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未来最好不要由我们决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9 次 更新时间:2020-03-22 1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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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进入专栏)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写完上述文字三个月后,哲人尼采与诗人海子都坠入了生命的黑夜;但是亲爱的朋友,请不要怀疑他们,这些不幸但又幸福的人是如此地热爱生活,在心灵深处感受到饱满的喜悦。”

  

   学生:陈老师,您认为哲学在当今中国应该肩负起怎样的历史使命,哲学家应采取何种态度?

  

   陈:这里提到的两个方面都有待澄清,一个是历史使命。另一个是有没有当今中国的哲学。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对基本概念结构的梳理,那么我要说,中国没有明显的哲学传统,这一类型的思考在中国不十分发达,今天就更说不上有什么中国的哲学了——当然我这是在狭义上讲哲学,中国有一个独特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很发达。

  

   学生: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可以没有哲学吗?

  

   陈:我想狭义的哲学不是必需的。是否一定要产生哲学这种高级形态的精神形式?我觉得,那就像一座漂亮的宫殿,像故宫,印第安人没有故宫,可是他们照样生活。高级文化形态,它没有的时候并不必然有,但一旦有了之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个装饰。就像故宫一样,它可以不存在,可是一旦有了故宫,它对于整个皇权政治、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都会有深远影响。哲学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的。依我的了解,哲学独独属于希腊,每个民族都关心自己的基本概念的意义,却只有希腊人关心概念的结构,对结构的关心把他们引向一个客观的世界,发展出一种科学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后人无不认识到,希腊是欧洲的故乡,希腊哲学培养起了近代科学的精神。至于中国,我们将成为欧化世界的一个新成员,还是发展出一种自己的哲学,或某种不是哲学却具有基本力量的精神形态,这些都在未定之天。

  

   学生:那么,我们的使命是否就在于发展出这样一种精神形态呢?

  

   陈:我们本来就要谈到另一个方面,即历史使命。使命感也许是个正面的词,但很容易夸张,甚至一动就想引导历史。以前人们以为历史有个必然走向,真的、正确的,就是符合历史大方向。我以为这种讲法不成立。未来有没有必然走向,这已经有疑问。这走向是不是一定好,更没有先验的结论。对求真的人来说,首先要了解自己身处何方,自己的时代身处何方,这样才能让未来作为可能性展现出来,至于哪种可能性最终实现了,不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而且最好不由我们决定。我们要做的,是摆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那么历史无论怎么走,都会少一点自欺。

  

   学生:为什么未来最好不要由我们来决定呢?

  

   陈:我们现代人,谁愿为儿女指定职业,包办婚姻?当然,我们难免依照自己的幸福观为儿女去创造条件,防止那些和我们的观念极端冲突的可能性,但从原则上,我们希望看到一次新的生命,而不是我们自己一生的一个克隆。

  

   学生: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想法好像和古人的想法很不一样。

  

   陈: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出人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然这一点也可以从别的角度加以描述,怎样系统地把这种转变描述出来,我们还要切实考察潜心梳理。现在国内描述现代性的文章,多数只及皮毛,就是谁平常都看到的说到的那些东西,没有加深我们的领会,所以也没有开拓我们的视野。也有不少毫无分析,单就是骂世,博个喝彩——骂世的东西,听众总是很愿意来附和的,虽然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无非因为你我是这个样子,不过骂一骂,至少在观念上感觉上能把自己提升一点。人总希望比自己的实际所是好一点儿,这种天性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信心。

  

   学生:如果我们不想决定历史,那我们还要不要介入历史呢?五四时期的中国和五月风暴的法国,知识界有一种"介入历史"的强烈呼声,今天我们仍然听到这样的呼声。

  

   陈:一般说来,我不愿把人的生活,包括学术活动,把它看作历史的一部分,相反,我宁愿把历史感看作你当下生存的一部分。一位画家,他是否想使自己的作品取得一定的历史地位,这对于作品本身而言是相当外在的,他的力量可能来自同情心,来自观察力,当然也可能来自历史使命感。历史使命感并不比别的动因格外能增加作品的历史力量和历史意义。对于历史来说,你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都不重要。历史这个词从根本意义上是讲"过去",我们无法对未来讲历史。说要对将来的行为赋予历史意义,在原则上是不成立的。

  

   学生:您是说我们介入历史不是我们主观决定的,不是我们有意介入就能介入的。

  

   陈:我们行动的冲动多种多样,历史感只是其中的一种,它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是否造就历史与是否有历史感不一定有正面的联系。荷马在做史诗时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在文学史上造就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巨著。

  

   学生:就是说一个高喊历史感的时代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特别具有历史性,它只是一个历史感特别强烈的时代?

