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兼论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20-03-22 10: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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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则会出现相对价格的上升;(3)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以及相应的生产部门所使用资金的利润下降,而资本品生产部门以及生产资本品的生产部门所使用资金的利润则会上升;(4)进而,资金和非专门资产就会由消费品及其相关部门向资本品及其相关部门转移,由此往往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进而采用更加资本化或迂回化的生产方法。因此,随着储蓄的实际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都会趋于相对减少,最终建立起新的均衡。[37]那么,哈耶克的分析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事实上,哈耶克这里分析储蓄变化的引致因素时,仅仅考虑人们偏好的变动而没有考虑社会收入结构的变动,由此也就认定个人偏好和消费倾向具有相对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自愿储蓄(随收入提高)的增加也被视为稳定的,它只会引起均衡比例的移动而不会造成经济波动。正是基于这一分析逻辑,哈耶克认为,储蓄倾向的增加会促生产结构的稳定延长,而信贷扩张却对相对价格以及生产结构的波动产生影响。相应地,奥地利学派学者也就普遍反对高工资,其理由就在于,高工资不利于储蓄的增加,尤其不利于走出经济萧条。

   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哈耶克关于自愿储蓄影响生产结构的分析呢?这里,我们进行这样三方面的审视。(1)如果储蓄变动不是持续的而是受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并由此呈现出剧烈波动,那么,多变的储蓄必然就会影响生产和投资结构,导致储蓄与生产结构之间出现脱节,进而也就会扰乱生产进程。究其原因,生产结构的长度根本上决定于生产技术而非利率水平,相应地,生产结构也就具有相对(较长时间)的稳定性,自然也就无法跟随储蓄变动而作灵活调适。[38](2)如果自愿储蓄的引致因素主要不是源于个人偏好的永久改变而是源于市场马太效应所导向的收入差距拉大,那么,消费与储蓄之比例也就会随着社会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动,进而也就会影响生产结构并造成经济波动。究其原因,即使在个人偏好和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形下,收入差距拉大也会明显改变社会的消费和储蓄水平。(3)如果市场机制能够孕育出一种攀比式消费效应,那么,由低工资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储蓄就会有相应增加。究其原因,收入差距会激化产品的价格等级,高收入阶层会追求更高等级产品的消费,而低收入者也会受到这种消费风潮的驱动。基于这三方面的审视,自然也就可以得出这样三个逻辑论断:(1)信贷扩张带来的消费和投资更主要集中在高级产品及其相关产业上,这根本上不是政府政策所推动的结果,而是根植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2)不稳定的储蓄变动往往会滋生出一种幻觉效应,短期的储蓄增大往往使得厂商误以为利率的长期下降,从而激发出对高级产品的过度投资;(3)市场经济内生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仅会造成消费和储蓄比例的变化而改变生产结构,而且也会强化市场价格的分层而诱导出对高级产品的过大需求。

   显然,上述分析就显示出,造成生产结构波动和经济危机的主要或根本因素,与其说是外来冲击的干扰,不如说是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根本上说,这源于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以及相应的定价体系:较大的收入差距造成了产品价格的分层,而产品等级化和价格分层又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关于这一点,奥地利学派、美国制度学派以及马克思经济学等都做了部分剖析。同时,正如加尔布雷思指出的,随着生产者主权的兴起,逐利的企业家还会有意识地诱导人们非真实需要的奢侈性需求,并在相关产业上进行大量投资;进而,这些被诱导的需求一旦受到某些偶然因素冲击而缩减,就会造成整个需求链的突然崩溃,乃至爆发出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39]之所以如此又在于,一些行业或产品的超前需求,导致整个社会的投资结构出现了扭曲,进而造成产业结构与消费能力的失调。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市场中各产业阶段的比例失调问题,他写道:“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40]显然,要对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形成全面的认识,就必须将这些不同维度的认知有机契合起来。

   同时,信贷扩张本身也不是外生的,而是根植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是在逐利心驱动下的企业和银行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美国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就指出,银行信用的收缩根本上源自银行家的逐利本能以及对情势发展的不确定性,相应地,经济波动就是市场内生的。海曼.明斯基则强调,信贷扩张的动力根本上就来自金融部门内部的竞争性力量,一方面,经济上升时期的股价和利润上升往往会增加企业的信贷需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更愿意借钱;另一方面,随着抵押贷款等类型信贷产品的二级市场的发展,银行能够将许多发出的信贷卖出去,从而为信贷超发承担的风险就显著降低。在很大程度上,2008年经济危机就是在信贷监管放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借助不断创设的衍生金融工具而扩张信贷的结果。除此之外,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降金融自由化风潮弥漫于全球,结果导致银行危机更为频繁:在20世纪70年代到2007年期间,全球范围内爆发了124次系统性银行危机、208次货币危机和63次主权债务危机。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大家斯密、李嘉图等都主张禁止银行向投机的借款人发放银行券,但是,那些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自居的现代经济学人为何又如此相信私人具有高度理性而能够自我约束呢?曾长期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2008年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就承认,目前金融监管方式所赖以建立的理论本身存在缺陷,因为它假设自利性的组织尤其是银行最有能力保护股东和企业的权利。[41]

