《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7] 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

   [8]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原载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9] 学界所谓“大五四”指新文化运动,“小五四”指五四运动。

   [10]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11] 参见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科玄论战”是由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发表“人生观”演讲而引发的,而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参见张君劢:《人生观》,原刊于《清华周刊》第272期;收入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12月版;汪孟邹编《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12月版。

   [13] 参见黄玉顺:《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14] 黄玉顺:《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5]“全盘反传统”这个判断,我后来加以纠正,参见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16] 杜亚泉主编《东方杂志》历时9年,即从1911年到1920年。“东方文化派”指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群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主张调和新旧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征、张君励、章士钊等。

[17] 黄玉顺:《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见氏著文集《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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