  

   陈:我不仅想说历史感和造就历史的力量是两回事,我还想区别历史感和高喊历史感,就是说,想把历史感和对历史感的爱好区分开来。喜欢谈历史感并不一定富有历史感,就如喜欢谈廉洁并不一定廉洁。

  

   学生:换言之,文学、哲学 、艺术这些作品具有历史意义并不是因为作者有历史感,历史意义的发生也许是出于某种更深的动机或动力。

  

   陈:或许可以这样说。

  

   学生:可是当我们身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么一个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变迁的时代,历史和历史意识无可避免地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中来,并且我们也无可避免地要意识到自己身处这样的境遇之中。

  

   陈:不错。当你说有一个更深的动机或动力时,我犹豫了一下。其实我更愿采用自己刚才的表述,即历史感只是诸种动力的一种,它有时真实有时虚假。至于说到眼下,谈到世纪末,特别是世纪末的中国人,他这种历史感几乎就是真实的,那是从我们的切身处境感受到的,我们的确就站在历史交接点上,我们无可避免地会对历史作大量的反省,会对自己的工作从历史角度做大量的反省。在这里,对切身处境的感受和历史感交织在一起。细说起来,"历史感"本来就该指对我们身在何处的感知、了解。在感受切身处境这一点上,我们最容易自欺。所谓深刻的历史感,就是扫开自欺,更真切地把握自己身在何处。在这个意义上,荷马当然十分富有历史感。不过,人们通常说到"历史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自己将在后人所写的历史中有何种地位,接近于"历史使命感"。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是个有疑问的提法。

  

   学生:那么,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体现了哲学与历史的哪一种关系呢?

  

   陈:海德格尔想塑造德国和世界的未来,然而,这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家并不比其他人更知道人将来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历史塑造自身,哲学的任务是为历史塑造自身提供更广阔的眼界。按说,海德格尔自己的时间学说比以往任何学说都更强有力地有助于我们看到历史和未来的真实联系,坚持从可能性来理解未来。可惜他不曾在这短短的政治实践中坚持这种眼界。不过,即使在理论上,他也不够透彻。他始终从因果关系或表里关系来看待西方历史和形而上学史,而不是把历史看作在某些可能性中的自由成长。

  

   学生:有些论者认为,海德格尔政治上幼稚,所以纳粹牵连本身倒可以原谅,无法原谅的是他始终不曾为这段经历道歉。

  

   陈:至于他为什么没有为纳粹牵连道歉,我猜想,当时舆论一边倒,整个世界都在鞭挞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加入这一谴责的行列也许在海德格尔看来既没必要也没资格。他在思想深处憎恨世界的技术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把美国、苏联等量齐观,希望是在德国,后来他不会再把纳粹德国当作楷模,但并不曾改变对美苏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他跳出来谴责德国,顶多也就是昆德拉意义上的"媚俗"而已,不可能拿出什么真识卓见。这只是猜想,不是系统研究后的结论——也不是说我同意他的沉默。

  

   学生:您能不能估价一下海德格尔哲学的历史作用?

  

   陈: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时间还太近了些。高级文化形态敞开了过于广阔的地平线,没有确定的作用方式,所以,事先没有人知道它的具体用途,基本上事后才看得到。就我多少把握得住的来说,海德格尔大规模地扭转了古典思维方向。

  

   学生:向何方扭转呢?

  

   陈:这种"扭转"本身甚至比导向何方还要来得重大。转向何方?我想哲学是一种对话,它是哲人之间的对话,然而,却是听众听到了什么,怎样听,决定了思想的命运。

  

   学生:为了让听众听到,我们不是该把哲学写得通俗一些吗?人们抱怨今天的哲学太专门了,太艰深了。

  

   陈:哲学讨论基本概念的结构,而基本概念必定是那些浸润在一般理解之中的概念,所以人人都对哲学讨论有似曾相识之感,从而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哲学讨论一定得让多数人都听得懂,才有意义。然而,基本概念并不等同于最日常的概念,哲学之所以对某些概念产生兴趣,是因为这些概念连接着我们的日常理解和科学、政治理念等等高级的知识形态。你不了解这些高级的知识形态,就不可能听懂哲学。历史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学养不深的诗人和小说家,但没有这样的哲学家。不是今天的哲学太艰深,哲学一向是艰深的,除非你把艾思奇那种《大众哲学》也算作哲学。哲学从来不曾直接面对民众,它总是通过一个有教养的阶层才会为民众所知晓。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愿说哲学对话"为了"让民众听到。通俗作家为了民众写作,要设法让民众听到。但就探求真理的活动而言——哲学、艺术、科学,都是探求真理的——我们是要设法向前多走一步,管不得别人怎样跟上来。当然,只要你的发现有价值,自然会有人愿意跟过来。

  

   学生:这个有教养的阶层指哪些人呢?

  

   陈:我是指科学家、教师、政治家、通俗作家,以及一部分企业家。当然,哲学著作也有深有浅,即使有教养有学识的人,多数也读不了海德格尔、拉康。不过,我们只有指望一个有教养的阶层作为潜在的评价者,否则演戏的看戏的都是同一圈人,这台戏很快就会失去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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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2001年第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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