   当然,这里的分析并不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简单否定,因为它承袭了奥地利学派关于异质性生产结构而非总量的分析路线,也承认信贷扩张及其带来的利率变动对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扭曲,进而通过深入剖析生产过程的变动来揭示经济波动和周期。不过,这里的分析确实又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积极扬弃和推进,因为它进一步剖析了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内部结构,进而考察了信贷扩张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消费和生产结构的扭曲,进而揭示出了经济周期的市场内生性。之所以有此推进,根本上又在于本章提出的有别于奥地利学派的传导机制。其中,奥地利学派的根本传导机制是利率,利率变化引发资本品和消费的相对价格变动,而相对价格的变动引发了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动;同时,利率之所以出现变动,主要又在于银行的信贷收缩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与此不同,本章提出的根本传导机制是价格,不同等级产品的显著分层价格也就滋生出不同的利润水平,逐利厂商也就偏好生产和投资具有高额利润的高级产品;而价格之所以变动和日趋层级化,一方面源于市场马太效应产生的收入两极化,另一方面源于信用体系和信贷扩张等诱导出对高级产品的普遍需求。显然,正是基于利率传导机制,奥地利学派就将利率视为改变资本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唯一因素,进而也就过于偏重于分析资本品的生产和需求;相反,基于价格传导机制,我们的分析范围就可以包含所有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而利率则是影响相对价格的因素之一,信贷扩张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也就被纳入对不同等级的相对价格变动之中。这样,正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的引入,我们就得以深入剖析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内部结构,就可以更深层次地认识市场经济中的不当投资,进而揭示出根植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

   最后,基于价格传导机制,本章在经济危机的成因和形态上也就形成了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认知,这里再次进行简要的总结。第一,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信贷扩张导致利率下降,致使资本品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从而就会引起对资本品的过度投资,这也是奥地利学派认定的不当投资。但引入价格传导机制的分析却进一步发现,信贷扩张对生产和消费的刺激主要集中在高级产品领域,不仅出现不当投资,也出现不当消费;显然,两者都会造成产品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脱节。第二,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政府主导的信用收缩使得利率上升,进而导致高级财货的生产利润低于低级财货甚至出现高级财货的生产亏损,从而导致资源从高级财货部门流向低级财货,进而引发高级财货的产能闲置而出现经济危机。但引入价格传导机制的分析却进一步发现,即使没有政策性的信用收缩,由于锦标赛制市场价格也必然会引发产品结构(生产和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逐渐脱节,这导致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呆账不断增加,进而会引发银行信用的自动收缩;相应地,它首先冲击高级产品的需求和投资,继而引发高级产品的产能闲置,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第三,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如果生产的每一阶段都能获得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资本品和消费品之间就能达到均衡,进而生产结构和过程也就能持续维持下去;但是,政府错误的信贷政策却导致了不同阶段产生出不同的利润率,使得资本品和消费品之间出现失衡,进而导致这种生产过程和结构不可持续,最终也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其实,基于相似的逻辑同样可以得出,如果生产的每一阶段都能获得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资本品和消费品内部的)高级产品和低级产品之间就能达到均衡,进而生产结构和过程也就能持续维持下去;但是,市场马太效应带来的收入差距及其衍生出的等级定价体系却导致不同等级的产品生产面临着不同的利润率,这就使得高级产品和低级产品之间以及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出现结构性失衡,进而导致自发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结构不可持续,最终也就会爆发经济危机。既然如此,奥地利学派如何坚信其论断呢?

  

七、危机爆发的前夕:收入悬殊


   上面学理性剖析表明,经济危机根本上不是由外来冲击暂时打破均衡所引发的偶然现象,甚至也不是某种内部扰动对市场均衡过程的妨碍或搅乱,而是源自生产和消费间的结构性矛盾;同时,这种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在持续的超前消费所造成的高级产品的过度生产和投资,进而造成资本或经济剩余的过度消耗和枯竭。其中,经济危机前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因而收入差距的大小也是观察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指标。政治经济学界流传这样的一则有关经济危机的对话:小女孩问她爹:“家里为啥这么冷啊?”爹说:“咱家没有煤了啊。”小女孩又问:“为啥没有煤?”爹答道:“我失业了啊。”小女孩又问了一句:“那为什么你失业了?”爹回答道:“因为煤太多了。”[42]这里潜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煤炭生产过多而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过度投资导致社会大众缺乏购买煤炭的能力。

   正是由于社会经济问题根本上都根基于结构性矛盾,我们不能像卢卡斯那样简单地将经济萧条归咎于“自愿失业”而了事。[43]对此,布坎南就写道:“经济如果在收入和就业水平方面持续地发生大范围的波动,便可以认为是出现了结构失灵,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应该展开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结构根源,最终进行结构和制度改革。”[44]相应地,基于收入差距及其衍生的购买能力,就为我们观察和预测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进而也有助于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古典经济学时期分析经济危机的基本视角,这尤其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解剖中,他直接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由收入两极化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克思的基本分析逻辑是:生产资料为资本家占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社会收入的两极化发展→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长期的矛盾累积和扩散→普遍的生产过剩→触发因素的作用→全面的经济危机。

当然,马克思的分析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相应地,马克思致力于从社会体制和分配制度方面来挖掘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进而提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治本”主张。但同时,也正是由于马克思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从而也就难以为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人所认同和接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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